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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决定国运

作者:汪铮   来源:东方早报发布时间:2013/07/15
摘要:对于个人而言,取决一个人梦想成功与否的并非仅只是自身的能力、资源和际遇,人们常说“态度决定命运”。实际上和任何个人一样,一个国家的成功也绝非只取决于资源和力量这样的硬实力,甚至还不只是包括政策和理论这样的软实力,态度同样决定国运。

  近年来,猜疑与恐惧的幽灵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上空徘徊。由于金融危机和整个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人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日本以及欧洲都被一种恐惧和猜疑的心态所主导。一方面担心新兴力量的上升,一方面恐惧自身力量的下降,同时敏感于自身地位和利益的保持。以日本为例,由于经济发展的停滞,人口老龄化以及资源匮乏等种种问题,特别在核灾难之后,人们心理的创伤一时难以恢复,整个社会对于日本自身以及其他国家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近日本政治人物在历史问题以及钓鱼岛问题上的种种“反常”行为实际上都是这种失衡心态的表现。而在美国,由于金融危机以及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些人对于失去自身霸主地位的担心和恐惧与日俱增,也正是在这种心态的指引之下,美国实行了重返亚太的政策,围堵和遏制的政策行为正是恐惧和猜疑心态的具体表现。  心理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埃及前总统萨达特曾说:“埃以之间的问题70%以上都是心理层面的问题。”用这句话来形容当今的中美和中日关系也同样非常贴切。心态影响认知和判断,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政策和行为。

  负面的心态往往导致国家间把对方视为“恶邻”。在媒体和许多学者的认知之中,当前的中美和中日关系可能都并不乐观。然而这种认知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不是吗?今天的中美和中日之间事实上都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竞争,即便是所谓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处在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即便是中日之间存在的领土主权问题也不是新问题,同样也完全没有到双方要因此而“摊牌”的地步。相反,中美及中日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都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在中日和中美两对双边关系中,很多“战略”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是因为彼此对对方言行的过度解读,过度解读往往是因为过度想象,过度想象则是因为心理失衡。心理失衡是因为两个国家都处在巨大的变化之中,实力消长,前途不明,两国因此都处在一个不稳定的敏感时期。在一个国家经历危机实力下降的时候,另一个国家却在高度发展,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两国之间在所难免出现一些复杂的心理纠葛。特别是,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社会之中,那些向民众敲响“警世钟”,呼吁人们警惕别国“狼子野心”的学者或记者一般情况下更容易获得关注和支持。在负面心态的影响下,在一些媒体与舆论人物的推波助澜下,这些国家一步步地滑入相互猜疑防范的安全困境之中。

  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蓬勃向上的大国,但是却在这个时候也产生了与一个崛起大国不相适应的负面心态,这种负面心态特别集中地体现在媒体和网络之中。近年来,国内媒体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加之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使针对国际和外交问题的讨论大大增加。但是,如果我们翻看报纸、观看电视和网络,可以发现一种非常普遍的负面心态在蔓延。这些负面心态特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猜疑与怨恨。在别国由于中国的崛起而猜疑和恐惧中国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却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充满了猜疑,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媒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版本的美国阴谋论、日本阴谋论乃至菲律宾阴谋论。在中国蒸蒸日上的时候,我们有些人不是充满了向上的心态,却是充满了内心的恐惧,在别人防范中国的时候,处心积虑地考虑如何防范别人。一些人还是习惯于以一种受害者的心态揣摩别国的动向,摆脱不了历史旧怨的心结。我们必须知道,猜疑与怨恨都是非常有害的心态,它会使人难以客观和理智地看问题。特别是如果我们有众多的各类媒体每天都在播散各种对外国的猜疑和怨恨的话,这对整个民族,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世界观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第二,傲慢与偏见。中国的快速崛起使一些人失去了对自我的正确评价,仅只是阶段性的成功就让一些人盲目自信,不再有学习他国的意愿,也听不得任何反对的声音和不同的意见。我们的一些媒体也充满了戾气,经常有文章动不动就叫嚣要教训某个小国,要展示肌肉,要用武力和强权来解决问题。

  正是由于这些负面心态的影响,我们有时是在最需要谦虚亲和的时候盛气凌人,在最需要增信释疑的时候自己敏感多疑,在最需要向前看的时候却向后看,在最需要低姿态的时候高姿态,在最需要团结包容的时候狭隘偏激,在最需要志存高远和心无旁骛的时候却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和麻烦。

  外交政策本来像其他的公共政策一样是非常需要更多的探讨和辩论的,舆论和媒体的关注是好事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有关国际事务的讨论日益开放化和公开化的今天,我们需要特别警惕以下两个倾向:

  首先是关于外交和国际事务评论的商品化和商业化。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民众对国际问题的高度关注,许多媒体已经把国际问题的讨论以一种商业化的方式来运营。但是,以吸引受众的眼球为目的商业化的运作不免会使国际问题的讨论趋于简单化和片面化。媒体往往以简单来代替复杂,以情绪来代替理智,以偏激来代替周全。因而很多观点和评论充满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往往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和意图进行不切实际的解读和渲染。同时,在中国的媒体中也出现了一批知名度越来越高的国际问题的评论员,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恐怕并非真正用自己的学识来帮助民众更好地了解国际事务,而是“自觉”地充当了商业链条中的一环,为特定的更容易获取商业利益的立场而发声。我们应该知道,舆论开放的关键在于观点的真正多元,而不是在于有多少家报纸和电视台开始有更多的版面和栏目来公开地讨论外交和国际事务。

  第二个倾向是将正常的政策讨论动辄拔高到民族大义、爱国与否的高度。这样一种倾向的出现使得不同的声音很难发声,也使得人们难以客观公正地从多角度看待问题,一些评论都出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乃至民粹化的倾向。一些言论看似豪迈实则狭隘,看似爱国实则害国。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在世界已经处于全球化体系而中国已经站在全球化的潮头的时代,我们不能再以旧时代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来评判是非和指引行为。

  环顾世界,美欧日还沉浸于恐惧和猜疑之中,在一些穆斯林国家,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屈辱与积怨,以及被全球化遗忘的失落正在转化成为一种仇恨文化。在世界充满了负面心态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贡献出一种希望的文化,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中国应当不只是为世界提供经济发展的机遇,也应当以一种阳光积极的正心态与正能量来影响和带动世界。

  从心态和国家心理的意义上来说,中国梦的提出实际上是一种正心态和正能量的体现:我们现在还在追梦的路上,还需要艰苦的努力,有梦想才会虚心向上,才会不断自我完善,而不是固步自封;有梦想才能分清轻重缓急,不会因小失大;有梦想才会志存高远,放远眼光,而不会狭隘偏执。

  态度决定一切。回顾中国悠久的国家历程,我们不乏因心态问题而政策失误和误入歧途的例子,这其中既有因为傲慢与偏见而走向衰落的例子,也有因为成功和顺利而冲昏头脑于是急躁冒进的例子,还有因恐惧和猜疑而怯于行动从而丧失改革机遇的例子。正心态才能正行为。一个经历过百年国运浮沉的国家,一个有着千年文化底蕴的民族应该完全可以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和狭隘的民族主义。

  道路决定命运,心态也同样决定命运。

  790503.htm

  心态决定国运

  汪铮

  对于个人而言,取决一个人梦想成功与否的并非仅只是自身的能力、资源和际遇,人们常说“态度决定命运”。实际上和任何个人一样,一个国家的成功也绝非只取决于资源和力量这样的硬实力,甚至还不只是包括政策和理论这样的软实力,态度同样决定国运。

  近年来,猜疑与恐惧的幽灵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上空徘徊。由于金融危机和整个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人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日本以及欧洲都被一种恐惧和猜疑的心态所主导。一方面担心新兴力量的上升,一方面恐惧自身力量的下降,同时敏感于自身地位和利益的保持。以日本为例,由于经济发展的停滞,人口老龄化以及资源匮乏等种种问题,特别在核灾难之后,人们心理的创伤一时难以恢复,整个社会对于日本自身以及其他国家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近日本政治人物在历史问题以及钓鱼岛问题上的种种“反常”行为实际上都是这种失衡心态的表现。而在美国,由于金融危机以及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些人对于失去自身霸主地位的担心和恐惧与日俱增,也正是在这种心态的指引之下,美国实行了重返亚太的政策,围堵和遏制的政策行为正是恐惧和猜疑心态的具体表现。

  心理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埃及前总统萨达特曾说:“埃以之间的问题70%以上都是心理层面的问题。”用这句话来形容当今的中美和中日关系也同样非常贴切。心态影响认知和判断,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政策和行为。

  负面的心态往往导致国家间把对方视为“恶邻”。在媒体和许多学者的认知之中,当前的中美和中日关系可能都并不乐观。然而这种认知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不是吗?今天的中美和中日之间事实上都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竞争,即便是所谓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处在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即便是中日之间存在的领土主权问题也不是新问题,同样也完全没有到双方要因此而“摊牌”的地步。相反,中美及中日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都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在中日和中美两对双边关系中,很多“战略”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是因为彼此对对方言行的过度解读,过度解读往往是因为过度想象,过度想象则是因为心理失衡。心理失衡是因为两个国家都处在巨大的变化之中,实力消长,前途不明,两国因此都处在一个不稳定的敏感时期。在一个国家经历危机实力下降的时候,另一个国家却在高度发展,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两国之间在所难免出现一些复杂的心理纠葛。特别是,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社会之中,那些向民众敲响“警世钟”,呼吁人们警惕别国“狼子野心”的学者或记者一般情况下更容易获得关注和支持。在负面心态的影响下,在一些媒体与舆论人物的推波助澜下,这些国家一步步地滑入相互猜疑防范的安全困境之中。

  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蓬勃向上的大国,但是却在这个时候也产生了与一个崛起大国不相适应的负面心态,这种负面心态特别集中地体现在媒体和网络之中。近年来,国内媒体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加之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使针对国际和外交问题的讨论大大增加。但是,如果我们翻看报纸、观看电视和网络,可以发现一种非常普遍的负面心态在蔓延。这些负面心态特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猜疑与怨恨。在别国由于中国的崛起而猜疑和恐惧中国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却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充满了猜疑,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媒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版本的美国阴谋论、日本阴谋论乃至菲律宾阴谋论。在中国蒸蒸日上的时候,我们有些人不是充满了向上的心态,却是充满了内心的恐惧,在别人防范中国的时候,处心积虑地考虑如何防范别人。一些人还是习惯于以一种受害者的心态揣摩别国的动向,摆脱不了历史旧怨的心结。我们必须知道,猜疑与怨恨都是非常有害的心态,它会使人难以客观和理智地看问题。特别是如果我们有众多的各类媒体每天都在播散各种对外国的猜疑和怨恨的话,这对整个民族,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世界观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第二,傲慢与偏见。中国的快速崛起使一些人失去了对自我的正确评价,仅只是阶段性的成功就让一些人盲目自信,不再有学习他国的意愿,也听不得任何反对的声音和不同的意见。我们的一些媒体也充满了戾气,经常有文章动不动就叫嚣要教训某个小国,要展示肌肉,要用武力和强权来解决问题。

  正是由于这些负面心态的影响,我们有时是在最需要谦虚亲和的时候盛气凌人,在最需要增信释疑的时候自己敏感多疑,在最需要向前看的时候却向后看,在最需要低姿态的时候高姿态,在最需要团结包容的时候狭隘偏激,在最需要志存高远和心无旁骛的时候却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和麻烦。

  外交政策本来像其他的公共政策一样是非常需要更多的探讨和辩论的,舆论和媒体的关注是好事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有关国际事务的讨论日益开放化和公开化的今天,我们需要特别警惕以下两个倾向:

  首先是关于外交和国际事务评论的商品化和商业化。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民众对国际问题的高度关注,许多媒体已经把国际问题的讨论以一种商业化的方式来运营。但是,以吸引受众的眼球为目的商业化的运作不免会使国际问题的讨论趋于简单化和片面化。媒体往往以简单来代替复杂,以情绪来代替理智,以偏激来代替周全。因而很多观点和评论充满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往往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和意图进行不切实际的解读和渲染。同时,在中国的媒体中也出现了一批知名度越来越高的国际问题的评论员,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恐怕并非真正用自己的学识来帮助民众更好地了解国际事务,而是“自觉”地充当了商业链条中的一环,为特定的更容易获取商业利益的立场而发声。我们应该知道,舆论开放的关键在于观点的真正多元,而不是在于有多少家报纸和电视台开始有更多的版面和栏目来公开地讨论外交和国际事务。

  第二个倾向是将正常的政策讨论动辄拔高到民族大义、爱国与否的高度。这样一种倾向的出现使得不同的声音很难发声,也使得人们难以客观公正地从多角度看待问题,一些评论都出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乃至民粹化的倾向。一些言论看似豪迈实则狭隘,看似爱国实则害国。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在世界已经处于全球化体系而中国已经站在全球化的潮头的时代,我们不能再以旧时代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来评判是非和指引行为。

  环顾世界,美欧日还沉浸于恐惧和猜疑之中,在一些穆斯林国家,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屈辱与积怨,以及被全球化遗忘的失落正在转化成为一种仇恨文化。在世界充满了负面心态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贡献出一种希望的文化,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中国应当不只是为世界提供经济发展的机遇,也应当以一种阳光积极的正心态与正能量来影响和带动世界。

  从心态和国家心理的意义上来说,中国梦的提出实际上是一种正心态和正能量的体现:我们现在还在追梦的路上,还需要艰苦的努力,有梦想才会虚心向上,才会不断自我完善,而不是固步自封;有梦想才能分清轻重缓急,不会因小失大;有梦想才会志存高远,放远眼光,而不会狭隘偏执。

  态度决定一切。回顾中国悠久的国家历程,我们不乏因心态问题而政策失误和误入歧途的例子,这其中既有因为傲慢与偏见而走向衰落的例子,也有因为成功和顺利而冲昏头脑于是急躁冒进的例子,还有因恐惧和猜疑而怯于行动从而丧失改革机遇的例子。正心态才能正行为。一个经历过百年国运浮沉的国家,一个有着千年文化底蕴的民族应该完全可以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和狭隘的民族主义。

  道路决定命运,心态也同样决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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