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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乱流中的世界政治

作者:汉斯·W·摩尔〔德),译者:夏庆宇   来源: 《国际资料信息》2012年1月发布时间:2013/05/09
摘要:全球化稀释了国家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领地,政府必须学会与全球化带来的结果互相共存并适应它们。如果政府与全球化的浪潮背道而驰,就会像传说中的卡纽特国王命令正在涨潮的潮水退下一样毫无希望。然而如果一个人具备所必需的技能,在这些浪潮上面冲浪则完全可能。这就是政府正在面对的挑战,来自国内和国际上的挑战。

  一、引言

  肇始于2007年春季、但以2008年9月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引人注目的倒闭为其开始标志的世界金融危机,虽不能改写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发展前景,却足以加速国际政治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进程。显然,这样一种进程的开始早有时日了。所谓国际政治正在发生的根本性转变不仅仅是指——甚至不主要指——中国、亚洲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和重要性的不断增长,尽管这个因素目前在极大程度上主导了我们对国际政治的观感。所谓国际政治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最重要特质是:总体而言,当前的世界政治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期、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越来越具有危险性。从这个意义上说,2008—2010年的大规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既是世界政治发生转变的结果,也是促成其发生转变的原因。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造成影响的规模,是当前世界秩序中所不断凸现出来的结构性薄弱环节的反映,而且其产生的影响效应在将来或许会导致当前国际秩序正在发生的腐蚀进程的进一步加快。

  引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包括在政府扶持和帮助下的金融机构的信用以抵押和信用卡形式所实现的系统性膨胀,还包括一系列新形式、创新性金融工具被发明出来。这些因素导致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消费高潮的出现,从而有助于遮掩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业已存在的、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和失衡;如果没有出现消费高潮,这些问题可能会更早发现。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长期执行的宽松货币政策非常不明智地为这场消费狂潮增添了动力,这种做法或许是为了缓解由于美国财富和收益在再分配过程中过度倾向美国社会上流阶层而引发的社会紧张状态。最后一点是,几乎美国任何一个重要经济、政治行为体都曾在这场危机中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都在有关过程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从银行和保险公司到汽车制造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吉米·卡特总统到乔治·布什总统;从两党和上下两院到联邦储备银行和监管高层。在这种环境下,要想避免危机缺乏现实的可能性。

  在经过多年增长之后,当美国固定资产的巨大泡沫最终在2007年春季破裂时,危机自然而然被引发。用数学中混沌理论的术语来说,高度复杂的美国金融体系从那时起变得更加混乱;它难以再被有效地控制起来,因此美国的金融体系注定会崩溃,这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然而美国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爆发危机的倾向———这个判断后来被证实了。因此,对美国金融市场造成破坏的这场震荡也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危机。最初发出的、认为问题将能够被限制在美国范围内的那种乐观声音,例如当时的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所发表的意见以及中国领导人发表的谈话,很快就被证明不符合形势的发展。在短短几周里,危机的冲击波打击了实体经济:如同20世纪30年代一样,金融的崩溃进而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世界贸易大幅缩减,并最终在2010年2月,有关危害也波及到了欧元并进而波及到国际货币体系。这场危机所展示出的模式是清楚的:首先,各国的金融系统在水平方向上所存在的相互依赖性引发了急速的、世界范围内的传染效应——一旦美国某个主要金融机构被获准破产,全球商业信用的链条就将被冻结。其次,有关恶性事件发生的地区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依赖性在世界经济活动和世界贸易中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最后,这次经济危机很快产生出了胜利者(例如中国、亚洲的大部分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但也包括德国)以及失败者(首先是冰岛,其次爱尔兰、英国、南欧,当然还有美国)。

  看起来,这场危机在三个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没有爆发在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没有爆发在高度负债的发展中国家(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或者更近期的、1999年至2002年的阿根廷)或者爆发在新兴国家(例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例子),而是爆发在了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的美国和欧洲。因此,在危机前曾经自诩为无与伦比的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从自己的神坛上跌落,而名声已经在2001年安然丑闻中受到影响的美国现在失去了自己作为榜样的地位,并因此也丧失了一定程度的国际影响力。但是,欧洲也无法逃避这场浪潮。因此,这场危机加速了已经能够觉察到的,在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存在的,向中国、亚洲以及新兴工业化和产品制造业国家转移的趋势。这场危机也进一步加速了当前国际秩序的腐化,因为当前的秩序——无论是好是坏——是一个西方的秩序,事实上首先是一种“美式和平(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安定和平)”,是美国设计和制造出来的。

  其次,针对处于危机中的金融机构出台的援救计划以及刺激经济的计划规模是巨大的。世界各国政府为了抵消国内信用市场的崩溃和经济活动的突然垮塌的影响花费了2.4万亿美元。人们普遍认为,这样巨幅的干预措施对于避免第二次出现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必要的。在各国政府层面参与到有关过程中的大多数领导人都用与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一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些规模巨大的援助计划。在德国联邦议会前为自己政府的措施作辩护时,默克尔宣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然而这些非常措施将会对世界各国的公共财政造成严重、深远的影响。这场危机显示出,虽然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受到了警示,但是各国政府却没有能够对国际金融市场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中最主要的行为体进行足够的监控,事实上各国政府做得太少,行动也太晚了。

  再次,这场危机对国际(经济)秩序所造成的影响。很显然,美国特殊的主导地位以及西方世界在总体上所占有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削弱,尽管对这种削弱将会带来何种影响人们还不是很清楚。而西方八国峰会——其合法性和合理性早在2008年之前就受到了质疑——很明显已经不再是实现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的最合理的机制,而且20国集团在替代八国集团方面也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效果,更遑论要为一种新型的国际经济秩序奠定基础了。因此,美国失去的权力和影响力似乎消散掉了,而不是转移到了另外某个地方。

  从总体上说,这场危机看起来不仅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具备成为一种突出范例的重要意义。对这个范例或许可以这样描述:国际交易体系中具有系统性的、以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和高度的复杂性为特征的内在动力机制使得此前一贯的政府管理过程显得不够完善,这就使得国家交易体系处在内爆或垮塌的风险之中。要想扭转这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有可能得到转变的话——就只能采取极端的、很难复制的、政治上的危机处理手段。在未来,这个范例可能会在其他的全球系统中得到复制,如气候、全球能源体系、海洋、森林或世界农业系统等。

  二、政治框架:全球化及其结果

  全球化从总体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及对世界政治所产生的特殊影响,可以借用数学中混沌理论的“乱流”一词予以总结。这种新型的、处在乱流中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特点是由以下三种首要趋势决定的:(1)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代替;(2)国际安全“问题群”的变异,国际安全问题越来越从国际层面向社会内部的安全威胁以及从跨国关系中衍生出来的安全威胁转移;(3)不同机制体系和意识形态之间冲突的重要性和剧烈性不断上升,特别是普世主义主张(例如民主和人权)以及单一主义主张(例如民族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冲突。这些趋势造成的总体影响是:权力和影响力的扩散,现存国际秩序的结构受到腐蚀,以及由此引发的制约国际关系进化的难题增多。国际关系进化的方式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可以被持续地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全球化的风险也蕴含在机遇之中。

  (一)全球化的动力以及国际关系中的乱流

  借用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全球化意味着“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但联系的程度远超从前”。更加准确而简短地表述则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所有跨国社会交往行为的程度、速度、涵盖面(指交往的内容)、(地理)范围和强度(交往结果的影响力)都会增加。从这些方面讲,全球化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从狭义上讲,全球化一词指的是全球化进程本身的一个特殊阶段。由于在过去50年左右的时间里,跨国范围的社会交往行为的速度和程度出现了急剧增长,因此全球化进程的质量发生了变化,由此出现了我们今天统称为“全球化”的这种现象。在这种背景下,“交往过程”涵盖了所有形式的社会间的、国家间的沟通行为(从简单的电子邮件或电话到外交举动),涵盖了知识、物资、服务、资本的交换,还涵盖了以政治权力和物力的使用、20国集团的最后联合声明以及欧洲法院的权威性决定、黑手党对逃亡国外的目击者的谋杀、“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乃至洲际核武器的部署为形式的行为。

  全球化的“程度远超从前”的动力来源,或者说全球化的新特质,是由科学研究引发的知识爆炸性增长。反过来,这种增长又推动了技术的变革。所谓的“技术”指的是,为了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目标(例如,以产品或服务的形式)而对知识进行的应用。所谓的“目标”包括克服疾病、饥饿、欠发展问题,笼统地说还包括,使繁荣的局面不断保持下去的问题。由此一来,技术进步就成了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动力赖以产生的驱动器。但是技术进步也可能关涉到人们对免予恐惧的保障的渴望、对幸福的追求,甚至关涉到利他主义的动机。因此,技术方面所产生的动力也能带来文化方面的变革。

  上述事实的意义是深远的。就以武器技术的发展而言,全球化所内含的逻辑也同样适用。我们能够预期,在未来,人数越来越少的一些人就能够掌握影响巨大、可以迅速使用的毁灭性工具;而在将来的某一时刻,甚至个人就可能具备在一眨眼的工夫摧毁整个人类文明的能力。

  上述事实对国际关系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人类社会活动各领域的“相关行为者”,即那些能够(或者可能)对发展产生持续影响的行为者,数量在不断增长。而且各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和受到牵连的程度也在增长,因为与技术进步相伴的情况通常是,能够引发社会反应的力量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分化。这些行为者可能是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能是像跨国公司这样的经济体,可能是像天主教会、大赦国际或“基地”组织这样的非政府行为体,但也可能是个人。比如,匈牙利裔美国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在1992年9月16日(所谓的“黑色星期三”),在英镑汇率的问题上与英国政府进行了博弈,结果是索罗斯赢了。但当这些行为体所处的地位会对所期望实现的未来发展产生推动或阻碍的时候,这些行为体就成了相关者。至少其中一些行为体会要求在有关政治目标和战略得以形成决策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对于政治过程来说,这就意味着在决策过程中有更大数量的拥有利益的、相关的行为体需要协调和考虑,甚至参与进来,而这些行为体通常是跨越国界的。

  换句话说,政治必须与一种急剧增加的复杂状况进行搏击。目前,这一情况所蕴含的重要意义通常被低估甚至被决策者忽略了。事实上,当前政治的基本状态是,并且由此造成的政治行为体的基本状态也是,无能而不是能力的强化。其原因是,由因果机制所形塑的、以复杂性或“乱流”系统为特征的、高度混沌化的进程对于那些受到影响的人来说,难以对有关进程予以理解。人们倾向于采取的反应是将眼睛紧紧盯住后视镜,利用过去的经验来进行简单的推理,但这种方法注定会走入歧途。因此现实对决策者争取所要实现结果的能力要求非常高,但是决策者们通常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由此一来,纵跨政治生活整个领域的,从地方层面到全球层面,一个缺口正在形成。一方面,众多的“相关”行为体和众多的利益(还包括人类的共同利益)对政治体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另一方面,政治体系所具有的引导事态向所希望方面发展的能力如果不说是在停滞或者减弱的话,其增长则是相当缓慢的。政治体系当然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但从总体上看,其增长仍然赶不上现实的客观需求。当然,单个政治系统、结构或进程的能力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政治体系的能力与现实需要之间的缺口也是因时、因地而异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政治体系的能力与现实需要之间的缺口是在缩小而不是在扩大,但这只是个别情况。从总体上来看,趋势是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说,自从东西方世界之间的政治对抗结束以来,全球政治秩序在各个层面上都处在不断腐蚀的过程中。在此意义上,现在流行的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是非常有问题的。这个概念描述了一个政治体系非常想要去提供并在客观现实中需要度很高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是很难真正实现的。当前全球治理的现状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不论是联合国、北约组织、欧盟、欧安组织、世贸组织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且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际框架(例如防止核扩散框架、国际货币体系或欧洲货币联盟)能够认定自己现在没有或多或少地身陷危机之中。

  从战略上讲,政治活动的最重要交汇点是民族国家,而当前全球政治秩序腐蚀的过程则最清晰地在这个层面上展现出来。在过去20年里,“处于风险之中的国家”以及“失败国家”成了国际安全领域中的关键性问题,比如,从巴尔干地区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战争。但是全球政治秩序所发生的腐蚀绝非仅仅局限于“第三世界”。全球化进程所发生的影响力要求所有国家在压力之下作出相应的调整。各民族国家都不仅要关注其传统的保证国内安全和国家外部安全、保持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的职能,还要关注“现代”国家职能,通过发挥这些“现代”国家职能,为社会提供“处在竞争中的国家”所需要的如基本的福利制度、教育和经济稳定、社会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同时,当前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公共产品是保证民族国家经济在创造就业岗位和提高税收方面能够适应国际竞争的必需品。各国正在从物质(例如,通过修建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或非物质(例如,通过建立良好的法律体系、提供发达的教育或基本的科学研究体系)上对本国的竞争能力提供助益。因此,国家发挥职能的状态得以维持并进而持续改善已经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这就要求国家对自己的行政行为和政治领域中的事务不断作出调整。在当前政治体系之间存在着新型的全球竞争的背景下,这些调整是否成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功正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这里所谓新型的竞争局面主要是指西方民主政体和非西方的、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体制,例如与中国之间的竞争。

  (二)全球化和国际秩序:三种主要趋势

  全球化是促成国际经济、国际社会、国际政治领域发生变化的最重要原因。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有很多,但在最近几十年里国际政治中两个最重要的异于以往之处在于,中国的开放以及东西方对抗的结束。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领导层曾试图使苏联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这种努力首先从外交政策领域开始,因为苏联领导层已经认识到同美国展开的军备竞赛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其次,莫斯科努力重建政治体系。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早就决定要对世界市场开放本国的经济,其措施就是邓小平在1978发起的改革。事实上,自1972年起中国在外交和国防政策方面对西方进行的战略性开放已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了准备。可以肯定地是,虽然具有广泛的相似性,但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所存在的结构性弱点的分析中,北京与莫斯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中国选择了在进行渐进的经济政策改革的同时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特征,而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将政治体制的重塑,即外交政策中的“新思维”——重建(perstroika)及开放(glasnost)作为焦点。苏联的变化最终导致了苏联帝国的解体以及德国的统一。与苏联的倒台相对照,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一直非常成功。在20年间,中国从因1989年对民运的抑制而处于政治孤立的状态中实现了崛起,变成了美国最重要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伙伴以及美国潜在的挑战者(这两个国家之间重要的但又有些难以言说的相互依赖性由“G2”这个概念很好地表达了出来)。

  这种演进同样也加速了世界政治在物质和现实层面的重新定位,世界政治的焦点从冷战时期的安全问题转变为“地缘经济”。这一主要趋势的震中是中国以“和平发展”为首要的政策选择,这种主要趋势又引导了一整套次级规模的趋势,例如:

  总体上,世界经济活动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普遍向着新兴国家转移,特别是向着亚洲和中国转移。因此,国际关系的重心也向着东方移动;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增长的过程中,地区性、区域性、全球性的环境破坏成为经济增长的负面后果;对于原材料的国际竞争的加剧;能源富裕、资源富裕的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上升,例如巴西、石油输出国组织、俄罗斯以及其他正在崛起中的国家(印度、印尼、土耳其、南非);在正在崛起的国家中,国有的(或者与国家有着紧密联系的)大型企业作为产品生产商或出口商,其重要性在不断提高,在这方面仍然是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何种方式是管理市场的最佳方式的问题上出现了竞争,而相互竞争的方式处在所有的管理市场的方式在连续分布后形成的链条的两个极端。一方面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福利国家模式,另一方面是重商主义—威权主义式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种竞争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于发展问题而言,即在国家层面同时也在国际层面上,谁拥有效果最佳、效率最高、最有可持续性的政治解决方案。然而与此同时,这场竞争中的主角相互之间也是高度彼此依赖的,因此如果它们想实现繁荣就注定要开展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当前的国际政治很难恢复到19世纪那种强权政治及领土争夺的方式。

  所有处在竞争和合作中的国家,不论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还是其他正在崛起中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模式的,这些国家都依靠强大的私有部门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且在上述所有经济体中,政府都不仅仅为管理经济行为订立基本的制度和规则,而且以各种方式直接地或间接地(例如通过国家控制的企业)干预经济发展过程,并且政府干预行为的幅度很大。因此所有这些经济体都是一种混合经济。即使在美国这个经济自由的大本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堡垒,在1980年政府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就达到了34.1%(与此同时,联邦德国的政府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46.6%)。人们通常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在里根总统上台后开始实施的,因此1980年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尚未在美国产生影响。到了2008年,美国的这一比率仍然维持在38.8%(而同期德国的比率是43.3%)。因此,问题不是上述经济体中的哪一个政府大规模地实施干预的问题,而是政府怎样进行干预的问题。

  第二个主要的趋势是安全问题所发生的变异。在东西方对抗期间,众所周知的传统安全困境问题在国际政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安全困境问题中,领土和人口构成了国家实力的基础,这一事实很大程度是由18世纪末和19世纪末的两场革命决定的,即1789年的法国革命和从19世纪中期开始起飞的工业革命。在谋求工业化的国家争取维持和扩大自己国家主权力量的过程中,各国相互之间构成了威胁,因为各国通常是通过实行以使用武力和军事威胁为基础的政策来追求“民族利益”。这种安全困境带来了各种可怕的后果,而其发展极顶就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而这种安全困境也产生出了导致自身毁灭的种子。随着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系统的出现,这种安全困境随时存在。冷战中的两大阵营陷入了“相互毁灭”的僵局,从而不得不避免热战争而互相实行冷对抗。就好像处在一个瓶子中的两只蝎子,任何一只都无法实现蜇刺对方的同时而自己可以不被对方蜇到。这样一来安全困境就发生了变异,而这种变异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20世纪下半期武器技术方面发生的革命性发展,安全困境变成了相互依存。

  迄今为止,我们谈论的安全困境以及这种安全困境变异为有核国家之间互相毁灭的问题,其实质是在谈国家之间的竞争。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未来仍是一大问题,但是至少在现实的情况下,这种竞争将会受到当前历史条件的限制。而目前走到前台来的是一种新型的,但同时又是非常老调的安全困境:由于政府发生了崩溃,或正在崩溃,或不能正常履行职能而造成的一个社会自身内部的暴力困境。假设或者在事实上国家对暴力手段的垄断发生了崩溃,那么“拥有暴力手段的企业”就可能行动起来争取控制能带来较高利润的那些资源,特别是开发矿产资源。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地区性的武装分子会与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或者恐怖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参与跨出本国范围的活动,从而就导致跨国形式的安全威胁的增加。这些混杂的团体中的某些团体早已试图获得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而且其中一个团体,比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甚至早已尝试利用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来进行攻击,万幸的是它们的攻击计划没有完全成功。

  从总体上讲,由于安全问题发生了上述变异,因此安全政策的焦点已经从国家之间的冲突转移到了跨国的、本国内部的/社会内部的风险和威胁上来了。因此国家之间的疆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可渗透性,而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和自身的权威变得有所动摇。近些年来这些新型的安全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导致国际干预行动增多,干预行动通常是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行动涉及从巴尔干到东帝汶、从海地到阿富汗的正在崩溃或者已经崩溃了的国家,干预行动的目的是依靠外部力量的帮助来恢复或者重新确立已经崩溃的国家体系。而到目前为止,这些干预行动的结果令人失望。甚至那些国际共同体,特别是欧盟,在进行国际管理过程中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已经在帮助受援国进行国家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地方——例如在巴尔干地区,所取得的成绩也十分有限。

  安全问题所发生的最后一项变异是由于政治治理不足而产生的风险和危险。同样,这个安全问题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人们总是不得不与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作斗争。新的情况是这种灾害也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不可预知的后果而引发的,而这种灾害可能是全球性的(如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过度开发、对全球共有物品例如海洋或森林的破坏)。防止这些问题发生或应对这些问题的社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治系统管理和调动个人行为的能力。而在时下,这种能力普遍令人难以信赖。

  全球化对国际秩序所产生的第三方面的主要影响关涉的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文化维度。全球化进程使得那些原本不存在互动的地方、领域也出现了互动;通过这种方式,全球化进程使得原本没有联系的人们相互之间产生互动,但同时也产生对立,并且通常还使得人们被从他们原本习惯的环境和社会背景中抽拉出来。这样一来,一方面全球化的确发挥了作为一种跨国融合力量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同时也制造了分裂化和碎片化的作用。事实上,全球化的两个方面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融合的力量变得越强大,与之相反的碎片化、分裂化以及追求自我,特别是追求个人自己经验的独特性,或者称之为身份标志的作用力也变得越强大。

  全球化现象得以出现的一个关键性条件就是个人的行动自由。只有当个人有自由从事追求富足、安全、尊严和幸福这些目标的活动时,知识才能够创造出人们之间的新的互动方式,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新的社会进程(尽管有知识的个人也会努力消除妨碍自己实现目标的障碍)。因此,产生于自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的理性的、世俗的文化之中的个人自由、人权、私人财产、市场经济和民主等西方价值观,与全球化有着高度的亲和性。与全球化的内在走向紧密相关的其他价值观也包括国际主义、合作的意愿、信任和团结以及将其他人看作潜在的伙伴而不是敌人的这种观念。

  简单地说,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之间互为补充的意识形态可以被简化为这样的公式:“人权、民主、市场经济”。目前,这些理念仍然大至代表着当前全球范围内最有吸引力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然而另一些价值观已经被证明是顽固的敌人,这些价值观是:分裂主义和反团结,特别是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排斥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促进全球化、相互补充、普世主义的价值观与排他主义、特殊主义的价值观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对政治的重要意义在于,价值观对个人的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对于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憧憬能够激发出巨大的政治潜能——即便从狭义上讲那些憧憬本身并不属于政治范畴——例如在历史上基督教首先崛起、伊斯兰教随后崛起这个史实所表明的那样。在全球化进程的当前阶段,指导人们行动的、内化的价值观和信仰有可能为民族国家在协调社会行为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提供助益和补充。

  (三)全球化和权力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的影响力往往超出国家的界线。尽管政治程序存在地方政治到全球政治层面的区分,但是各层面的政治还是正在日益啮合。将不同层面的政治连接起来的铰链——依靠这些铰链的作用,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能够在区域或全球的范围内协调起来——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由于目前政治正在受到广泛的挑战,因此当前这些铰链的有效性经常受到质疑。使人们能够“过上好日子”、生活富足、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这些任务,乃是政治的本质。这些任务要求采取应有的方式方法来最好地利用机遇,同时将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风险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而首当其冲,民族国家对这些任务仍然肩负着最重要的责任。然而,民族国家完成这些工作的能力正在显著下降,这既是因为社会对政治体系的期望越来越高,而另一方面引导社会向着所向往的方向前进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简单地说,政府和政治行为者普遍缺乏权力。

  “权力”在这里被理解为(依据韦伯的观点)政治行为者在遇到抵制时坚持自己主张的可能性并进而(依据罗纳德·达尔德观点)形成决议,使得未来的发展符合自己的意愿。权力是政治领域中核心的交易媒介,它也构成了政府权威的基础。权力可以依靠以下几种事实而得到推行:其他人拥有较少的执掌权力的能力和潜质、在某个职位上所获得的权威、因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形成了人们普遍认可的威望、自己的行为能够带动和影响其他人。权力可以以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或应当避免做什么为目标,但也可以以限定人们作出个人选择的范围的,社会、政治的结构和机构为目标,还可以以人们怎样看待自己和个人的身份标志为目标。其中,决定是否给予某人公民权也是一种实行权力的行为。全球化对个人的权力和集体的权力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知识倾向于变成最重要的权力源泉。与政府领导人相比,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权力潜力将会相对提高,因为政府的合法性以及权威会受到信息比较灵通的个人的挑战和围堵。这样一来,权力就分散化了,为了达到所欲实现的集体行动目标而对社会权力进行动员和集中就变得更加困难。

  上述情况特别适用于建设性的权力,而与此相反破坏性的或否决的权力将会相对容易动员:技术发展所形成的推动力使得越来越强大的工具能够越来越容易被获取,由此社会受到破坏的风险也在日益增长。

  最后,在全球化背景下,不仅对公民进行动员进而实现政治目标的成本在增加,而且权力的成本也在增加。如果做出了错误的政治决策,或者如果应当采取的政策没有被实行,那么这种情况会让相关的民族国家乃至世界整体付出昂贵的代价。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政治的责任和政治的重要性在同步增长着。

  总之,全球化稀释了国家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领地,政府必须学会与全球化带来的结果互相共存并适应它们。如果政府与全球化的浪潮背道而驰,就会像传说中的卡纽特国王命令正在涨潮的潮水退下一样毫无希望。然而如果一个人具备所必需的技能,在这些浪潮上面冲浪则完全可能。这就是政府正在面对的挑战,来自国内和国际上的挑战。

  *原题为HannsW.Maul,l“WorldPoliticsinTurbulence”,发表于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InternationalePolitikundGesellschaft)杂志2011年第1期。

  作者单位: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美国跨大西洋学院(高级研究员)。译者:夏庆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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