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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执政党从事群众工作的基本经验研究

作者:王娜娜   来源:《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3 年第1 期发布时间:2013/04/28
摘要:国外执政党如何好做群众工作对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分析了“群众”概念在中西语境中的共性和特殊性,介绍了国外党群关系的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国外执政党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经验。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政党政治,因此,政党就成为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各国执政党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执政考验,其主要考验之一在于:执政党和民众之间关系的具体状况。过去,在与其它类型政党作比较时,习惯于强调共产党与其他类型政党的异质性,进而否认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之间的可比性,否认存在政党一般运行规律和趋势。实际上,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政党,如果要想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维护自己的合法性,都会不断扩大社会基础和社会认同。而社会基础和社会认同最终来源于广大群众的支持和认可,这是明确无误和毫无争议的。因此,有针对性的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执政党处理党群关系的方法和经验,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群众”概念辨析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上具有很大的差别,所以,马克思政党理论中的群众概念与西方政治学中的群众概念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厘清不同体制和不同语境下“群众”的含义,并归纳分析出“群众”的共性与特殊性,是比较分析党群关系的前提条件和出发点。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群众”概念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理论中,“群众”一词含义丰富。首先,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群众”是一个哲学概念。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生产是劳动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以不同形式从事和促进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同时,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也是精神文化生活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人民群众又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所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1]

  其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审视,“群众”具有特殊的指向,往往是指与无产阶级政党相对应的工人群众。之所以把“群众”等同于工人群众,是因为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人阶级在最初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屡遭失败和挫折。在这种情况之下,无产阶级只能依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组织和领导,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方向。“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2]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决定了它必须依托无产阶级才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3]

  列宁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群众”概念的内涵,把群众由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发展成为现实的政治概念。“群众”不仅仅指工人阶级,而成为一个“全体被剥削者”的集合体。列宁指出:“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与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重要职务而成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4]

  在斯大林时期,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群众的内涵被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变成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即全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民。斯大林非常重视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经常用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与盖娅的故事来说明党群关系的重要性,并告诫和要求苏联共产党员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离开了人民群众支持和认可,政党的事业就一定会遭遇失败。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中,“群众”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概念,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具体含义。但是从广义上来看,“群众”是一个哲学概念,即指不同历史阶段与社会形态中的劳动者,他们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二)西方政治学中的“群众”概念

  在现代西方政治学中,很少论及“群众”这个概念。“群众”在不同的背景和语境下,分别被“人民”(People)、“大众”(Mass)、“利益团体”(InterestGroup)、“公民社会”(CivilSociety)、“选民”(Voter)、“媒体与舆论”(MediaandPublicOpinion)、“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等概念所替代。其中,“人民”和“大众”是意义最接近“群众”的概念。美国学者乔·萨托利从民主体制的角度阐述了“人民”的六种含义:(1)人民字面上是指每一个人。这种定义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可行,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排除了妇女和奴隶,今天我们仍然把儿童、精神病患者、服刑犯人、非公民和暂住人口排除在外;(2)人民意味着一个不确定的大部分人,一个庞大的许多人。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是一个庞大的许多人的提法提出了一个无法满足的程序要求,必须确定多少人才构成或足以构成人民;(3)人民意味着一个较低的阶层。这个概念纠正(2)的不确定性,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和进入后工业社会,大多数社会底层的人口将由大多数变成少数,不把这些少数吸纳入人民的范畴也是不可接受的;(4)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和有机体。这个概念可以为任何政体辩护,如果我们持的是一种浪漫主义、整体论的民主观的话,则这个概念更适合专制而不是民主体制辩护;(5)和(6)是指绝对多数和有限多数所指的大多数人。如果确定绝对多数原则所指的大多数人拥有对少数人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上的话,那么多数人暴政的前景将会出现;而有限多数原则所指的多数人并不能保证永远是大多数,大多数可以变成少数,少数也可以变成大多数。因而“有限多数”便成为民主体制下“人民”最可行的概念。[5]

  在西方政治学中,“大众”与“社会”往往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复合词“大众社会”。“大众社会”是指一种拥有大量人口,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对松散的社会。在西方国家,大多数学者对“大众社会”持否定态度。“大众”被理解为是“培育专制主义的土壤,大众社会由于其松散、分化和无组织的性质,从而被认为不仅无助于中央权力的产生,而且也被认为是符合集权领导者目的与要求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形式。这些领导者自然也纵容这种形式的发展。”这种消极的态度持续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有西方学者开始对“大众”和“大众社会”概念开始进行了正面的评价,但并没有摆脱学者们对“大众社会”的普遍看法。20世纪60年代早期,德国学者卡内提在其《群众与权力》一书中首次论述了“群众”的特征:(1)群众永远要增长,即群众组织并不希望群众自身的解

  体;(2)平等在群众内部占统治地位,即群众天生具有抹杀个性和追求平等的特点;(3)群众喜好紧密地聚在一起,即群众中的个体具有“群”的特性;(4)对它进行引导。[6]

  总之,20世纪末,随着工业化、民主化、信息化的到来,西方社会“群众”的概念将进一步个性化和功能化。譬如,公民社会可以看作是现代工业社会里“群众”的对应概念;选民可以看作是民主社会“群众”对应的概念;大众媒体和舆论可以看作是信息化社会中“群众”的对应概念。

  通过对“群众”概念的厘清,不难发现,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社会体制下,人们对“群众”的理解不尽相同。其内涵和外延总是在不断变化。但从共性方面看:“作为政治概念的‘群众’是指有利益追求、有政治表达需要的个人或集体组织。他们既可以是劳动者,也可以是社会各阶层中政党力量以外的组成部分;既可以表现为个体,也可以表现为功能性的团体;作为社会概念的‘群众’是指社会发展中的推动力量,是与国家力量相对应的实体;作为历史概念的‘群众’,主要是指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那一部分力量。”[7]

  正是因为“群众”概念的共性存在,从比较学的角度来谈党群关系才有了可行性。

  二、国外党群关系研究中的相关理论

  目前,国外党群关系研究中的相关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党变革理论、理性选民理论、利益团体理论、“第三部门”理论、治理理论等。

  (一)政党变革理论

  政党变革理论来源于政党变革的实践。政党变革一共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欧洲的民主社会党或共产党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的转型可以看作是第一次政党变革高潮;第二次高潮发生在二战后,由于中间阶层的扩大,欧美世界的不同政党纷纷淡化自己的阶级意识形态色彩,确立“全民党”立场,从而出现了“兼容性政党”;第三次高潮发生在苏联东欧剧变后,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和前苏联、东欧共产党的转型。政党变革的实践由此引发的政党变革理论研究经久不衰。法国学者迪维尔热将政党分为干部型政党和大众型政党;美国学者基希海默尔在考察二战后西欧政党变革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兼容性政党的新模式,认为大众型政党普遍向兼容性政党转型。20世纪90年代,学者迈尔和卡茨驳斥了政党衰落论,在总结分析大众型政党和全方位型政党的基础上提出了“卡特尔型政党”,即在选举竞争中,政党之间不再为争夺选民而斗争,而是有意将竞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保证相互之间的组织生存,排斥新的政党或政治力量的介入。由此可以判断在政党变革过程中,群众构成和群众的态度变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二)理性选民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学者把党群看作是政治市场上两个行为主体,它们是政治市场的供给者和需求者。政党通过合法的方式在选举中获取政权,控制政府。选民从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府的政策实施中获取利益。政党和选民的关系表现在政党领袖与选民在政治市场上的买卖关系。即选民(顾客)用选票(货币)去决定选择某个政党领袖及它所代表的政党的政治纲领(商品),选民是买方。而卖方是政治人物或者是政党领袖(生产者)通过自己的政纲或政策(产品)到政治市场上去换取选民的选票(货币),从而获得扩大再生产的能力(继续执政的能力)。公共选择理论者认为,党群关系反映了政治市场上选民与政治人物、政党之间的交易。

  (三)利益团体理论

  政党与利益团体一样,都是一种社会组织,但政党与利益团体之间又存在很大的不同。“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间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8]

  而利益团体虽然也是特定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组织在一起,但它不是以夺取和巩固国家权力为目标。政党与利益团体是什么关系呢?利益团体虽然不以夺取或巩固政权为自己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益团体就不参与政治和影响政党。通常情况下,利益团体通过“接近”(Access)政党或政府,使自己的利益得以保护。在“接近”政党过程中,利益团体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或者改变政党候选人的立场,也可以通过支持政党候选人的办法来影响政党立场。因此在选举中,政党候选人不得不高度关注各种利益团体的立场群众需要导向,即群众的要求并不总是正确的,需要、观点。忽略这一点则往往导致竞选的失败。

  (四)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是以公民社会的兴起为背景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又称之为“非政府组织”NGO或“非营利型组织”NPO)开始在各国大量涌现。他们的出现改变了20世纪末各国争执中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内涵。民间组织的大量涌现分流了一部分群众对政党的支持,承担了政党的部分功能,履行着政党的部分职责。政府、政党、民间组织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社会公共事务的使命和责任。治理理论的出现,把政治性组织和非政治性组织推向了共同处理社会事务的平台。对党群关系来说,首先是党群关系出现了新特征。其次是党群关系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最后是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将发生变化。

  三、国外执政党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经验

  (一)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任何生产关系都必须适应、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作用外,其根本原因是执政的苏联长期固守的僵化体制阻碍了经济发展,削弱了党的群众基础。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是苏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推进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国家的资源动员和调配功能,使经济落后的苏联迅速建立了本国的工业基础。应当承认,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其产生初期,其优越性和历史进步作用是十分显著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和生产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后,它的历史局限性就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难以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资料显示,苏联人民生活水平与70年代相比下降了20%,全国有1/3人口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9]

  苏联经济的这种状况,使广大人民对苏共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信任危机,最后只好选择抛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不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苏共。

  (二)巩固自身的阶级基础,不断扩大社会基础,扩大党的代表性和开放性,始终代表最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的扩大和夯实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一个政党执政的社会政治基础,一旦丧失这个基础,这个政党就会失去生命力。20世纪80年代英国工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机:党的传统政策主张难以为继;党内两派尖锐对立;工会频繁举行罢工,使整个社会陷人动荡;广大选民对工会的“不负责任的”罢工活动怨气十足,并迁怒于与之关系密切的工党。致使工党在1979年和1983年两次大选中彻底失败。党内两派也在不久后彻底分道扬镳,工党面临着丧失主流政党地位的危险。英国工党在大选中惨败丢失政权,其原因很多。但是,从政党与其群众基础的关系来考察,却是在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以及时巩固和扩大原来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所致。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非体力劳动性质的职业大幅度增加,到70年代末已超过职业总量的1/3。相反,传统制造业迅速衰落,工人阶级人数大大减少。总的趋势是,工人阶级人数日益减少和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增加。据统计,在80年代,英国大约有58%的人是工人阶级,39%的人属于中产阶级。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还坚持工党的传统政策主张,只能导致失败。幸运的是,工党面对这种新形势及时地进行了反思和变革。其典型就是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提出,其实质在于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调和,产生一种典型的中庸理论,目的是寻求超越阶级,体现时代精神的广泛支持,代表最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凭借这一理论的成功实践,工党连续获得1997年、2001年和2005年三次大选的胜利。

  (三)坚持不懈地反腐败,不断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

  腐败给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严重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执政党执政的失败因此,要想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其凝聚力与战斗力,就必须进行坚持不懈的反腐败斗争。越共把反腐败斗争当做极其重要的工作来抓,开展经常性的反腐败运动。1992年,越共成立专门的“反腐机构”,全面开展反腐肃贪活动。1996年,越共八大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反腐败。1997年,越南国会通过新《刑法》,规定贪污受贿达到一定数额,将被处无期徒刑或死刑。1998年越南国会颁布了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法令,对各种腐败行为加以界定并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1999年2月,越共中央全会决定发起一场为期两年的建党整党运动。1996年至2000年,越南共查处了近7万名犯有贪污腐败罪行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100多名政府高级官员。2002年7月,越共中央全会开除了两名同黑社会集团有牵连的中央委员。2003年2月越南司法机关开始对张文甘黑社会集团案进行公开审理。2006年的越共十大更是将腐败问题作为一个重大议题,表明了越共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10]

  (四)让群众直接参与到党的纲领和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来,发挥社会民主和参与民主的积极作用

  让群众直接参与到党的纲领和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来,可以增加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同感,以此加强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十几年来,新加坡的年轻一代也出现了政治冷漠倾向,对政治参与越来越不热心。为了赢得年轻人对党的支持,2002年11月,人民行动党成立了“更新行动党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了重要的改革建议,即以党内直选而不是委任的方式,选举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党总部的执行委员会;并且成立政策论坛,让党的最高领导层和党员进行双向沟通;允许和吸引青年人参加行动党和政府组织的政策讨论,通过行动党青年团把年轻人吸引在党的周围。2006年,越共向外公开“十大”政治报告草案,号召人们参与讨论。在公布草案的一个月时间,越共中央办公厅共收到各方来信1400封,来自中央机关和各团体的综合意见反馈近80份。广大群众亲自参与制定党的方针政策,有利于加强群众对政党的尊重和理解,有利于增强群众对政党的认同,从而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

  (五)积极发挥党的外围组织的作用,以此为桥梁,密切联系群众

  党的外围组织起着上情下达、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利用好这一组织,充分发挥其作用是党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之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了更好地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为了争取更多选票,成立了“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组织。这是一个非赢利的社会福利机构。社区基金总部与人民行动党总部在同一所建筑中,联系密切,这既保证了基金运作的通畅,又树立了党的亲民形象。社区基金主要发挥三方面的作用:为基础教育提供资金和设施;为妇女提供家庭服务,保障她们的工作权利;为所有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社区基金还协助居民委员会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这些都为人民行动党争取了民心和选民。

  (六)与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保持密切合作,以此来稳固党的民众基础

  国外西方民众的自治水平相对较高,拥有大量的社会团体。在通常情况下,作为个体的人与政府对话是难以取得优势的,因此,人们往往组织起来与政府进行对话和谈判。比如,教师有教师工会,公务员有公务员工会等等。当这些人组织起来变成一个团体,政府就不得不重视他们的声音和利益。因此,国外各政党都十分注意与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一般都要求自己的党员积极投身于社会各团体,以争取社会团体对自己的支持。最典型的是西方的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工会是社会民主党最主要的后援力量,也是社会民主党在二战后纷纷执掌政权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社会民主党所控制和影响的工会占工人组织中的绝大多数。比如法国民主工人联合会,会员100万,法国工人力量总会,会员100万,比利时总工会,会员110万,丹麦总工会,会员100万,等等。社会民主党与工会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工会成为这些政党进行民众工作的主要组织。

  (七)积极发挥党员的个人作用来联系和宣传群众

  国外的政党为了获得更多选票,除了使自己的纲领尽可能地照顾到最大多数人以外,同时还要求发挥基层个人党员的积极性。美国的两党在县一级委员会经常对辖区内的选民进行调查与联系,为选民服务。他们经常与选区的选民交流,向他们表示亲切,必要时给予救济,遇到选民结婚时,也前往祝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规定,议员必须每月至少安排一个晚上走访选民。每周必须固定一个晚上接待选民,回答问题,收集意见,帮助和协调解决选民的有关问题,宣传和传达人民行动党及政府的政策。通过走访和接待,使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决策能很快传达到广大民众,也使民众的建议和要求能在最快时间内上达政府决策层,使政府决策能够顺民意并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

  (八)重视与青年之间的密切联系,积极做好青年工作

  在现代社会中,青年作为有着鲜明特点的社会群体逐渐被凸显,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建设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国外政党普遍都非常关注青年这个群体,不仅通过青年工作来争取具有投票权的青年的选票,同时也可以从青年活动积极分子中培养选拔未来的接班人和领导人。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为例。两党都有自己的青年组织,共和党的青年组织称之为青年共和党人,它是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青年政治组织,成立于1859年,当时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共和党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助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青年共和党人对于美国共和党的成长非常重要。它不仅产生了数量可观的共和党领导人———包括州长、参议员、众议员等,同时也为地方、州和全国的共和党候选人和保守派主张提供草根支持。民主党的青年组织叫做青年民主党人,成立于1932年,是美国最大的由青年领导的全国性的党派政治组织。青年民主党人动员36岁以下的青年参加到选举的过程中来,影响民主党的理念,培养年青一代成长为地方乃至于国家的领导人。迄今为止,青年民主党人在全美46个州和其他美国领土有1500多个地方机构,成员超过15万,包括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也包括青年工人、青年专业人士和青年家庭。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4.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5、282.

  [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51.

  [5][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23-28.

  [6][德]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3.12-13.

  [7]祝灵君.一致与冲突———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再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

  [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265.

  [9][10]于昆.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党群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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