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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空间秩序理论初探

作者:金新   来源:《学术探讨》2013年第1期发布时间:2013/04/08
摘要:世界空间秩序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空间转向”的一个可行切入点。世界空间秩序包含三方面基本要素: 国际空间的行为主体,主体间互动形成的空间结构,以及空间结构内含的价值规范,这三大要素的现实状况构成了世界空间秩序系统基本的内在结构。全球化与区域化导致的空间整合以及信息化导致的空间重构,构成了国际社会的空间演进,推动了世界空间秩序的变革。新世界空间秩序的构建,应以空间主体多元化、体系结构平等化和价值规范合理化为基本方向。

  一、引论

  20世纪后期,西方理论界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了一股“空间转向”的潮流,对“空间”的关注日益增长,许多学者开始把研究重点聚焦于空间问题,致力于空间理论的构建。这一理论转向“一改长期以来的以历史—时间为主导模式的话语建构,转而用空间视域来检视历史情境和社会生活”。[1]

  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美国学者爱德华·苏贾、曼纽尔·卡斯特尔和英国学者大卫·哈维等“空间转向”的领军人物为空间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而福柯、詹姆逊、吉登斯等当代思想大师也对空间研究予以相当的关注,为空间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当前就学科层面而言,空间理论已对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乃至文学等诸多领域造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理论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将空间概念引入到当代理论的核心位置,实现了空间的问题化,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

  这一路径对国际关系研究亦具启发意义。国际关系学中虽有地缘政治理论对地理空间的关注,但一直缺乏对“空间”本身的思辨,缺乏对国际社会空间的理论审视,处于“空间失语”的状态。推进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空间转向”,构建国际关系的空间理论,成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宏观理论背景之下一项兼具必要性与可能性的研究议程。国际关系的空间理论是一个相对宏大的研究课题,相关研究需要一些具体的切入点。从空间维度对世界秩序进行研究,便是一个可行的研究视角。

  世界秩序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世界秩序涵义的主流观点是“阿隆—布尔世界秩序观”———雷蒙·阿隆和赫德利·布尔两位著名学者对世界秩序的理解有着较大的共通点,前者将世界秩序界定为“国际社会成员国相互和平共存的最低条件”,[2](P24)后者的理解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为维持社会生活的基本或首要目标而采取的行为的模式或倾向[3]。这种世界秩序观强调的是国际社会基本的相互共存。实际上,“秩序”概念本身还包含着对惯常的、稳定的与可预见的行为的描述,[4](P36)因此对特定原则、规范与规则的遵循也应是世界秩序的内在意涵。

  秩序是一种社会状态,也是一种空间状况。从空间视角对世界秩序进行研究,可演绎出“世界空间秩序”的命题。世界空间秩序,可界定为国际行为主体在空间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以相互和平共存为基本目标的,遵循特定原则、规范与规则的一种相对稳定而有序的空间状态,其本质是世界秩序的空间维度。本文将从横向共时态视角的秩序结构和纵向历时态视角的秩序变革两方面对世界空间秩序的进行分析与诠释,以此为切入点和基本视角对国际关系的空间理论进行初步的理论探索。

  二、秩序结构:世界空间秩序的共时态分析

  世界空间秩序作为一个全球范围的整体系统,包含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国际空间的行为主体,主体间互动形成的空间结构,以及空间结构内含的价值规范。这三大要素的现实状况构成了世界空间秩序系统基本的内在结构,而要素的变化则可能导致世界空间秩序的系统嬗变。

  (一)世界空间秩序的主体要素

  空间是一种双重属性的存在:一方面,它是独立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物理空间,是客观的、恒定的;另一方面,它是作为“一个社会产物”[5](P521)的社会空间。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揭示的,“空间不仅是一个物质产物,而且是相关于其它物质产物而牵涉于历史决定的社会关系中,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以形式、功能和意义”。[6](P505)

  国际关系正是存在于这样一个二重性空间之中,而且作为一个社会范畴而非自然范畴的概念,社会属性是国际空间的主要方面。在国际空间中,国际社会的行为体(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个人等)构成了世界空间秩序的主体要素。但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主权国家仍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空间主体,也是世界空间秩序的核心主体。从空间理论视角考察,主权国家是一个高度定义、相对稳定、具有空间排他性的分隔区域。主权国家是一个空间实体,其生存和发展依赖于一定范围的空间———既包括基于国家领土的物理空间,又包括基于国家利益的社会空间。主权国家在国际空间中的互动行为,建构了基本的国际社会结构。

  (二)世界空间秩序的关系结构

  对于世界空间秩序的研究,仅从单元层次分析是不充分的,还应将作为秩序主体的主权国家置于广阔的国际社会结构中进行分析。英国学者杰西·洛佩兹和约翰·斯科特将社会结构划分为制度结构、关系结构、具象结构三个层面。对于国际社会的空间研究而言,社会主体的空间关系结构是主要方面,也是世界空间秩序的基本要素之一。世界秩序的空间关系结构,可以从互动层次的空间界限与连接以及系统层次的空间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秩序主体的界限与连接

  界限是两个既相区别又相沟通的空间主体共处状态产生的一个空间事实,[7](P136)在国际关系中具体表现为国家边界。边界源自于主权国家的空间分隔状态与互动行为,它存在两个层面:一是物理空间范畴的领土边界,二是社会空间范畴的利益边界。领土边界即通常意义上的“国界”,它标识国家领土的空间占有范围,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国界在本质上是现代性的产物,前民族国家的空间主体(帝国等)并无明确的领土边界。利益边界则标识国家利益的空间延伸范围,空间排他性较弱,存在空间上的交叠。连接的存在则使国际社会在空间主体的界限与分隔状态下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现有空间理论关注点多集中于主权国家内部的社会空间特别是城市空间,故对空间连接的研究多聚焦于国内交通道路(如福柯对法国铁路的社会性质与哲学意涵的诠释等)。实际上主权国家之间的连接也是空间连接不可忽视的外延,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物理空间层面的跨国交通网络,二是社会空间层面的国际机制。“分隔区域之间的连接可以决定区域的生存状况与发展状况”,[7](P147)对外交通网络的通达程度,相关国际机制的完善程度,都对主权国家有着重要影响。这两者使得主权国家能够超越空间界限的分隔展开交流与互动,进而在系统层次建构了世界秩序的空间体系。

  国际空间中的界限与连接,在集体认同建构和体系文化塑造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空间上的界限与分隔,可导致国际关系中社会互动的缺失,并造成空间主体间的心理距离,使集体认同的建构和体系文化的进化愈加困难。空间上的通道与连接,则有利于增进国际合作与交往,缩短空间主体间的心理距离,建构集体认同,推动国际体系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乃至康德文化的演进。因此空间分隔的弱化和空间连接的发展对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秩序主体的空间体系

  主权国家在国际空间错综复杂的分隔与连接构筑了世界秩序的空间体系。这一体系存在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物理空间的圈层体系,二是社会空间的等级体系。国际关系的物理空间体系,是由各主权国家领土的空间状况和空间关系决定的。它是一种空间分布上的同心圆结构,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东欧与俄罗斯等地)为中心,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等“内新月形地区”(或称“边缘地带”)构成第二圈层,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外新月形地区”(或称“海岛地带”)构成第三圈层。①

  物理空间层面的体系结构只有地缘区位上的差异并无社会意义上的不平等意涵。不同于物理空间体系,社会空间体系是一种不平等的结构。它在本质上是国际权力结构与利益格局的空间表象,是国际社会等级结构的外在体现,因此表现为一种等级体系。权力对空间的控制和利益在空间的延伸造就了国家之间的等级差异。依附理论提出了“中心—边缘”概念,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非西方欠发达国家为边缘,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则增加了“半边缘”概念,构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体系。他们的分析从经济视角出发诠释了世界秩序中的剥削链条,客观上也揭示了国际社会不平等的体系结构。国际关系中不仅存在经济上的利益剥削,还存在政治上的权力压迫。超级大国在全球空间中推行霸权控制,地区大国在区域空间中实施强权政策,“弱国无外交”是国际关系的现实写照。权力位势与资本链条中居于上位的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能够在空间结构中突破主体界限,拓展利益边界,甚至控制空间连接,主导空间体系。

  (三)世界空间秩序的价值规范

  世界空间秩序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它内在地包含着特定的主体目标与价值取向,而这些在系统层次上构成了空间秩序的价值规范。价值规范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导向群体共同价值的规则体系,[8](P13)它为主体行为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与合法性来源,保障了国际社会空间秩序的稳定性和有序性。若将主体及其关系结构喻为世界空间秩序的“肌体”,则内在价值规范即是空间秩序的“灵魂”。当前世界空间秩序价值规范的逻辑起点是国家中心主义,以主权国家在国际空间中的中心主体地位为秩序规范的基本内核———与之相应的,则是非国家行为体在空间秩序中的边缘化状态。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空间中最基本的价值目标是权力与安全,因此以主权国家为核心主体的世界空间秩序,其基本价值取向便是对国际权力的追逐和对国家安全的谋求。

  权力是政治的核心,以权力界定利益,由利益决定行为,是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逻辑。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丹尼斯·朗对权力概念的权威定义是“某些人对其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9](P3)据此,在国际关系及其空间理论中,权力即国际行为体对其他国际行为体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这种“预期效果”在国际社会空间中的实现,主要有空间强制和空间引导两种方式,这二者也正是权力在空间理论中的两种表现形式。安全也是国际空间主体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沃尔弗斯对安全的定义是“在客观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的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10](P13)

  在空间理论语境下,主权国家对安全的追求主要体现为对生存空间的谋求,以空间的控制来谋求主观上没有威胁和客观上没有恐惧的状态。

  三、秩序变革:世界空间秩序的历时态分析

  国际关系空间环境不仅仅是三维的,还包含第四维即时间维度。将时间因素纳入空间研究的分析框架之中,则世界空间秩序并非恒定不变的静态结构,而是不断发展演进的动态系统,因此对秩序变革的诠释也是必要的。空间秩序的变革,对于国际社会而言既是一种实然,也是一种应然。从实然层面看,秩序赖以存在的空间本身正在而且仍将发生变化,世界空间秩序在空间的演进中缓慢嬗变;从应然层面看,当前不平等、不合理的世界空间秩序存在变革的必要与可能,新世界空间秩序当成为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理想方向。

  (一)空间演进的学理性研究

  “空间不是被动和一个空的容器,它是社会生活中的主动因素,是人们的空间实践形成的”。[11](P14)

  物理空间在国际关系范畴中是恒定不变的,但社会空间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当前国际社会空间的演进主要外在表现有二:一是作为全球化与区域化逻辑结果的空间整合,二是作为信息化逻辑结果的空间重构。社会空间的历史性演变,推动着世界空间秩序的结构变化,使秩序的变革成为空间意义上的必然。

  1.全球化、区域化与空间整合。

  21世纪全球化的进一步纵深发展,使得世界越来越作为一个整体性空间而存在。全球化时

  代,“全球流动、交往和网络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涉及到所有社会领域”。[12](P596)

  全球化的发展,正日渐消解着国际空间的界限与分隔,推动着空间连接的增强与空间距离的压缩。

  区域化亦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五大洲相继出现一系列以空间联系为纽带、以一体化为宗旨的国际组织,包括欧盟、东盟、非盟等区域性组织和安第斯共同体、马格里布联盟等次区域组织。欧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区域化进程已初具成效,非洲、美洲乃至大洋洲诸多地区也都渐显端倪。主权国家的一体化进程推动了区域共同体的不断发展,使得分离的空间以巩固的连接形式获得区域范围的统一。全球化与区域化进程使国际社会中多个分隔空间向同一空间的整合成为一种历史趋势。这种空间整合使得世界空间秩序中由全球共同体、区域集团、主权国家等构成的多主体、多层次的秩序结构,逐渐开始取代以主权国家为单一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秩序结构,进而推动着世界空间秩序的整体变革。

  2.信息化与空间重构。

  国际社会空间不仅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还是技术限定的结果。特定历史阶段的空间特性深受同时期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新科技革命进程中通讯和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正在导致空间的压缩现象。信息技术是新科技革命主要领域之一,也是现时代对世界空间秩序影响最大的技术领域。信息化的推进,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改变了空间连接的水平与形式。正如美国学者米切尔所指出的,网络作为信息社会的重要贡献将空间的尺度无限缩小,无论身处地球何处,只要有网络和信息技术的支持,彼此将成为空间上的零距离。[13](P22)

  信息化还在包括陆地、海洋、天空和太空四个维度的传统国际关系地理空间之外又构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信息空间。这一新的空间“既是一个虚拟的非物质空间,又在物质世界中无所不在,具有极为广阔的包容性”。[14](P121)

  信息空间的产生和发展,使传统空间主体间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信息化背景下空间界限与连接的时代性变化,特别是信息空间的发展,构成了国际社会空间的重构,推动了世界空间秩序的变革。

  (二)秩序变革的规范性探讨

  世界空间秩序的变革,不仅是空间层面的必然,而且是规范层面的应然。既有空间秩序,是一种不平等、不合理的霸权秩序,这种霸权体现在两个层面:纵向来看,在人类社会、主权国家以及人类个体的关系中,它是体现国家中心论的,存在国家的霸权,忽视人的需求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横向来看,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它是遵循权力逻辑的,存在大国的霸权,忽视弱国的安全与利益。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中,构建新的、更平等、更合理的世界空间秩序是十分必要的。新世界空间秩序的构建至少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空间主体的多元化。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的国际关系在本质上是国家中心主义的,主权国家是构成世界秩序的基本主体。但现时代国际社会的空间主体已出现多元化趋势,越来越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非国家级单元———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等———在世界空间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提升。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将持续发展。非国家主体大量涌现并在国际社会空间中日趋活跃的现实,终将改变国际体系与国际关系的性质,颠覆世界空间秩序的内在结构与运行方式。

  2.体系结构的平等化。

  现时代的世界空间秩序在社会空间意义上是一种由权力和生产决定的等级体系,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与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影响着世界空间秩序体系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主权国家在权力位势与资本链条中的现实差别导致了国家间在空间资源占有上的等级差异。“中心—半边缘—边缘”空间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存在剥削与压迫的不平等的世界秩序。正如列斐伏尔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日益扩张带来的影响就是使决策中心集中的同时又产生了依赖于边缘的知名度,中央周围的只有屈服、被剥削及依赖的空间:新殖民空间。”[15](P85)

  谋求体系结构的平等化,追寻一种更公正、更合理的新世界空间秩序,是国际关系学未来的重要课题。

  3.价值规范的合理化。

  国家中心的世界空间秩序以权力与安全为至高无上的追求和唯一理性的选择,其最终后果就是同样作为国际社会空间主体的人的异化,因而是不合理的。秩序主体的多元化和体系结构的平等化,直接逻辑结果即世界空间秩序的去中心化。霸权国家不再是主权国家空间体系的中心,主权国家本身也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中心。中心的消解将推动秩序价值规范的革新。新世界空间秩序的构建,不应再将国家的权力与安全置于人的安全、自由和解放之上。

  四、结论

  世界空间秩序是对世界秩序在空间维度上的阐释,它包含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两个层面的意涵。物理空间层面的秩序结构取决于作为空间主体的主权国家的自然地理属性,它独立于人类活动而存在,是国际关系与国家间互动的外在客观环境;社会空间层面的秩序结构则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它是由主权国家造就的,与国际关系和国家间互动处于相互建构的进程之中。社会属性是世界空间秩序的主要方面,而当前社会意义上的世界空间秩序是一种不平等、不合理的霸权秩序,秩序的变革成为理论上的必要。更为平等与合理的新世界空间秩序当成为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理想方向,并当成为反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价值诉求之一。正如福柯所言,“讨论完整的历史,需要描述诸种空间”,[16](P149)

  社会科学研究,不应忽视空间层面的思考。相较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处于空间失语的状态,空间研究在当前的理论探索中须予以足够的关注。一方面,同其他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国际关系学也存在一个哲学意义上的“空间命题”,一种理论研究上的“空间转向”在现阶段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空间理论研究也应吸收对政治包括国际关系的分析,因为空间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空间是政治的,若离开意识形态或政治内容它就不是一种科学对象;空间总是包含着政治性与策略性”。[15](P34)

  将空间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之中,以空间的思维去审视国际社会,构建国际关系的空间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和空间理论研究而言均具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本文对世界空间秩序的诠释,仅是对国际关系的空间理论做一管窥,更为全面的理论构建,尚须学界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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