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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全球化背景下的记忆与记忆政治

作者:李琳玮   来源:共识网发布时间:2013/02/08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共同记忆如何构建?全球化记忆可能对政治带来哪影响和改变?全球化记忆的提出不光是对传统社会记忆理论和记忆政治的挑战,也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了解当今的世界。本文主要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全球化记忆”这一概念提出的理论梳理,分析“全球化记忆”存在何能的依据、支持及其表现。第二部分则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分析全球化记忆的建构形成、记忆政治的运作以及全球化记忆如何影响政治的问题。

 

  一、概念界定及全球化记忆的演进路径
 
  (一)源起:记忆与社会记忆
 
  1、概念界定
 
  “记忆”曾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个体是基础的研究对象。以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共同记忆”是基于个体记忆研究的拓展。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被认为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这种群体性“共同记忆”的开创者。他于1925年在一篇题为《记忆的社会框架》的论文中提出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强调现在对过去的“重构”。保罗·康纳顿(PaulConnerton)在哈布瓦赫的理论基础上,用“社会记忆”这一概念替代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认为,一个群体塑造的共同记忆,不仅是每一个群体成员的私人记忆相加的产物,更是属于这个群体自身的。他还强调了社会记忆的传递性与连续性,关注社会习惯记忆对现实的影响。“社会记忆”又经过巴里·施瓦茨(BarrySchwartz)、杰弗里和罗宾斯(JeffreyK.Olick&JoyceRobbins)、坎斯特纳(WulfKansteiner)等学者的研究发展,得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内学者也不乏相关的研究,郭景萍对社会记忆就有较深入的理解,她认为社会已被看成是一个“情感记忆的共同体”,它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成员在内心深处不会遗忘其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体现其集体价值观的往事。社会记忆可以整合历史资源,梳理社会文脉;它是保存社会文化的载体,也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纽带。
 
  虽然目前学界尚未对“社会记忆”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但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做出如下界定:社会记忆不只是个体记忆的简单集合,它指的是社会中个体间通过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建构出一套集体的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社会记忆通过抽象或具体的中介载体将个体与社会整合、过去与现在相连,并通过记忆的传递性与连续性,继续对未来社会产生影响。
 
  2、“社会记忆”政治学层面的应用范围及其特征
 
  目前,关于我国社会记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民族学等的考察视角,政治学方面的研究不多,并且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偏向于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讨论特定时代内个体或特定类型群体的共同记忆特征,常见的有“文革”、“上山下乡”等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对“苦难”的社会记忆建构的分析等。另一方面,主要是从民族-国家角度进行的研究,涉及到国族历史文化认同的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从纵向和横向维度分析,具体可总结出以下社会记忆的两大特征:
 
  纵向特征:社会记忆存在“代内单元”
 
  曼海姆(KarlMannheim)曾于1952年首次提出了社会和政治事件对于一代人性格形成的重要影响。他指出,一代人共享一些主要政治或社会事件的经历,使得他们进入一个“代内单元”,并形成他们最坚固的观点。(李红武,胡鸿保,2009;杰弗瑞·奥利克,乔伊斯·罗宾斯,2011)“代内单元”是对社会记忆的深入理解和演绎,“代内单元”的概念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横向特征:社会记忆存在“边界”
 
  沃尔夫冈·卡舒巴指出了划分社会记忆能力的重要性。“边界”也有两种分类,一种是社会内部的边界--异质文化的边界,另一种是国家间的边界--外国社会与势力的边界。同时,文化和主权的认同也是目前对民族-国家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切入角度,对于民族-国家中的国民而言,存在一种身份政治,具体表现为内部的集体化,使民族-国家形成一种“自我的集体形象”,而这一集体化根本上依赖于它的对外关系,依赖于有关外部敌人的观念和威胁情境的存在与否。它要求一个界限分明的、对立的“自我”和“他者”。
 
  无论是时间上“代内单元”的存在,还是空间、文化上“边界”的存在,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社会记忆具有特殊性,总是针对于共享同一事物的特别群体。而这样的常规思维模式也为下文将讨论的全球化记忆提出了一个很严峻的挑战,无论如何,人们都很难真正以一种无边界的方式来思考具体的社会与社会秩序的概念。
 
  (二)超越:从社会记忆到全球化记忆
 
  1、对“全球化记忆”的理解
 
  有学者在研究中特别对“全球化记忆”这一概念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全球化记忆”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为“全球化时代中的记忆”,一为“全球化的记忆”,前者具有分散化、差异化、独特性等特点,强调个体记忆的全球化语境,后者则相对集中、明确,是“记忆的全球化”之产物,侧重于具有某些共性的集体社会记忆。(赵静蓉,2012)本文将探讨的主要是第二种“全球化记忆”,并在下文不做“全球化记忆”与“全球化的记忆”之区分,统一使用“全球化记忆”。
 
  本文认为,全球化记忆是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社会记忆,是社会记忆消弥淡化“边界”的一种超越的形态。这一概念的形成这是与全球化密不可分的,其中最根本的转变是研究单位的转变。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是西方最早关注和阐释全球化的学者之一,按照他的观点,所谓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巨大的“时-空”变化,并非仅仅局限在经济生活中,所以他强调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全球化不只是在一个‘外在’(outthere)的现象。它不仅指大规模全球体系的产生,而且指日常生活每一环节的变革。因此它是一个‘内在’(inhere)的现象,甚至影响着个人认同的亲密行为(intimacies)”。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认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④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则把全球化描述成“世界性的主权、权力和活动自由的重新分配”,它既是一个“由速度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所引发的”过程,又是由之而导致的一系列后果(比如中心和边缘之分界的淡化、地球物理边界的消弭、“距离不再有任何意义”以及人类生存的两极分化)。
 
  因此,全球化记忆就是一种基于世界这个整体的记忆,它自觉超越了国家、区域、民族、种族、族群等界限,消除种种政治壁垒的限制,从全人类或全世界的角度出发来思考社会问题。这同时也是对民族-国家理论的一个挑战,全球化记忆的形成是否会对民族-国家系统产生毁灭性的冲击?不过这一问题暂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2、求证:个体与全球化的悖谬?
 
  回到源起,记忆最开始是基于个体意识机能基础上的,社会记忆是对有关联的个体间对特定往事和经验的共享而抽离产生的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但不管如何,社会记忆的承载者还是因“代内单元”和“边界”的存在,会具有相对性、特殊性、差异性,相反,全球化记忆则意味着全世界都应是承载者,是趋同的“共同体”或“群体”,意味着差异的淡化、边界的模糊。那么,又何以能将社会记忆推导出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话语?又是什么样的记忆,可以成为“世界性”的呢?全球化记忆是否真的存在呢?
 
  JanAssmann据此认为,就像“全球化身份”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一样,所谓“全球化记忆”的概念也是一个悖谬的概念,“记忆”若要和“全球化”联结起来,无疑需要彻头彻尾的重新架构和重组。而与此同时,An-dreasHuyssen却指出,“自从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从1990年代开始,世界已进入一个与大屠杀关联的‘历史记忆的全球化’过程”②。事实上,一种全球化的记忆已经存在。如何理解这一悖谬的现象?
 
  简单地说,全球化就是两种反向趋势的巧妙融合。一方面,对每个个体而言,人们的生活世界在扩张,区域性的、本土化的、民族性的各种因素不断地向全球范围内延伸,人类的社会活动在经济、政治、军事、技术、文化等各个层面上都日趋深广;另一方面,对整个世界群体而言,随着人类不断跨越在空间、制度、国家、文化等方面的障碍,日益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沟通和人际关联,人们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也越来越趋同,现实焦虑也日趋集中。前者体现了世界在物质层面上的扩张性,后者体现了世界在意识层面上的集中性。所谓“世界意识”或“全球化记忆”的形成,就建立在这种看似相反、实则同质的社会发展基础上。
 
  从另一个角度上,我们可以借鉴阿斯曼(1992)的研究来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证明全球化记忆存在的可能性。他认为,根据重大事件与个人经历的关系,记忆的基本过程可以概括为个人记忆-社会记忆-沟通记忆-文化记忆。
 
  总体来说,全球化记忆较之于社会记忆的根本区别在于:全球化记忆是一种基于不受“时-空”局限的脱域的记忆,脱域的概念击碎了悖谬的谣言。
 
  3、构成要素、支持及具体表现
 
  结合全球化的背景及社会记忆的理论起源,我们可以概括出全球化记忆的构成要素:
 
  第一,记忆全球化的前提是引起记忆的事件能让全球中的个体都能产生相似现实语境,理解相关的问题背景;(A)
 
  第二,引起记忆的事件有可供论证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符合全球中个体一般的思维方式;(B)
 
  第三,全球化中的个体要有较紧密的联系网络,有充分展开互动的可能性;(C)
 
  第四,全球化中的个体要共同认可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社会价值,有对人权和人性等基本观念的共识和向往,有和而不同的、对文明发展的愿望和理想。(D)
 
  “全球化记忆”的关键支持是互联网。如果说社会记忆对应着口述与书写,由互联网支持的全球化记忆则对应着多元、对应着时间与空间的无限延伸与自由转换。互联网的存在使虚拟空间替代了物质空间,为记忆脱域提供了可能条件,使得现场不再意味着唯一与权威,记忆地点在概念上产生了颠覆,转变成为一个有着私人性与公开性的双重虚拟空间。
 
  于是,互联网成为新的“记忆媒介”和全球“记忆档案馆”。记忆也就同时被带入了新的“文化主义词汇”,这使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实施成为可能。
 
  “全球化记忆”的具体表现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启蒙记忆,一种是创伤记忆。启蒙记忆可以指世界文化遗产等,创伤记忆比如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9·11”恐怖袭击事件等。
 
  同时,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即便是个体们共同面对的“社会记忆”,在两个个体对话之间也是有差别的,这样的全球化共同记忆并不表示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感受和立场,所以我认为,全球化记忆看重的是一种形式上信息的全球化共享和交流。
 
  二、全球化的记忆政治
 
  1、记忆是可以政治建构的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他著名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中反复出现了一个桥段,就是叫“声响器”的猪会通过演讲、标语等诱导庄园里的动物记忆发生改变。
 
  “上面说的是,‘凡动物都不准睡床铺被单’。”她终于念了出来。
 
  苜蓿觉得太奇怪了,她居然不记得第四条戒律提过被单,可它既然都写在墙上,那它一定原本如此。这时,声响器在两三条狗的陪同下碰巧路过这儿,他完全能够从适当的视角来剖析整个问题。
 
  “那么,同志们,看来你们已经听说我们猪现在睡到庄园主房子里的床上的事情了?为什么不呢?难道你们真的以为有过这么一条反对睡在床上的戒律吗?床仅仅是指睡觉的地方而已……同志们,你们不至于打算剥夺我们的休息权吧?你们不会使我们过于劳累而不能履行我们的职责吧?你们中间肯定没有谁愿意看到琼斯回来吧?”
 
  在这个问题上,动物们立即就使他消除了疑虑,此后,也不再有谁谈论有关猪睡在庄园主房子里的床上这件事了。
 
  这只是一个举例,但可以说明的是,基于一些政治目的,记忆是可以建构出来的,同样,全球化记忆也是可以建构出来的。其实一直以来,通过正式形成共同记忆,来塑造民族-国家和使社会成为共同体方面一直是国家政治的一种重要手段。其传统的媒介是书、艺术、纪念碑、象征符号、博物馆以及公共仪式。此外,歌曲、英雄、纪念碑和民俗为基础,都可以“激发”民族国家认同和归属的感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看,如果有一些事物可以得到世界中个体的普遍认可(当然,必须基于的是前文提及的构成要素A\B\C\D),那么,全球化记忆同样是可以建构的,并且因为范围的扩大,其影响的方式可能会更多元化。
 
  我试图来举个例子来证明: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他说他是“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了”。这一行为有着深远的政治含义,既表达了对战争的反思和反战和平的思想,也划清了联邦德国与纳粹德国的界限,为联邦德国的国际政治声誉打下了基础。
 
  2、社会记忆随“全球”情境变动为全球化的记忆政治
 
  这是记忆政治全球化的一种新趋势,即原本局限于某一地域、某一族群共享的社会记忆因为新的文化形式--互联网等,正在在全球蔓延,基本打破了传统的政治壁垒,冲破的地域的隔离,具有“跨国”形象和“超国家”方式。
 
  美国《独立宣言》的经典话语“人人生而平等”,最初只是美国建国的理念,而现在已经发展为全世界的共识(好像每个国家的建国理念都应是这样的一样)。
 
  3、谁都可以建构和操控全球化记忆?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已经不能用传统思维一样来理解记忆政治。传统的记忆政治存在一个实际的中心,对记忆的操控往往来自于一些强大的社会组织或社会精英。但全球化记忆那种脱域的形态使得它的组织本身就是没有一个绝对源头的“网络”,它深入地整合了全球交流的各种可能性,如网络、视觉媒体、兼具教育及娱乐功能的电视节目、网站、电影或书籍等。举个并不十分恰当的例子,英国短剧《BlackMirror》就展现了一个普通的艺术家如何只通过互联网就操控了英国政界、甚至全世界的民众,让他们共同拥有了一次荒诞而深刻的记忆。因此,理论上说,只要知道合理运用互联网等媒介,社会组织或社会精英可以做到的操控,一个普通人也很可能做到。而这样的记忆政治就变得愈发的扑朔迷离,难以预测。
 
  4、全球化记忆如何影响政治?
 
  全球化记忆具体是如何影响政治的,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案例即可清晰直观地理解这个问题:
 
  (1)“9·11”恐怖袭击与移民控制
 
  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移民被西方国家宣布为全球安全的一个重要威胁。这还不仅仅是在“安全政策”的意义上,而其实就是对移民的“文化再评估”。在政治与媒体上,文化异己性日益增长的“原因”比以前更多地归咎于移民,认为正是他们导致了欧洲和美国社会与城市的新分裂。尤其是阿拉伯、非洲和土耳其的外来移民,因为他们常常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外来的”宗教,带来了面纱和黑色罩袍。这些“异国”服饰风格,就被说成是造成欧洲民族国家文化负荷过重的原因。这次记忆政治基于的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东方“恐怖主义”的刻板印象而产生的,在其中,人们甚至拒绝接受那些自称“圣战者”的往往不是移民的基地组织成员,而是在欧洲或美国出生、受教育、土生土长的恐怖分子。
 
  (2)日本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与全球核武器控制
 
  二战期间美国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的两枚原子弹,终结了二战,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使用核武器所产生的不可承担的后果。因此,即便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开展军备竞赛,以及当今以核武器做为国家军事力量衡量的标准,也不会有哪个国家愿再次启用核武器进行军事攻击,核武器的生产更多的是做为一种核威慑。即便如此,联合国也在呼吁“世界无核”的观点。原子弹爆炸的记忆带给人类历史无法弥补的伤痛,这样的记忆政治直接导致了全球对核武器控制的共识。
 
  此外,正如上文的分析,建构和操控全球化记忆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全球化的记忆可能可以被运用到抗争政治中。抗争的群体可以依附于一些共同记忆进行记忆政治的建构,最后甚至可以达到世界共识的层面。
 
  最后还需要说明一点,本文所坚持的互联网的发展是全球化记忆的支持,并不意味着那些产生便于化记忆的事件必须是发生在互联网技术产生之后的,因为“时-空”的分离,所以互联网有可能将任何一个时段的事件做为全球化记忆的触点,这是不足为怪的。同样,一些被特殊历史原因湮没的事件也可能基于全球化背景和互联网技术支持而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建构发展为全球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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