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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世界人口变迁与政治重塑

作者:程亚文   来源:《领导者》总第45期发布时间:2013/02/07
摘要:从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2009年年底以来的欧洲债务危机,到2011年年初以来的中东北非政治动荡和围绕叙利亚局势而引发的国际博弈,以及以2011年挪威惊天命案和英国严重骚乱表现出来的欧洲社会治理危机,都在醒目提示当前世界在陷入新一轮动荡过程中,原有的格局、秩序和道理都将被新的事物所替代。这些事态的起因何在?世界又将去向何方?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今天正在发挥着比起以往远为显著的作用,那就是世界人口在过去50年间,经历了近500年来第三波大的变迁,如今虽已进入第四波变迁进程,但第三波人口变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却在当前逐渐展现。在人口因素的冲力下,大国关系以及全球政治的图景,都在和还将发生巨大变化。

  一、人口是影响大国兴衰和权势转移的基本因素
 
  人口是国家的关键性战略能力,也是国家其他战略能力的前提和基础。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o吉尔平认为:“从长远看来,稳定的经济增长率或人口变化是政治变革的最重要的动因。”同处欧洲大陆的法国与德国,在19世纪以来随人口变迁而发生的竞争优劣态势变更,就非常具有典型性。
 
  在欧洲历史上,法国长期一直是除哈布斯堡帝国之外人口最多的国家,它使法国赢得了战略优势。在19世纪以前,法国一直是欧洲人口增长较为迅速的国家。法国人口在1715年至1789年间从1800万增长到2600万,这使得“18世纪末,在英、法两国扰乱旧体制的基本因素恐怕是人口的增长”。然而,这一优势在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削弱。法国是欧洲最早开始节制生育的国家,随着各种避孕手段的推行,法国人口增长到19世纪已经放缓,“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人口仍然增长了30%,而欧洲同期平均增长了50%,英国的人口增长率更达到100%。”“1800年,法国共有2700万居民(英国仅1800万,德国为2480万),人口居全欧之首——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另当别论——占欧洲总人口的15.7%;但是,到1850年时,这一比例下降为13.3%;1900年更下降为9.7%。”
 
  在法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的同时,欧洲其他一些大国特别是德国的人口,却在迅速增长。“17世纪时,英国的人口只有400万,法国是1600万,西班牙是800万”,而到了“1870年,德国的人口为4000万,超过了英国或法国的人口。截至1914年,德国的人口增至6500万(增长了62%),超过了英法两国的人口增长率。英国人口从3100万增至4500万(增长了45%),法国的人口几乎没有增加”。“从普法战争时候起,德国人在青年男性的比率方面就占优势。19世纪60年代末,德国20~34岁的青年男性比例只是稍稍有利于法国的东邻。然而到1910年,德国人已经把这优势增大到了1.6∶1;到1939年,德国在年龄上适于从军的人数相当于法国的两倍多。”
  资料来源:QuincyWright,AStudyofWar(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42),vol.1(pp.670-671),ascitedinAntonW.Deporte,EuropeBetweentheSuperpower(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2nded.,1986),p.13.
 
  欧洲大国人口上的变化,对各自国家的经济与战略能力,产生了明显影响,表1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从表1、表2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法德两国国力优劣势的变化,也与其人口数量级直接相关。1850年法国仍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国,法国与德国的较量总是以法国占优,而法国人口也一直相对德国为多。到了1870年,德国人口从此超越法国,德国的工业生产与总体经济能力,特别是当时在经济增长中最有代表性的钢铁产量,差不多已达到法国的两倍以上,这使德国在战争工业化上,明显比法国处在有利地位。戴高乐在20世纪30年代因此哀叹说,每有一个法国男子达到兵役年龄,就有两个德国人如此。而法国政治家白里安(Briand)面对别人批评他采取讨好德国的政策时,为自己辩护他实行的是依法国出生率而来的外交政策。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于自身安全的忧虑和需要自我保护的感受,也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口大大下降这一事实造成的。
 
  对法国国家命运与其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布罗代尔曾深感痛心地指出:“避孕显然并非始于昨日,它不是现代的文明……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比欧洲邻国超前了足足一个世纪。这一领先的地位对法国的人口增长是一场不幸的灾难。正当法国的人口增长速度缓慢爬行的时候,邻国却阔步前进,工业的欣欣向荣加快了后者的前进步伐。我国在欧洲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是否可以认为,法国失去其强国地位的时间不是1815年6月15日滑铁卢一战的惨败,而是在此之前很久,即从路易十五当政期间法国故意减少人口自然增长那时算起?……19世纪期间,西欧各国的发展几乎并驾齐驱。在社会演变、政治、经济、医学以及其他领域,处于齐头并进的状态。唯有一项例外,而且只涉及法国一个国家,它比欧洲其他各国提前100年时间,‘开始减少有生力量,恰恰就在各国竞相进行世界扩张的时候’。在18世纪的这一事件的影响下,法国今后在各方面的前进步伐全都受累不浅。”“‘节制生育’一词最恰当不过地概括了法国历史悲剧的全过程。”
 
  二、近世以来世界政治变迁与人口变迁基本一致
 
  法国近世以来的人口变迁与大国地位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普遍性?有。从世界近几百年来的情况看,在社会发展不存在本质的物质文明差异(所谓物质文明差异,是指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情况下,哪个国家的人口多,哪个国家就更有竞争力,也更有可能后来居上,改变竞争优劣地位。
 
  仅从进入现代世界的情况而论,欧洲近代以来曾经在世界上所建立起来的优势地位,以及20世纪下半叶美苏两家独霸世界的经历,就都与相应时段大国人口数量及人口在物质文明上的转型有关。1700年时欧洲人口(包括俄罗斯)占世界总人口18%左右,1800年占20%,而到了1900年,则进一步上升到近25%。这两百年时间里欧洲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它为欧洲对外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这两个世纪也是欧洲大量向外移民的世纪。与此同时,欧洲于18世纪末率先推行工业革命,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进行了物质文明转型。欧洲人口在数量上的劣势被减小,在物质文明上的优势被扩大,是这一时期内欧洲相对世界其他地区优势地位的由来。
 
  20世纪美国和苏联的强势地位,同样和其人口增长与人口转型有关。从1800年到1930年,美国人口由600万增长到1.2亿,沙皇俄国(苏联)人口由3700万增长到近1.4亿,是所有列强中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夕,它们各自的人口数量,都比位居其次的德国人口多了一倍,而且其工业化程度也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包括法国哲人托克维尔在内的不少欧洲观察者,因而在19世纪上半叶就曾认为,未来世界将由美国的钱袋和俄罗斯的皮鞭共同主宰。
 
  而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政治权力部分发生了由西方向非西方的转移,它同样与非西方的人口增长与西方的人口停滞过程相一致。在此时间段内,非西方人口改变了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高位均衡,而转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加快。相反西方人口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欧洲和俄罗斯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中急剧减小。1900年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4.7%,1950年变为21.8%,到2001年,则已经显著降为11.9%。俄国人口在1913年时还占世界总量的8%,1990年苏联时已降为只有5.5%,而在十余年后又有进一步降低,其后继者俄罗斯人口如今只占世界总量的2.2%。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非西方国家纷纷摆脱被殖民局面和实现国家独立,一方面在人口数量上再次拉大了与传统西方强国和俄罗斯(不包括美国)的差距,另一方面在工业发展和经济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人口的物质文明形态上也开始迎头赶上西方。这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所谓“金砖四国”(BRIC)频频为人所谈起的原因。这四个“大有前途”的国家中,有三个是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三个发展中大国的人口,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不是持平,就是不断上升。印度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非西方相对西方为高的人口出生率及人口增长速度,还使世界人口迁移,由传统的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迁移,转变为非西方世界向西方迁移。传统上欧洲向世界移民转变为现在世界向欧洲移民,其意味不仅仅是人口与经济,同时也是政治。欧洲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态度与美国不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移民改变了欧洲国家的人口构成,当穆斯林人口在那些欧洲大国中占有10%左右比例的时候,这些欧洲大国的政治家们,必须考虑这部分人口的政治态度与自己能够争取的选票、本国社会安定的关系。
 
  人口大国未必就是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国家,然而,能在较长时间产生广泛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的国家,却必定是人口大国。从国家特别是大国兴衰史来看,人口是关键性战略资源,不仅构成国家的硬实力,也构成国家的软实力。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1)有较多人口的国家,一般情况下也会有较多年轻人口和更多高智慧人口,并因此使国家更有活力。人口增长会使人口结构一直保持相对合理,会使年轻人口和劳动人口在人口问题中始终占主要,那么,人口就会一直保持旺盛活力和创造性,因此为国家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的发展,提供丰富人力资源。2)人口也是文明的基本负载,人口多的国家,更有利于传播文明,并建立起在文明上的相对优势。
 
  三、人口如何影响世界?
 
  在人口变迁与大国兴衰和世界政治嬗变的关系中,人们一般看到的是人口数量增减对国家兴衰和世界政治的塑造作用。一般来说也的确如此,通常情况下,哪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多,哪个国家的战略能力就强,就更有竞争优势。没有一定的数量为前提,一个国家不可能成为所谓大国,也不可能在地区和全球产生广泛影响。
 
  但人口对国家战略能力的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甲午海战的时候,中国人口比日本多得多,结果却败了;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苏联都曾拥有众多人口,后来却都分崩离析。人口多是优势,但数量多寡仅是人口影响大国兴衰和世界政治的一个方面,除数量之外,从以往来看,人口中的另外两个特质,其影响同样巨大:
 
  人口的文化和族群构成。在世界历史上,有些国家曾经人口众多,最后还是不可避免衰落了。其中一大原因,就是人口结构中没有形成负载某种主要文明和种族的主体人口。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在其人口中形成对某种主要文明的认同,没有相通(而非共同)的种族构成,其内部凝聚力就不会强盛,那么,即使产生人口增长,人口多也难以形成数量优势和国家可用的有利战略资源。
 
  以奥匈帝国为例。这个国家的前身是哈布斯堡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在很长时间内其人口数量和统治面积都在欧洲无人能出其右。但这个国家族群成分特别复杂,在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控制权的1865年,哈布斯堡帝国的3700万人口(为当时欧洲除罗斯外的第一人口大国)中,800万具有德意志血统,500万是匈牙利人,500万是意大利人,400万是斯拉夫人,200万是罗马尼亚人,还有其他族群。这一年其军队花名册中,有128286名德意志人、96300名捷克人、52700名意大利人、22700名斯洛文尼亚人、20700名罗马尼亚人、19000名塞尔维亚人、50100名鲁提尼人、37700名波兰人、32500名马扎尔人、27600名克罗特人和5100名其他族群人。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很像一支多国联军,这与整齐划一得多的法国军队和普鲁士军队形成鲜明对照。这样一个国家的内聚力及其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19世纪下半叶败给了普鲁士,而在20世纪上半叶,奥匈帝国彻底毁灭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现代民族意识尚未产生的古典时代,奥匈帝国尚能保持其国家形态,而当18世纪后期以来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时,由多个族群、多种信仰人口组成的帝国,就再也无法压抑境内的民族分离倾向,最后无可奈何分崩离析。
 
  而就当代世界来论,此问题仍存在。苏联最后解体同样与内部族群和文化构成复杂有关。而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他所担心的,实际上很大部分是美国国内的人口问题。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传统白人人口,这在享廷顿看来威胁到了美国的主体人口结构,进而会威胁美国的文明特性,这样的一个美国将是联合国而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欧洲对移民的排斥增多,也是基于同样心理。加拿大的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二,却没有多少人认为它是大国,又是为什么呢?从人口角度看,一是这么大的国家,才区区3千万人口,人口数量太少,不足以支撑大国骨架;二是加拿大国内存在两大族群,即讲英语的英国人后代与讲法语的法国人后代,后者主要聚居的魁北克,一直要求独立,这使加拿大人口在族群与文化构成上没有形成主体板块,因此妨碍了它的内部团结,也使它难以成为大国。
 
  人口的物质文明构成。近世以来,欧洲和美国为什么对非西方世界产生巨大优势,不仅在于人口数量上与非西方世界的差距减小,也在于人口结构中,欧洲人口的科技和商业素质比非西方世界为高。也就是说,在近世以来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人口转型中,欧洲和西方远远走在非西方国家前面,而哪一个国家在人口的物质文明转型中速度更快,效益更佳,它就会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源,也就会相应积累更强的国家战略能力。
 
  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当时日本在经历西南战争和明治维新后,其中央政权和精英阶层,在推进日本成为类似于欧洲的现代工商业国家这一目标上,已达成观念一致并开始在实践上落实,这种负载着现代观念的精英阶层,也已成为韦伯意义上的国家的领导阶级(参见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有关上升阶级、落后阶级的论述)。而且日本在现代工商业化上,已走在中国前面。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一个国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之效率,使这国家的功能提高”,“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本来已朝此方向发展,与中国无法分类的大多数民众相比,显然效率更高,此中差异也在战场上表现无余”。
 
  反观中国,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发起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但洋务派的基本主张,仍是“中体西用”,现代工商业不过是传统制度的附庸品,现代工商业观念不仅未在主政者那里形成主流,也未成为国家目标。“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轮船与枪炮,所以他们设立的是船坞与兵工厂。所有的改革也与其他部门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也就是说,那时中国也开始经历人口的物质文明转型,但这一转型还未上升为国家的主导性意志。直到甲午海战之后,传统的皇权观念及其制度系统才被深深触动,由此产生清末新政及若干变革,但此时已为时晚矣(中日在当时社会主导者的观念比较,可参见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378~381页)。
 
  年龄构成。这一因素只是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才出现。因为在此之前,人类一直处于前工业社会,城市化水平很低,人口出生率普遍比较高,没有人口总和出生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和老龄化的现象,世界各国间人口结构的差别不大。但自19世纪中期以来,由于法国率先在欧洲出现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由此影响了欧洲政治;而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总和出生率下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和老龄化问题,出现了世界性蔓延,全球主要国家和不同地区间,人口年龄结构已发生显著差异。特别是欧洲、日本老龄化程度严重。这一差异已明显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内外政策,从而影响世界政治。
 
  四、第三波人口变迁的政治影响全面爆发
 
  近四五百年间,全球人口曾经历三次大的变迁,并都产生相应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影响。世界人口在现代的第一波变迁,是欧洲近代以来相对为快的人口数量增长及人口物质文明转型,曾使欧洲长时间建立起强大优势地位。1700~1900年间,欧洲人口在数量上的劣势被减小,在物质文明上的优势被扩大,是这一时期内欧洲相对世界其他地区优势地位的由来。世界人口在现代的第二波变迁,是美国和俄罗斯自19世纪中期以来逐渐成为列强中的两个主要人口大国,铸就了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两极统治。世界人口在现代的第三波变迁,是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非西方世界人口显著增长,而西方世界人口生产停滞,这使世界政治权力部分发生了由西方向非西方的转移。
 
  当前世界已进入第四次人口变迁进程(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非西方世界也开始出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即低位平衡),但由于经济社会变化一般落后于人口变迁,今天的世界主要仍受第三波人口变迁的影响。而2011年年初以来中东北非地区的变局、欧洲的经济社会危机,以及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和围绕叙利亚局势而发生的大国博弈,可以认为是世界第三波人口变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已全面爆发。
 
  这第三波全球人口变迁大致起自20世纪60年代,自那以来欧洲和西方近两百年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其他区域的历史发生逆转,人口生育水平急剧下降甚至在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欧洲和西方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在最近半个多世纪中也不断缩小。而非西方人口改变了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高位均衡,转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生产在世界不同区域的显著落差,给世界人口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近二十年来,原先主宰世界的那些国家在迅速变老,而世界的其他部分正年轻气盛,这正在不同类型国家内部产生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要求,并分别产生不同的对外影响。
 
  其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新的移民大潮,并且世界人口迁移由传统的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迁移,转变为非西方世界向西方迁移,欧洲、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已成为世界移民的主要接收地。就像欧洲近世以来的对外人口迁移,带来了欧洲的兴起及其全球统治地位一样,这一波倒转回去的移民潮,将改变的也将不仅仅是一些国家的人口结构,同时还会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发生影响。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冲突和对抗,且在某些时候还会显得格外激烈和难以调和。
 
  一定程度上,21世纪以来所发生的重大恐怖主义事件及美国展开的反恐战争,就可以看做人口问题在当下的一个反映。这方面的不适和冲撞,从量上来说近年来显然在不断攀升,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就突出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2011年1月8日美国国会女众议员加布里埃尔o吉福兹,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进行巡回谢票活动时遭遇枪击,造成6人死亡12人受伤。据报道她遇此劫难的主因,在于她从政以来,在移民问题上态度强硬,致力于在亚利桑那州推行更严厉的移民法案,加强对边境的安保措施,对已入境的非法移民进行识别、起诉并将他们驱逐出境。2010年11月她以微弱优势在国会选举中胜出,决定她胜选的议题正是移民,但这却也使她多次受到匿名恐吓。
 
  美国近些年来对待移民越来越不友善,由此引起的不和谐与欧洲相比,却又有点小巫见大巫了。也是在2011年年初,希腊公民保护部长赫里斯托斯o帕普齐斯宣布,将在希腊和土耳其边界修建一道12公里隔离墙,以遏制非法移民经由土耳其进入希腊和其他欧盟国家,否则如2010年那样有10万人从中亚、中东和非洲进入希腊,那是希腊不可承受之重。希腊政府的这一决定,引起了移民群体的抗议,也引发了欧盟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
 
  欧洲的上空无疑已飘荡起移民保守主义的阴云。更夸张显示这片阴云的,乃是2010年发生在法国的两件事情。一是继2009年之后,2010年8月法国再次大张旗鼓驱逐罗姆人;另一件是2010年9月法国通过法案,禁止人们在公共场所穿戴会遮住整张脸的头巾、面纱和罩袍。这两件事情,都在世界上引来了很大争议,尤其是穆斯林世界对法国的做法很反感,有些极端主义组织甚至宣称要对法国发动恐怖袭击,一时曾使法国人颇是惶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法国人却都支持对异己者采取一些限定措施,法国参议院通过禁止妇女公共场所穿遮脸服饰的议案,就只有一票表示反对。
 
  这种态度又并不只是法国才有。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的董事扎拉青2010年发表一部新书,指责穆斯林移民降低了整个德国社会的智力而导致平庸,他虽然因此被银行开除,但民意调查却显示,大多数德国人同意扎拉青的看法。一些欧洲国家如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也都在酝酿制定类似法国的法案。这的确反映了欧洲对其人口结构变迁的一种恐惧。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在过去三十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并将于2015年前再增一倍,如今法国穆斯林人口已有600万之多,占其总人口的10%;德国穆斯林人口已400万有余,占其总人口的5%。仅仅是人口种族结构的改变,还不足为惧,欧洲人所担心的,是随移民潮而一天天增多的穆斯林人口过于顽强地保存了自己的文明传统,并不愿意融入欧洲文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0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就公开指出德国试图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她强硬要求穆斯林移民应该学习德文,以便在德国学习、就业和融入国家。
 
  对外来移民的不适感,在欧洲不再只是简单的“社会归化”问题,而已形成趋向激烈的社会冲突。2011年7月底,一向平和安宁的北欧国家挪威,发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血腥的爆炸枪击案,32岁的极右翼分子安德斯o贝林o布雷维克在奥斯陆政府机构门前放置汽车炸弹,然后在于特岛向数百名执政党工党的年轻成员开枪射击,造成77人死亡。请注意布雷维克在网站上发表的宣言,他说:如果不首先清除多元文化/文化马克思主义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学说,将无法打败伊斯兰化,或阻止/扭转伊斯兰对西欧的殖民。他还写道:“我们的世界已经疯狂的最广泛的体现之一就是多元文化。”
 
  归纳起来,欧洲人口结构近年来所发生的三个明显变化,的确都有助于欧洲往内向的方向越走越远。这三大变化,一是欧洲本土人口出生率严重下降,欧洲已全面进入老龄社会,在目前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19个国家中,除日本和摩洛哥外,其他17个国家都在欧洲;二是由第一个而来,是当今世界人口流动,已由近代以来主要由欧洲向外移民,而变成世界向欧洲移民;三是人口的族群和宗教构成上,不信奉基督的外来移民人口所占比重上升。
 
  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增多及难以在文化上归化欧洲,在某些场合已被放大为欧洲将成为“欧拉伯”的舆论意识。荷兰自由党领袖海尔特o维尔德称:“公元732年的普瓦捷会战阻止了伊斯兰第一次入侵欧洲,第二次入侵又于1683年被阻挡在维也纳的关塞之外。我们现在要阻止的是穆斯林这一次的秘密潜入”,“要阻止(荷兰)伊斯兰化”。这种舆论思想所代表的,不言而喻是文化保守主义在欧洲的回潮。往小处说,是欧洲各国对穆斯林人口增多将冲击其国家特性有着恐惧,往大处说,是欧洲对人口变迁将动摇其文明(文化优势)怀有担忧。进入20世纪以来,欧洲在世界上先是失掉了军事优势,接着是政治优势,但欧洲人在思想意识中,尚对世界其他地方存有文明(文化)心理优势,认为欧洲文明(文化)最为先进。如今外来者不愿融入欧洲文明,这无异敲打了欧洲人最后的一道心理防线,会给欧洲人的自我认同、国家认同造成困扰,也会制约欧盟最终成为政治实体所必须的欧洲认同的形成。
 
  不过,对欧洲将“欧拉伯”化的担心,其实有些杯弓蛇影。大多数研究机构通过调查指出,至少在未来半个世纪内,欧洲都不会为穆斯林所主宰,后者都将在欧洲处于绝对少数地位。笔者看到的最高估计,是美国移民政策协会称,到2050年,穆斯林人口占欧盟总人口的比例将达20%,这并不会动摇欧洲之本。另外,还要考虑到的是,世界人口变迁正在进入第四波,包括穆斯林世界在内,世界人口已普遍进入低增长阶段,未来靠近欧洲的那些穆斯林国家,同样将遭遇老龄人口增多、青年人口减少。这样,当前这波向欧洲进发的移民潮,再过一二十年后将会放缓,因人口问题而引发的国际冲突,也将可能逐步减弱。
 
  第三波人口变迁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当然不仅表现在如对外移民这样的国际层面,也表现在国家内政层面。中东北非地区的变局,从人口变迁的角度看就非常容易理解。1980年的时候,埃及人口才4400万,而到今天已达8400多万,其中25岁以下的就占到一半。整个中东北非地区也都大略如此。据联合国统计,北非和西亚人口在1980年约为2.3亿,到2010年几乎增长一倍,达到了4.4亿,其中24岁以下的人口比重超过了50%,而全球人口同期则由44亿增加到66亿。中东北非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及年轻人口比例,均显著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大批的年轻人口突然出现,就业、社会福利等问题不是空喊几句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就能得到解决的。而大批年轻人没地方吃饭、没机会发展,再加上社会有腐败和贫富差距现象,就很容易转换成社会的民主政治要求,包括对外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情形,很像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中国人口迅速增长,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缓慢,为缓解城市中大量增长的年轻人口就业不足的压力,想出来的办法就是“上山下乡”,让千百万城市知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概而言之,2011年以来中东北非地区的变局,主要成因是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国家所能提供的就业和福利增长速度。突尼斯、埃及等国上街游行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口。这一点跟欧洲很不相同。欧洲上街游行的多是老年人,他们所要求的无非是改善福利待遇,而并不要求把整个的政治体系颠覆掉。然而,北非、西亚的年轻人一上街,马上就要求变革现有的政治体制,同时对外来干涉极为敏感。大致能这样说,欧洲主要是老年人政治,中东地区主要是年轻人政治。相对于老年人政治,年轻人政治的革新性更鲜明,改变国内国际经济、政治面貌的意图和能力也更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见,中东地区的动荡,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外关系紧张,想一时半会儿停息下来,恐怕很难。
 
  五、2050年:“美国世纪”终结?
 
  在人口第三波变迁的冲击下,当今世界的大国格局及全球政治图景无疑将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未来美国霸权会不会终结,新世纪以及频繁为人们所谈起的两个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而成为新的超级大国。
 
  这同样要有对人口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历史考察与未来预测。如今日益为人看好的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其目前的良好发展势头,以及赶超美国迹象的出现,基础很大部分是由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打下的。其他方面不论,两国的人口增长幅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为两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这是中国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印度实现软件业腾飞的重要前提。然而,随着总和出生率和人口出生水平的显著降低,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5年前后即将消失,印度也将步入老龄化社会及存在着大量贫困人口,而美国目前仍保持着稳定健康的人口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美中印三国人口形势在未来一些年内的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它们的发展前景及相互间的关系。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美国霸权,与其人口优势密不可分。实际上从18世纪末起,欧洲的世界霸权就开始在美洲受到侵蚀,北美13块殖民地组成一个新国家美利坚合众国,首先给欧洲的权力百衲衣撕开了一个大洞。而在19世纪,欧洲霸权更是不断受到美俄两个新兴大国的侵蚀。俄美两国更大规模地参与世界瓜分,其后盾就是19世纪以来急剧的人口增长,到20世纪来临之时,两国人口都已远远超出当时世界上的其他传统列强,同时两国都在工业化上取得了长足进展,物质文明已赶上英法德等国。孙中山在20世纪初曾对美国人口在19世纪的100年间就增长十余倍惊叹不已,认为这是美国崛起的关键性因素。
 
  20世纪下半叶美苏共同主宰世界,其中的历史推动力同样离不开两国人口优势的强化。在苏联即将解体的1980年代末,两国人口加起来有近6亿,多于传统欧洲人口之和。美国的增长幅度更为明显,与欧洲和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开始出现人口增长停滞甚至人口负增长不同,美国一直保持了人口增长,1967年美国人口达到2亿,而2006年10月17日则是美国第3亿人口日。同时,美国还是世界最大的人口迁入国,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源源不断涌进美国。这两个方面保证了年轻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始终占有较高比例,美国人口年龄结构比其他传统强国更为合理,内部能够长期保持向前发展的活力。美国之所以在与苏联的冷战中最后获胜,部分就在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苏联人口优势的出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国不是陷入人口负增长,就是出生率下降至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形成对照,美国人口今天仍处于增长中,其总和出生率仍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在世界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排名中,美国目前排在第3位,占世界人口总量的4.5%,而到2050年,美国人口将增加至4.2亿,仍旧排名世界第3,占世界人口4.5%的比重也将维持不变。因此,在可见的未来,美国与日本、俄罗斯、德国、英国和法国等的人口数量差距会被进一步拉开,美国对这些国家的优势也将加大。至少到2050年,传统上曾对美国形成挑战的大国,都将难以再与美国一争高下。其主要成因,就在于俄日法德英等国,它们相对于美国的日益扩大的人口劣势,在本世纪上半叶都不可能逆转,这些国家目前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及其背后的不愿多生的生育文化,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惯性,将长期决定这些国家今后的人口数量与结构。
 
  在21世纪上半叶的大国体系中,有可能与美国在国家战略能力上一比的,只有中国和印度。中印人口数量多于美国且还在增长中,两国也都在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全方位发展,在物质文明类型上,两国与美国已没有分别且将会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50年追上美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然而,这种预测并没有考虑中印等国在今后一些年份中的产业与人口变化。从长远来看,支撑一个国家财富和战略能力增长的,在于其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能力。中国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就必须在未来年份内,实现物质再生产方面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要由现在偏重于一般消费品生产,转变为在装备重工和前沿高新技术上也与世界领先国家无分高下。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面临的形势并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物质再生产是受人口再生产状况制约的,在未来一二十年内,中国人口再生产将由现在对美国的优势转为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与美国到2050年将一直保持人口增长不同,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就将面临人口下降。这是由中国目前低于1.8的总和出生率决定的:按照一些人口学者的计算,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22~1.27,大大低于美国2.1的水平,即使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人口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也已低于1.6。由此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久之后就将超过美国。中国2005~2006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中国65岁以上人口已经过亿,业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中位年龄为33岁,美国为36岁,目前中国人口还比美国年轻。但再过十几年时间,到2025年,中国中位年龄就将达到40岁,美国不到39岁,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将比美国严重。而到2025年以后,中国人口还将加速老化,中位年龄提升的速度更甚于美国;到2050年,美国人口将显著比中国年轻。
 
  老龄化将意味着什么?全社会需要靠社会保障基金来养老的人越来越多,创造财富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越来越小,国家发展活力不仅因此降低,还将使国民收入中用于物质再生产的部分,不得不极大压缩。这一方面将使中国近二十年来主要基于廉价劳动力的经济类型,因劳动人口减少而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又将严重制约中国将国民收入投资用于产业升级和摆脱单纯的体力经济。这种情况已不再只是预测,而是正在展开的现实。鉴于此,对“中国崛起”、“中国复兴”、“中国世纪”之类的词语和说法,并不可以过于当真。实际上,这不过是静态地以中国目前的资源条件,特别是人力资源条件来判断中国未来发展。而2015年后中国的人力资源情况及其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就将极可能完全不同于现在看到的情况。到时中国发展成本急剧上升,用于投资的财富将越来越少,还能不能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不能不打上一个问号。
 
  而对印度来说,虽然其出生率目前比中美为高,但相比于美国,它同样在人口上存在两个劣势:一是印度与中国一样,不太可能吸引很多移民,而其总和出生率也呈逐步减小趋势——20多年前,印度总和出生率还在5.0以上,但现在已急速降为2.3,而在最近十年中,其总和生育率下降了19%。这样,它到2050年前后也将面临人口下降,而且将步中国之后15~20年时间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其老龄化程度也会比美国略微为大。另一个是,印度人口的种族和文化构成比美国还要复杂,不同种族和信仰间的差异也更难融合,这对印度国家战略能力的提升,也是很大阻碍。
 
  年轻的国家总是会比年老的国家更有活力,而一个逐渐老去的国家,要想追上将比自己年轻的国家,无异于天方夜谭。摊开2050年之际的世界政治地图,美国非常可能仍保持现在看到的优势,其实力只会相对下降,而不会绝对下降,而且下降幅度不会很大。这意味着从现在起就关注美国衰落,并没有太大意义。到2050年,在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国中,美国的年轻人口比例最高,人口构成最为合理,美国人口将比中国和印度都要年轻。美国人口相对合理的年龄结构,将抵消它在人口数量上相对中印两国的劣势。而中印两国由于人口老化严重或老龄化程度加速,其用于物质和财富再生产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将明显低于美国;物质和财富再生产的能力,因此将弱于美国。如果仍然不断吸引高素质移民的话,美国的人口优势将更加明显。
 
  如果要说问题的话,美国人口将面临的问题,是传统白人(WASP,即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人口出生率不如其他族裔高,美国可能会在2050年“联合国化”——将不存在主体人口和文化。当西班牙语和英语一样在美国平起平坐,当有色人种、拉美族裔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平分美国,当天主教和其他宗教信仰者在数量上超过传统新教信仰者,美国内部也可能会产生深刻危机。不过,这种情况在2050年之际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今天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在津津乐道自身的“崛起”、“复兴”时,一定要对未来长时间内的大国图谱有清醒认识,而不要陷入德国哲人马克斯o韦伯在一百年前所说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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