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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绿色战略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作者:李晓西 郑艳婷 蔡宁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发布时间:2013/01/31
摘要:200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全球绿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公布了《全球绿色新政政策概要》报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很早便开始尝试传统能源的绿化行动,并积极改变能源利用结构以实现能源利用的转型。尤其是最近20年,世界各国纷纷出台能源绿色战略,对我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200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全球绿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公布了《全球绿色新政政策概要》报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很早便开始尝试传统能源的绿化行动,并积极改变能源利用结构以实现能源利用的转型。尤其是最近20年,世界各国纷纷出台能源绿色战略,对我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能源绿色生产的国际比较

    世界发达国家能源绿色发展史较长。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促使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始建立能源绿色发展战略,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各国能源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从未间断,政府支持力度和企业投入力度不断加强,逐步完善了能源的绿色化生产战略体系。

    (一)美国领先全球的能源绿色生产战略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给过度依赖石油等传统能源的美国带来了巨大麻烦。出于能源安全和能源可持续利用的考虑,美国政府、企业、NGO等开始大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转向开发新型绿色能源。同时,美国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能源绿色发展国家战略。

    1. 长期、全面支持能源的绿色开发

    1977年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土地恢复法》,这个法案规定采矿企业需要进行环境和地质恢复规划,并在递交相关计划书、缴纳环境恢复履约保证金后方可取得申请采矿证书。若企业按计划书进行土地恢复,政府将履约保证金退还给企业;否则,政府就强制动用这笔资金来修复和治理被破坏的矿山环境。采矿企业还必须根据采矿量缴纳矿山修复基金,从事地下煤炭开采的企业每产一吨煤炭需缴纳15美分,地面采煤则是每吨35美分。[1]

    2005年能源政策法提出清洁煤电厂倡议和实行清洁电厂工程,美国传统能源的绿色开发的力度加大。

美国环保署2012年发布一项页岩气开采法规,对页岩气开采中因使用水力压裂技术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加以控制。该法要求到2015年1月,所有采用水力压裂法进行页岩气开采的气井都必须安装相关设备,以减少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及其他有害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如苯和正己烷等。[2]

    2. 持续发展并保持领先的绿色能源生产

    20世纪后期美国重点发展对象为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尤其注重太阳能发展,并通过税收、补贴、成本返还等政策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同时鼓励绿色能源的生产。美国绿色能源生产政策由能源安全为导向逐渐转向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为目的,绿色能源生产政策重要性越来越大,比如,1992年制定了到2010年再生能源供应比1988年增加75%的长期量化目标。

    21世纪初美国能源向绿色转向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修正1986年国内税收法案,制定了《2003年能源税收激励法案》,建立了能源绿色生产的税收激励机制。除了税收激励,布什政府还密集通过了《2005年美国能源政策法案》、2006年《先进能源倡议》、2007年《十年二十倡议》、《2007年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等能源法,州政府自身也出台了大量的能源政策法案,能源绿色战略的实施取得实质性突破。如《2005年美国能源政策法案》,该法案提倡石油、天然气、煤炭的绿色生产,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能源效率,增加利用可再生能源等。[3]

    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该法的目标在于减少国外石油依存度,实现能源独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美国经济转型为清洁的能源经济。《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是奥巴马能源新政的重要内容,该法强调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并将发展绿色清洁能源定位为美国国家经济复苏和长期发展战略,旨在通过政府大量的财政投入和长期的经济鼓励将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成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支撑经济发展,创造大量就业,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二)日本3E战略领先全球

    与美国相似,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促使日本能源战略加快转变。起初,日本开启新能源战略,发展太阳能、核能、地热能等绿色能源,力图能源供给和需求实现多样化。随着环境污染、温室气体过量排放、气候变暖、极端天气等问题日益突出,日本能源战略制定过程中越来越考察环境保护因素,并逐渐演绎成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和环境保护(Environmental Protection)兼顾的“3E”特色。

    日本1974年“新能源开发计划”指出到2000年政府投资超过1万亿日元,开发利用太阳能、地热能、合成天然气、氢能等,尤其是把发展太阳能定位国家战略;1994年“新能源推广大纲”在国家层面上要求政府全力推进新能源和再生能源;1997年《促进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全面支持发展风力、太阳能、垃圾发电和燃料电池发电等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并确定了新能源供给企业、制造企业和利用者的基本事项,日本能源绿色生产体系初步建立。2004年日本出台“新能源产业化远景构想”,提出在2030年前把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技术扶植成市场产值达到3万亿日元的支柱产业,将日本石油消费占总能源消费量的50%降至40%,新能源上升到20%;绿色能源领域就业达31万人左右;燃料电池2010年市场规模达8万亿日元,日本能源绿色生产开始真正成为国家重点培养和发展的大工业。

    (三)欧盟最具挑战性的能源绿色生产战略

    欧盟在国际社会一直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全球问题,积极领导成员国开展能源的绿色生产。1997年6月欧盟部长理事会出台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决议,提出到2010年共同体把其内部使用的可再生能源数量所占全球的份额扩大一倍;1998年6月理事会又发表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决议,指出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在共同体能源消耗中的份额,并实现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增长12%的目标。[5]

     为解决能源进口依赖、气候变化、内部市场发展等问题,2000年9月欧盟委员会制定了《绿皮书:能源安全供应的欧洲战略》。该绿皮书指出,欧盟有权干涉会员国的环保、内部市场、税后等议题,并在3个方面为欧盟制定了统一的战略,其中包括鼓励再生能源的供给政策和评估从中期看核能的贡献。[6]2003年的《欧洲智能能源消费计划》为期4年(2003-2006),目的是节约能源、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保护环境。[7]

    2006年3月欧盟委员会出台一部中期能源战略,即“获得可持续发展、有竞争力和安全能源的欧洲战略”能源政策绿皮书,该绿皮书主要的能源绿色战略内容有:(1)开发具有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碳能源和载体,特别是替代运输燃料;(2)增加本地资源特别是可再生资源利用,加强能源结构多元化,进口来源和运输路径多元化;(3)到2020年实现节约能源20%;(4)选定可再生能源长期路线图,加大力度实现现有目标,积极推进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市场化进程。[8]2007年欧盟理事会制定了2020年应对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的目标,即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减少20%(状况允许30%),可再生能源利用占总能源利用达到20%,能源利用效率提高20%。

    欧盟委员会于2010年11月10日正式公布《能源2020:具有竞争力的、可持续的和安全的能源战略》(Energy 2020:A strategy for competitive, sustainable and secure energy),提出未来10年欧盟的能源绿色战略:(1)未来10年1万亿欧元投资于能源多元化和更新能源设备;(2)增加投资,使来自低碳能源的电力从目前的45%到2020年增至三分之二,且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及技术在经济上具有竞争力;(3)必须公开客观地评估核电的安全性;(4)欧盟委员会启动大规模生物质、水电站、氢能等项目,启动90亿欧元的欧洲工业生物能计划,促进第二代可持续生物能的发展。[9]

    201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2050能源路线图”,制定了欧盟绿色能源发展的长期战略,提出到2050年碳排放量比1990年下降80%至95%的目标,目标实现方式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核能以及采用碳捕捉与储存技术等;其中预计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全部能源利用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0%将达到55%以上。[10]

    欧盟十分重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直接立法,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指令》、《可再生能源交通指令》、《可再生能源指令》等,法律体系的建立保证了欧盟能源绿色生产的实施和推进。

比较来看,美国和日本能源的绿色生产起步最早且均衡发展全面领先,而欧盟绿色能源则相对较晚,成员国之间发展不均衡;美国偏向综合运用经济和金融手段来直接支持绿色能源生产,欧盟和日本多通过立法促进能源的绿色生产;日本和欧盟能源绿色生产有明确的统一性目标,其中欧盟目标最具挑战性,而美国缺乏全国统一的能源绿色生产目标。

二、能源绿色技术的国际比较

 

    近几十年来,世界主要国家大力支持能源绿色技术的研发、推广和运用,能源绿色技术成为各国争夺能源绿色革命的着力点和制高点。实现传统能源的绿色开发和利用,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都需要能源绿色技术的支持,如碳捕捉和碳封存技术、熔融还原技术、分离膜技术和黑液气化技术等等。

    (一)美国全面领先的能源绿色技术

    美国能源的绿色技术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1998年美国《国家综合能源战略》提出发展先进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非常规甲烷资源,发展氢能的储存、分配和转化技术。2002年出台《国家氢能路线图》,明确提出美国要转型为“氢经济”,并于2003年启动氢燃料计划,投入12亿美元研发氢燃料电池。2005年美国《能源政策法》支持“氢能源倡议”,以发展燃料电池技术和氢能源生产与存储方式,为加快研发混合动力应用技术提供资金,并为运用清洁能源创新和先进技术的项目提供贷款担保。

     布什总统在2006年国情咨文中宣布了《先进能源倡议》,提议能源部清洁能源技术研发资金提高22%。2007年国情咨文中提出运用美国的创新和技术来确保能源安全,发展碳捕捉等技术,补贴生物能技术,并要求进行以藻类为燃料的生物燃料研发,研究生物燃料发动机的耐久性和性能,研究E-85在灵活性生物燃料交通工具上的最优化利用,确保美国的能源独立和能源安全。[11]

     《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中新能源技术革命相关项目的支持拨款达到970亿美元,开发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相关投资总额超过400亿美元,未来10年在可再生、可替代能源方面的投入将达到1500亿美元。美国将培育高级生物燃料产业、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产业、用于储存的高效电池、太阳能、风能等相关新能源产业为国民经济的新型支柱产业。[12]美国还通过134亿美元专项能源产权拨款,其中130亿美元支持包括新能源在内的科学研究,内容涉及综合能效和可再生电力标准、碳捕捉与碳封存、清洁交通、州能源和环境发展基金、输电计划、智能电网、清洁能源创新中心等。

    美国未来几年新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源效率技术投资规模将达到1900亿美元,其中用于提高能源效率和开发可再生能源的资金达900亿美元,碳捕捉与封存技术600亿美元,新能源基础科学研发经费200亿美元,同期电动汽车和其他新进技术交通工具研发费用200亿美元。[13]美国将制定碳捕捉与封存的国家战略,清除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商业利用中的法律、法规障碍等。

    (二)能源绿色技术是日本能源战略的根本

    1978年日本启动节能技术开发计划,即“月光计划”,提出开发能源有效利用技术,推进以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热泵技术、超导电力技术等“大型节能技术”为中心的技术开发。1980年《替代石油能源法》规定设立新能源和产业技术开发机构,大力扶植实用化新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和运用。1993年日本开始实施“新阳光计划”,在政府领导下采取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联合的方式,进行非晶硅太阳能、燃料电池、陶瓷汽轮机等革新技术开发,日本能源绿色技术进入全面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启动了新一轮国家能源战略研究,并于2006年制定《新国家能源战略》,大力支持新能源产业自主发展,支持以新一代蓄电池为重点的能源技术开发,促进未来能源(科技产业) 园区的形成。日本政府在2008年公布的创新能源技术计划中确定了电力、交通、工业、商业、建筑以及共性领域优先研发的21项能源相关创新技术,这些技术2030年前后能够实际应用和普及。

    目前,日本的节能和新能源技术已居于世界领先位置。从1974-2009年日本能源领域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为1312.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1598.6亿美元;1988-2007年日本在清洁能源领域的专利数量雄踞全球第一,替代能源技术前100位申请机构中有45家是日本机构;日本洁净煤工艺和高端能源装备技术世界领先,燃煤电站的热效率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并有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工业企业;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推行太阳能政策的国家,已经处于太阳能电池产业链条的制高点;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是日本重点发展的能源技术之一,2002年启动了国家级氢能和燃料电池示范项目,日本企业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量远大于其他国家,并计划到2015年实现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 日本在绿色能源技术开发重点放在产业链上游,并在诸多领域取得领先,使日本成为绿色能源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一。[14]

    (三)欧盟先进的能源绿色技术

    1998年欧盟理事会提出,制定有关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发展、论证及推广的计划,消除法律体制、行政体制和机构体制障碍,采用财政措施补贴、优惠关税、税收等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消除在实际应用中已经具有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的障碍等。2002年《能源战略绿皮书:能源供应安全的欧洲战略》,提出了基于需求管理的清洁能源战略,建议制定建筑节能法令,提高交通能源利用效率,把能源发展战略作为科技发展战略之一。

    2006年欧盟能源绿色皮书制定了能源技术战略计划,以欧洲技术平台为依托,对欧洲技术资源进行最佳配置,优选联合技术攻关,为能源领先技术开发市场。[15]《能源2020:具有竞争力的、可持续的和安全的能源战略》提出欧盟成员国需要统一行动,建立一体化新能源市场,实现欧盟能源效率技术、低碳、清洁能源等绿色能源技术的一体化;开发无污染能源,增加低碳能源投资,大范围开发集中式和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以及储能和电气交通(主要是电动汽车与公共交通)关键技术;加强执行欧洲战略能源技术计划,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智能电网、核能、二氧化碳捕捉与储存、下一代核能、再生能源加热与冷却等技术,促进战略能源技术研究基础设施建设;提议10亿欧元的科研计划,支持低碳、绿色能源前沿技术研发的突破,保持欧盟能源技术的竞争力和全球领导力。[16]201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2050能源路线图”提出发展核能以及采用碳捕捉与储存技术的长期战略。

三、能源绿色消费的国际比较

    国际油价上涨、鼓励性消费政策、环保和低碳消费的宣传等因素使绿色消费逐渐深入人心,世界各国消费者逐步掀起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等热潮,能源的绿色消费成为一种趋势,也成为一种时尚。

    (一)美国鼓励性能源绿色消费

    美国一直提倡能源的绿色消费,政府立法中鼓励能源绿色消费的内容层出不穷。早在1978年,《国家能源法》、《能源税法》实施了1亿美元的太阳能低息贷款,规定住户利用太阳能可以享受优惠,另对酒精燃料免征商品税。1980年,《能源安全法》规定,购买太阳能和风能能源设备的房屋主人,所付的金额中2000美元的30%和8000美元的20%可从当年须交的所得税中抵扣。1992年,《国家能源政策法》开始实施居民住宅节能计划;《2003年能源税收激励法案》中第201条规定,对可替代机动车辆实行免税政策;2005年,《能源政策法》对混合动力交通工具施行税收优惠,对家庭太阳能系统建设进行税收抵免。《2007年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是美国鼓励能源绿色消费的一个里程碑式法案,其目的之一就是提高商品、建筑、交通工具的能源利用效率,提倡大规模进行插电式汽车基础设施建设;规定每个电力公司都要制定一个支持插电式交通工具的实施计划;还规定各州应确立智能电网峰值需求减少目标,将智能电网能力建设整合进入“能源之星”项目。2009年2月美国颁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安排108亿美元用于可替代能源设备、电动汽车和家庭节能税收抵免。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规定美国到2014年新建的民用建筑能效提高50%,到2015年新建的商用建筑能效提高50%;政府设立“电力热能回收利用奖”,鼓励企业回收利用发电所产生的余热等;设立专门的“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工人训练基金”;对消费者进行援助,补助他们因为法案实施引起的购买力下降,为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支付现金等。

    (二)日本精细的能源绿色消费

    作为能源匮乏的岛国,日本能源绿色消费行动令世界印象深刻。绿色消费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支持,如2006年《新国家能源战略》规定用部分石油进口税补贴绿色能源的消费,家庭消费1KW新能源电补贴9万日元。日本能源的绿色消费还得到企业、民众的积极响应,展现出全社会性和精细性。

    日本政府2011年补充预算案中安排了3000亿日元的购车补贴预算,包括符合标准的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天然气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清洁柴油汽车、巴士和货车等;补贴标准规范较细,如普通新上牌照车辆10万日元、3.5-7.5t以下的小型货车为20万日元等。日本2009年开始实施太阳能发电剩余电力收购制度,对住宅等太阳能发电设备满足家用消费量之外的剩余电量,按一定的价格在10年之内由电力公司全部收购且从2012年7月开始,收购范围扩大到风电、水电、地热发电、生物质等,要求电力公司必须根据规定价格、时间期限全部收购上述能源生产的电力。[17]

    此外,日本交通省还实行绿色住宅生态返点制度,对建造、改造绿色住宅的民众进行返点,1点等于1日元,可兑换商品券用于消费,以鼓励发展绿色住宅。

    (三)欧盟强制和激励性能源绿色消费

    1998年欧盟理事会发表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决议,提出与工业界在自愿基础上达成协议,设定购买义务,制定长期购买合同及支持能源供应的合同;《能源2020:具有竞争力的、可持续的和安全的能源战略》提供节能奖励,平均每个家庭每年最高可达1000欧元。

    德国能源绿色消费战略的制定实施与其新能源立法息息相关。2000年,德国联邦参议院制定了《德国可再生能源优先法》,目的是为了保护气候和环境,保证能源供应的可持续发展和显著提高可再生能源对电力供应的贡献,实现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耗中比重至少翻一番的目标。该法规定电网运营商有义务将水力、风力、太阳能、地热能、垃圾堆气体、污水气体、矿井瓦斯、生物质能电力生产公司纳入其运营网,并优先购买其提供的全部电量,并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电站进行补偿。[18]这部法案清晰地展示了德国21世纪初的绿色能源生产、购买与补偿战略,从经济和法律上保证了绿色能源电力的持续发展。得益于此,2007年德国可再生能源电力份额达到14%,2008年增至14.8%。随后,德国2009年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将2020年目标提高10个百分点,即可再生能源电力比重到2020年达到30%。

    2006年德国在修订多项相关法律基础上,颁布了《生物燃料配额法》,主要内容包括为第二代生物燃料、纯生物柴油和E85 提供免税,修订《联邦排放控制法》,按时间表提高生物燃料在燃料中的含量等。2008年8月德国出台《可再生能源供热法》,规定凡新建建筑都有使用可再生能源供热的义务,如果选择不使用可再生能源供热,必须采取其他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2009年德国修订了《生物燃料配额法》,提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交通领域最终能源消费总额中占17%的目标。德国交通领域的新能源利用发展迅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柴油生产国,绿色能源占交通能源消费比重从2003年的1%增至2007年的7.3%。[19]

    德国还在生物质能、海洋风能等领域制定了大量具体可行的战略,既构成了德国新能源发展的法律体系,也形成了德国绿色能源发展的战略体系,大大推动了德国新能源的发展,提升了德国在其优势领域的竞争力。

    (四)能源绿色发展国际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日本、德国能源绿色战略全面发展且全面领先,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美国在生物能、风能、核能等方面具有核心优势,德国在太阳能、生物能、垃圾发电等方面有核心优势,日本在核能、垃圾发电、水能方面有核心优势,法国的核心优势是核能,芬兰的核心优势是生物能,挪威的核心优势是水能。

四、 推进中国能源绿色战略的政策建议

 

    中国是传统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传统能源的绿色水平较低,在推进中国传统能源绿色发展的工作任重而道远。2012年7月20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明确指定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到2015年核电、风电、太阳能光伏和热利用、页岩气、生物质发电、地热和地温能、沼气等绿色新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将提高到4.5%[20],远远低于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目标水平。发达国家在发展能源的绿色生产、绿色技术和绿色消费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其发展水平领先世界,值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借鉴和学习。

    (一)建立健全能源绿色战略法律体系

    中国虽然已经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能源发电上网电价和费用分摊管理规定暂行办法》等,但法律体系仍不完善,而且法律设计相对粗糙。欧美发达国家新能源发展初期法律建设就已经开始,新能源法律体系较为完善。尤其是欧盟,通过渐进式的改革不断推进能源立法,初步形成了统一的电力和天然气市场,并建立了健全的监督体系。

    发达国家新能源立法不仅包含了不同时期国家能源绿色化转型的战略,还具体规定了新能源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和实施政策等。新能源立法应加强体制和机制设计,典型例子有德国的《能源经济法》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电力立法》。日本、德国、英国等从法律角度详细规定了新能源的发展目标,并在电力企业新能源利用、可再生能源电力上网等方面做出了强制性规定。我国应提高能源绿色发展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为我国能源转型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另外,我国还应该及时、灵活地对不同绿色能源进行转向立法,提高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等具体行业的发展战略,并修订新能源法律以增强新能源发展在立法上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保证能源绿色战略的不断改善和持续执行。

    (二)推动完善能源绿色战略支持体系

    新型产业的发展初始阶段离不开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发达国家大都建立了具体而行使有效的新能源发展支持体系,支持体系大概包括法律支持、财政支持、税收支持、金融支持和贸易支持等。法律强制生产和购买,投资贷款及贷款担保,低息贷款,税收减免与抵扣,消费激励及奖励,贸易鼓励,财政补贴等等支持性政策是各国的共同特征。

    在完善能源绿色化转型的支持体系、扩大支持范围的同时,还要增加支持力度。新能源关乎经济社会和人类生存发展的未来,应从长远利益考虑,大力支持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要加强财政投入、税收优惠、投资鼓励等方面的支持力度,确保新能源产业能够在宽松、适宜的环境中发展壮大。

    (三)鼓励引导能源绿色技术投资

     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国都十分重视绿色能源研发,将技术视为新能源战略的根本立足点,凭借技术优势取得绿色能源及未来经济在全球的领导权。绿色能源发展要靠公共财政大力投入,如美国投资1900亿美元研发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源效率技术,并设立新能源技术风险基金。我国目前新能源技术研发缺乏稳定的转向支持资金,固定的新能源科技发展转向不足,应该学习发达国家新能源技术研发经验。

    新能源产业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并带动人类社会新的变革,争取绿色能源产业的领导权将大大增加一国竞争力,进而影响国际竞争格局。而我国的绿色能源技术研发乏善可陈,技术实力已然落后世界先进水平。我国应该明确能源的绿色转型主要集中在电力、交通和供热三大领域,其中电力能源实现绿色转变的最主要的战场。G20国家中,绝大部分都对电力能源消耗中的绿色能源占比制定了未来目标。我国应积极整合企业、研究机构和政府资源,制定并实施绿色能源技术中长期研发规划,启动国家级大型科研项目,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力图在以上三大领域的新能源技术方面与国际接轨,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世界领先,使我国在未来绿色能源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整合协调能源绿色战略执行主体

    能源利用转型将是一个长期过程,能源绿色转型离不开有效的制度设计。新能源开发利用一方面需要区分清楚市场与政府的功能定位,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各自优势,为能源利用转型提供科学可行的组织和制度基础。

    一种新能源的广泛运用过程离不开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作用。新能源产业化必须以市场化为基础,以市场化为导向,使新能源产业成为增加就业、提高经济总量的重要经济部门。

    政府应该主导新能源战略的制定、新能源发展总体规划、新能源立法、新能源发展支持体系等方面工作,尤其在新能源开发的初期阶段,要发挥政府的带动性功能。美国、日本等启动了国家主导的新能源技术和技术推广项目,欧盟还为成员国设立了相对统一的新能源发展目标,努力建立欧盟统一的新能源市场。我国应加强向新能源转型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提高政府投资力度,巩固政策性支持力度,启动国家重点新能源科研项目,并统筹各地区新能源的发展,提高我国在向绿色能源转型过程中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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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崔成,牛建国.日本绿色消费与绿色采购促进政策[J].中国能源,2012(6):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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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罗涛.德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立法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中外能源,2010(15):34-45.

[20]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DB/OL].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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