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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与现实

作者:王翠文   来源: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6 期发布时间:2013/01/30
摘要:拉美国家参与国际事务与变革国际秩序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0 世纪40 年代到70年代以提出“国际经济新秩序”为标志,是新旧秩序之争; 20 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在拉美由盛而衰,新自由主义与反新自由主义力量相互消长; 20 世纪90 年代到21 世纪的十年,全球治理时代多元行为主体的“百家争鸣”。在全球化与全球秩序演变进程中,拉美国家的实践主要受国家能力、意识形态、国际制度三个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实践的先行者,代表和反映南北关系的核心利益和问题实质;二是理论的自觉,坚守本土化的知识传统,为全球治理和秩序变革提供知识类的公共产品。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从西方国家对拉美的拓殖时代开始,拉美作为外围地带就被纳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二战后拉美提出了以发展主义和依附论为核心的本土化的理论体系,以解释和指导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南方国家的行为实践。20世纪70年代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掀起了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第一次浪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借机向拉美输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此后拉美国家金融危机频仍,社会冲突迭起,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陷入危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拓展,拉美国家参与全球事务也呈现出多层次、多元行为体及多领域丰富活跃的局面。全球治理时代的南北关系与南南合作超越了以国家为唯一主导的历史模式,呈现出更复杂、更丰富、更深刻的特点。
 
  一、拉美国家变革国际秩序的理论与历史遗产
 
  早在19世纪,获得政治独立的拉美国家开始积极追求以主权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1832年委内瑞拉政治家安德烈斯?贝略(AndresBello)在《人权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主权国家法律地位平等的思想。1868年阿根廷外交家和国际法学家卡洛斯?卡尔沃(CarlosCalvo)针对历史上欧洲国家多次以追索欠债为借口,武力干涉拉美的情况,提出任何国家不得以武力索债的国际法原则。1907年在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上,这一原则在阿根廷外交部长德拉戈(LuisMaríaDrago)提出的德拉戈原则中得到发展,并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当时有16个拉美国家受邀与会。“这是对南半球国家获得主权和政治独立地位的正式承认”①。在发展中国家中,拉美国家较早获得政治独立,在取得国际关系的主体地位后,最早倡导主权平等及不干涉原则的国际规范,体现了国际体系中弱国的期待和追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成立。拉美国家寄望于通过国联的仲裁和调节解决争端,抑制欧美强国的武力干涉。但事实上国联在保护弱小国家的利益上几乎毫无建树。拉美国家所关切的发展与援助等经济议题,更不在国联的制度设计之内。1945年联合国创建之时,拉美国家占联合国成员国总数的31%,但它们依然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②。在二战后的很长时期内,作为美国的投票表决机器,拉美国家在联合国安全事务中几乎无独立性可言。
 
  1944年筹建联合国的44个国家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确定了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维护国际资本的有序流通和国际支付平衡;世界银行则为成员国的发展提供融资与援助。1948年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上通过了管理国际贸易的行为准则及主要框架,因为《哈瓦那宪章》在美国未提交国会批准,最终把《关贸总协定》这一临时性的协议变成了管理国际贸易的多边机制。在这两次会议上,智利、古巴、巴西、玻利维亚和秘鲁代表拉美国家多次提出维持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稳定与发展援助问题,但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并未得到关注。从组织结构、决策程序、行政管理的权力分配、财政来源等方面来看,作为国际金融组织的主要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以一种类似股份制的方式体现了维护西方工业化国家利益的国际财产权制度。关贸总协定实行一国一票制,这从理论上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但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始终要求特殊和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有重大利益的两个领域:即农业和纺织服装业,GATT的规则是歧视性;在各轮关税减让谈判中它们(发展中国家)很少参与”③,这就是国际经济组织的程序霸权。“对于国家关切的议题,根据既定的国际规则程序,决定其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样的行动步骤,由国际社会来协同解决。实力强大的国家,可以通过自己设定规则程序,将自己偏好的议题优先予以解决。对于弱国关注的议题,因为不合理的程序安排,而被拖延怠慢置于一边”④。
 
  为了提高集体行动的能力,拉美国家较早开始了在联合国体系内的磋商协作。1948年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成立,作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五大地区性分支机构之一,拉美经委会的主要职能是促进拉美国家发展,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⑤。拉美经委会不仅成为拉美国家进行磋商协调,参与全球事务,阐述本地区主张的国际平台,而且逐步发展成为“南南合作的关键”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Prebisch)因为在拉美经济学界享有盛誉而被提名担任首任执行秘书,但遭他本人婉拒。在他看来,在当时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不会允许发展中国家从自身角度思考分析经济发展问题,而这正是他毕生所追求的事业。1949年普雷维什发表了《拉美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一文①。在这篇被誉为是“拉美经委会宣言”的文章中,普雷维什提出了以中心-外围为核心工具的结构主义理论。他提出的先驱性思想后来成为依附论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成为指导外围国家理解和变革国际经济秩序的思想基础。1950年到1963年普雷维什领导下的拉美经委会主张发展中国家通过在地区乃至国际多边机制内的国际合作来改善不利的外部环境。在他的努力下,1964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成立,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享有控制权的国际组织,其目的是推动全球经济公正化”②。作为首任秘书长,普雷维什在《迈向发展的新贸易政策》的报告中确定了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分析框架和功能目标,即贸发会议主要关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益。为此贸发会议倡导建立一种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的关税优惠体制。1970年对发展中国家关税采取普惠制终于通过,它结束了关贸总协定中原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互惠性、非歧视性的原则,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到了在关贸总协定中特殊的、区别性待遇。
 
  “历史的变革常常以原则化的信念和体现它们的制度的变革为标志”③。20世纪50年代发展中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集团登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20世纪60、70年代依附论的兴起既受这一宏大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反过来又从理论上影响了第三世界的外交实践。受普雷维什思想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墨西哥、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国出现了一批分析拉美依附形态的理论成果④,拉美学派用依附论的方法解释拉美的不发达、国际参与以及地区主权等现实问题。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初,拉美国家发展出一套不同于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理论,这促成第三世界在很多不同的问题上采取一致的立场,将第三世界连结成一个有效的政治实体⑤。普雷维什在20世纪40年代创立的关于发展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思想基础。1974年5月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通过《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1974年12月77国集团促使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的宪章》,这三个文件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纲领性文件。
 
  联合国通过的《各国权力和义务的宪章》中支持各国按照自己希望的任何方式利用任何财富和资源的权利,对任何外国财产进行国有化,以作为适当补偿的权利,国家建立原材料卡特尔的权利和其他国家对其指定的价格以及其他安排予以服从的义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了维持国际原材料价格的稳定、改善初级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拉美国家先后组成包括可可、铜、铝土、香蕉、食糖、咖啡、铁矿砂、锡钨砂的原材料出口集团⑥。1973年委内瑞拉和石油输出国的成员国组织石油禁运和提价,沉重打击了依赖南方国家原油市场的工业化国家,也说明了南方国家有可能成功地挑战西方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政府支持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各国沿用了英国的3海里领海制度。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维护本地区的安全和沿海资源,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国家掀起了维护海洋权益的斗争。1947年智利和秘鲁等拉美国家突破了传统的3海里领海范围的限制,第一次提出拥有200海里控制权和管辖权的主张。在第三次海洋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这一主张被多数国家所接受,世界海洋权益和渔业体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世界进入了200海里新体制的时代。自此,主要海上强国不再控制政治进程。在海洋政治中,“团体的凝聚力远比国家能力和全球地位重要得多”①。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并不是它们为了协调各种经济要求而相互妥协的战略,而是发展中国家间结构性相似地位的产物。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是它们的客观环境和主观自我觉醒的产物”②。
 
  二、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治理实践及其危机
 
  20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体系陷入危机,新自由主义以高度推崇市场机制,全面批判凯恩斯主义成为英美国家的治国之道。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始于智利,70年代智利军政府上台后在政治上推行军事威权,在经济上开始了自由主义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爆发债务危机,西方债权国、债权银行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协调立场,强制性要求拉美国家进行“综合、全面的宏观经济与结构改革”,并以此为获得贷款的条件。拉美的债务国被迫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所把拉美结构调整的政策归纳为“华盛顿共识”,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系化③。苏联解体,冷战终结,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象征和全球化时代的治理模式大行其道。
 
  西方债券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向拉美推销新自由主义,其最初目的是提高拉美国家的清偿能力。但事实证明,结果却背道而驰。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如果对国际银行家或经济学家说出金融危机,他们头脑中的第一个反应是“拉美”④。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墨西哥(1994年)、巴西(1998年)、阿根廷(2001年)等国连续性爆发的金融危机更使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不攻自破。拉美国家金融危机频仍,其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背景下私有化、自由化的改革,削弱了政府控制公共领域的能力,增加了拉美经济的脆弱性。多数拉美国家将本币与美元维持固定汇率制,随着强势美元政策的实施,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受到沉重压力,终于爆发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生产模式的变化。全球化的生产方式强调生产过程的灵活性和效率。生产模式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变,跨国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完成价值增值活动。生产的国际化强化了资本对劳工的结构性权力。生产改组将妇女、移民、少数族群以及失业人口排除在社会进步的体系之外,他们的地位进一步边缘化。因此,“国际资本追求霸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抵挡这大约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的边缘化所产生的影响,以防止他们因贫困而发起暴动”⑤。1999年在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召开之际,西雅图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关注。进入21世纪不断出现的反全球化运动集中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危机和矛盾。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治理危机与其内在的价值偏好直接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拓展,但全球化秩序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依然以维护西方主导国家的利益以及捍卫这一利益的相互关系为价值目标。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借贷国的条件性贷款备受诟病,对一国国内政策与政治过程的监管范围不断扩大,干涉范围涉及政治民主、司法改革、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微观领域的公司治理等。当然,这些管制不大可能应用于发达国家,它们只影响接受其贷款的发展中国家。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其规则体系对成员国的约束力大为强化。通过对卫生、植物检疫标准、与贸易相关的标准的实施,世贸组织的国际规则体系逐步转化为约束成员国的国内标准体系,不断影响和改变成员国的生产模式、消费习惯甚至是文化习俗。对此,罗伯特?考克斯批判“现行国际机制强化了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统治,是不公正分配的结果,因而在道德上是应该受到谴责的”①。
 
  三、新自由主义退潮后的新现实
 
  进入21世纪,南北之间的实力消长正朝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从2000年到2009年,西方七国在全球GDP中的比重下降,而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南非六国所占份额从9.79%上升为17.49%②。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由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经济上拉美国家一向与美国、欧洲联系紧密,以致有“美国咳嗽,拉美国家感冒”之说。而目前拉美国家受欧美经济衰退的影响远低于人们的预期,其原因主要是拉美国家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性降低,来自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市场需求成为拉美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器。从2000年到2011年,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市场份额从58%降为39%,削减了约20%,亚洲国家在拉美的市场占有率从6%提高到18%,其中,中国所占的市场份额从1%激增到9%,拉美地区内国家的出口从16%增加到20%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④。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从2013年到2020年,北方工业化国家的年增长率约为2.5%,发展中国家则依然保持领先优势,以5.6%的速度持续发展。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南方国家的预测更为乐观⑤。
 
  2001年高盛投资公司在其全球经济报告中宣称巴西、印度、中国、俄罗斯的崛起将对西方七国的治理模式形成挑战⑥。在拉美,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巴西以其幅员、人口、经济和政治潜力在地区事务中长期发挥重要的影响力。进入21世纪,以卢拉(LuizInácioLuladaSilva)代表的巴西劳工党作为左翼政党上台执政揭开了巴西历史的新篇章。在卢拉任内,巴西的国内治理逐步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协调发展。在国际事务中,卢拉政府以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身份,通过多边机制内的南南合作,追求巴西的全球地位以及全球治理秩序的变革。2003年卢拉对巴西外交官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巴西政府做出决定,要以主要大国的身份融入全球事务,巴西愿意尊重其他国家,也希望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我们不愿意再按照以往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似乎我们是拉美的贫困小国,一个第三世界的小国,街上有流浪儿童,只知道如何踢球和享受狂欢节。巴西的确有流浪儿童,有狂欢节和足球,但这个国家还有其他更多的内涵。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如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一样的平等,我们不会放弃这个目标。”①卢拉的这番讲话被视为对巴西外交战略所做的明确而清晰的阐释。基于实力地位的变化以及卓有成效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推动,巴西取得了全球瞩目的国际影响力。
 
  卢拉政府的全球外交以发展中国家为核心。在其上任伊始,自2003年1月到2005年12月,卢拉先后访问了48个国家,其中仅非洲就有18个国家。巴西也因此赢得了发展中国家领袖的声誉②。为了维持发展中国家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的地位,在世贸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巴西推动21个发展中国家组成了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协调集团③,作为多边谈判中的压力集团,代表发展中国家提出议案,并为谈判提供政治和技术支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过程中,中国、巴西、南非和印度组成“基础四国”,参加联合国体制下气候谈判的协调与合作。面对发达国家提出“发展中国家承担责任”的要求,巴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则以“责任要依看问题角度而定”予以回击④。2003年6月,在卢拉倡议下,印度、巴西和南非成立对话论坛(IBSA),在联合国改革和农产品贸易补贴上加强了磋商和协调。
 
  自2001年金砖国家的新概念被提出之后,巴西强化了与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金砖国家的工作目标集中体现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完善金融治理结构。在叶卡捷琳堡峰会上金砖国家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建立一个基于多边与规则基础上的更为民主的国际体系”的呼声,如巴西外交部长阿莫林(CelsoAmorim)所言,金砖国家“正在改变国际秩序的组织方式”⑤。2011年金砖国家成立“五国银行”,推动贸易本币结算,支持改革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⑥。中国与巴西是金砖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的行为体。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巴之间的合作对金砖国家机制发展有关键性的作用。
 
  巴西、印度、中国等新兴大国已经建立起来的金砖国家、基础四国等机制给现存的国际机制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层次上新兴大国参与治理还存在“能力与意愿的差距”⑦。在一定条件下,地区治理可以弥补全球治理中行动能力不足的缺陷。拉美在地区一体化和国际合作方面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在几十年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奠定了一个可以高度共享的制度基础。通过磋商协调产生的政策,不断强化的地区认同和行为规范为国家间的合作提供了可能⑧。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以及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爆发后,巴西担心地区一体化深化及其规则体系将限制和约束自身的行为,因此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合作的意愿一度下降⑨。受其影响,巴西和阿根廷在双边、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中分歧不断。卢拉政府上台后积极修补两国关系,在对外政策的表述中反复强调巴西与阿根廷的战略联盟对地区发展的意义。区域层面的合作可以鼓励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能力建设,有助于更清晰地确定成员国的优势与责任,实现国家和地区资源的有效整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多国发生连续性金融危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消极无为,乏善可陈。为此,安第斯成员国吸收哥斯达黎加,成立拉美外汇储备基金,其主要目的是协调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维持汇率的稳定。通过区域性制度安排来弥补全球金融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制度缺陷。
 
  2008年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蔓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及与之匹配的治理体系的批判与反思。以1998年委内瑞拉查韦斯(HugoRafaelChávezFrías)上台执政为前奏,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的左派政权在体制内群体性崛起,在国内政治和国际社会获得合法地位。以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为代表的温和派,在战略上追求改变国际制度的规则、决策方式和利益分配,以体现南方国家全球地位上升的现实;在政策上以问题为导向,在国际事务中依然重视与美国等西方大国保持良性互动,通过对话和谈判等实用主义的合作方式推动国际制度发生功能性的调整。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古巴则以对抗的方式,通过结盟,寻求超越资本主义模式的替代方案。这种对抗性的政治道路,其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寻求变革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历史传统①。2001年查韦斯提出了成立“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以抵制美国提出的“美洲事业倡议”。目前,该组织不断壮大成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人民贸易协定(ALBA-TCP),其成员国囊括了玻利维亚、多米尼克、尼加拉瓜、厄瓜多尔、海地等11个国家,巴拉圭和格林纳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这是一个以人民利益置于跨国资本之上的地区左翼一体化组织。目前,在替代联盟的框架内已经组建南方银行、南方电视台,先后通过了建立货币区和采用地区统一货币苏克雷的计划、地区石油机制、粮食安全计划等。在全球化进程中,拉美的左翼力量吸收本地区思想和知识传统,以捍卫全球化进程中处境不利的国家和群体的利益为己任,通过制度化的进程将拉美地区不同层级的反体系力量整合起来。在关于全球化管理和治理模式的竞争中,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退潮相对应,拉美的替代运动以其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占据了道德的高地。
 
  20世纪90年代后,巴西劳工党邀请拉美的左翼力量定期集会,先后成立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讨论世界经济和拉美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探讨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方案。到2012年为止,世界社会论坛共举办了12届,并从拉美走向世界,先后在美国、欧洲和亚洲举办分论坛,其影响如日中天。在各种形式的反全球化运动中,世界社会论坛汇集南北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左翼力量、弱势群体,成为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社会运动,也成为全球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象征。世界社会论坛的蓬勃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方国家“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多元化的发展,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开放产生的社会效应。围绕国际体系对国家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从环境保护主义者到与社会发展相关的其他非政府组织提出了各自主张和观点②。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等全球性组织的出现体现出“美国霸权的衰落和社会运动对霸权的抗争”③。
 
  世界社会论坛之所以发端于拉美,与拉美大陆的批判的知识传统有很大关系。二战后拉美国
 
  家为第三世界国家改变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智力支撑。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Krasner)认为,20世纪70年代尽管第三世界国家拥有的物质资源极为有限,但第三世界通过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增强了它们的影响。第三世界的思想观点摧毁了北方拥护的自由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①。“有效的经验、概念化的过程、组织化推广,是一个国家能够为全球治理贡献知识类公共产品的过程”②。拉美大陆一向是思想活跃的地区,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统治拉美大陆时,这种批判的学术和思想传统依然保持了其生命力。1967年拉美社会科学协会(CLACSO)成立,遍布21个拉美国家的分支机构多达170多所,其主要任务就是推动批判性知识体系的生产和传播。近年来该组织立足于通过对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中的比较研究,进而对南方国家的经验进行理论化的提炼,推动批判性知识的发展、积累与传播③。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的政治开放进程为公民和不同的利益主体参与政治生活提供更
 
  大的空间。拉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涉及环境保护、人权、女权主义、工会、土著人权益保护等多个领域。1992年在反对纪念“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500周年之际,拉美的印第安人崭露头角,对传统的主流文化和政治经济模式提出了挑战。2006年玻利维亚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莫拉莱斯(JuanEvoMoralesAym)当选,通过修宪给予印第安人更多的政治权利。在印第安人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印第安人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公民社会中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参与,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了利益和政治意愿的表达,推动了拉美社会的转型。因为拉美一些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多与欧美国家的私人基金会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系,因此,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地方社会运动、私人基金会、大众媒体、教会、商会、消费者组织、知识分子共同体、区域和国际政府间组织的相关部门在特定领域内形成跨国网络而活跃于国际舞台之上。
 
  四、结论
 
  拉美地区以被欧洲“发现”和殖民的方式成为国际分工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是拉美依附性的历史起源,也是拉美国家参与全球化和全球秩序的初始条件。拉美国家融入国际体系,参与国际秩序建制与改制的历史进程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作为实践的先行者,代表和反映南北关系的核心利益和问题实质;二是理论的自觉,坚守本土化的知识传统,为全球治理和秩序变革提供知识类的公共产品。
 
  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以普雷维什提出的结构主义理论为核心,拉美的依附论学者将南方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归因于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等价交换与不公平的分配机制。依附论为南方国家挑战国际秩序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也为拉美国家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体系内提出新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提供了合法性。20世纪80年代,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度在拉美占据统治地位,即使如此,拉美历史上的批判的知识传统仍在自下而上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社会运动中再一次得以彰显,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推动着拉美乃至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
 
  拉美国家与欧美既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也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关联,在南北关系中拉美国家起着桥梁性的作用。对外部力量和国际体系的依赖性也造就了拉美国家一向重视国际机制对协调和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作用。借助国际制度特别是联合国体系的支持,拉美国家推动了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创设,联合国通过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文件为拉美国家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合法性基础。通过改变国际贸易的基本规范、对外国跨国公司实行国有化、建立维持原材料价格稳定的多种商品协定、推动海洋权益的斗争,拉美国家以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声誉。
 
  进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影响力由盛转衰,二是一批发展中大国开始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力量中心,南方国家依赖北方国家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拉美地区参与全球治理的行为体及其政治选择出现了多元化的取向。从自上而下的视角看,以巴西为代表的地区大国以发展中国家利益代言人的姿态推进国际秩序的改革;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激进的左翼国家通过外部联盟以及内部的社会动员,寻求抵制美国霸权的替代运动。两种力量、两条道路并行不悖。从自下而上的视角看,拉美公民社会日趋活跃,有国际背景和国际视野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的次国家和跨国行为体已经成为影响拉美乃至全球化进程的第三种力量。全球治理时代的南北关系与南南合作超越了以国家为唯一主导的历史模式,呈现出更复杂、更丰富、更深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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