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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的政治学与经济学

作者:理查德·麦科马克, 冯维江译   来源:《国际经济评论》 2012年05期发布时间:2013/01/16
摘要:我们正处于全球经济及政治危机的中间阶段,其强度之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仅见。这一危机造成的紧张局势已经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政治循环

  两千五百年之前,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和《对话录》中提出了一个知识框架,来说明政府形态随着时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说民主制并非永恒状态,只不过是更大的政治循环之中的一个阶段。这一循环开始于专制暴政,演变为寡头政治,进而转向民主制,接着陷于无政府状态,最后又会再次回到专制暴政。对此柏拉图有一个描述性的解释。当专制暴君死去或被废黜后,通常会出现一个集体领导的阶段,他名之为寡头政治。最初人们欢迎寡头政治,毕竟相对于血腥暴政而言,也算一种进步,而且通常民众一开始会认为这些政治寡头是充满爱国情怀的国家公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寡头会变得腐败起来,并逐渐丧失其威信。寡头政治的根基会因为不断增加的压力而被动摇,民主制应运而生。但这种民主,在政客们因为选举而向民众做出的利益承诺超出国家所能够承担的范围后会土崩瓦解,让社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就像一个蜂巢中,不事生产的雄峰的数量如果超过工蜂,蜂巢就会变得不可持续。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各种社会不稳的迹象层出不穷,一如俄罗斯叶利钦执政的最后时期。这会带来普遍的愤怒,最终出现一个短暂的政府不应期。但是,无政府状态通常不会持续太久,新的专制暴君会在混乱中崛起,凭籍其残酷无情建立起新的秩序。

  柏拉图的分析让我们认识到,明智地处理当前的经济问题是何等重要。不能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那样将使局势恶化到极点,给政治野心家煽动民众攫取权力留下可乘之机。柏拉图的政治循环论还启示我们,这一循环是顺方向运行的,不会逆方向演变。这意味着,民主制度通常是从腐朽的专制制度中涅槃而来,几乎不可能从愤怒、混乱和粗野的街头暴徒中产生。后一种情况只会生产新的暴君。我们都希望“阿拉伯之春”是一次例外。

  信贷和资产泡沫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经济衰退。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相信,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带来过度信贷和资产泡沫,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泡沫总会破灭,届时经济体将蒙受巨大损失,出现沉重的债务、长期的失业和危险的政治。在当今这个资本市场开放的世界里,大国采取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也可能引发邻国货币宽松。当然,除此之外,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资产泡沫:例如监管失败,金融市场的疯狂情绪,评级机构或其他机构做出的市场安全稳健的担保,无视风险的个人投资者,银行家的从众心理等等。还有很多,不胜枚举。但是,正如在五任总统任职期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McChesneyMartin)所说,央行行长的关键职责,就是在疯狂派对即将开始之时把酒杯拿走。我的好友,欧央行前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Trichet)在2009年8月杰克逊霍尔央行研讨会上的著名演讲中谈到了信贷和资产泡沫问题,演讲题目是“信贷警报再次响起”。在演讲中,他驳斥了“信贷泡沫无法在积累过程中识别,只有当其最终破灭之时才能确认,只能在泡沫破灭后通过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和注入流动性来稳定金融市场”的观点。特里谢准确证明了如何在泡沫威胁市场甚至金融体系稳定之前进行识别的方法。建议每一位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在履新时都读读这篇演讲。

  为什么资产泡沫造成的衰退如此旷日持久?

  信贷泡沫能在短期内为所在的行业带来巨大财富,引起大量资本投入这些行业。但信贷泡沫所支撑的需求终究是不可持续的,这些新的资本投入及其所带来的强劲增长,实际上是从未来借来的。当泡沫破灭时,需求崩溃,经济会背上沉重的产能与供给过剩。未来增长的驱动因素之一——资本投入将受到损害。如果像美国这样,大量过程产能被配置在房地产这样的领域,这些产能将会成为新增长的主要障碍。在信贷泡沫破灭之后,还需要花很多年来处理过剩产能和经济各层面(消费者、银行和政府)的债务清偿事务。在此期间,失业率居高不下,迫使政府采取反周期的凯恩斯政策扩大支出,中央银行也被迫进行更多非传统货币

  政策实验。但是央行会发现,无论向商业银行提供多少流动性,信贷需求都如此低迷,难以实现预期的货币扩张。这些流动性能够短期提振股市和商品市场,也会像洪水一样涌入其他利率更高的开放经济体。这会让其他地方的货币金融管理和贸易政策变得更加复杂。极端情况下会导致各种形式的资本管制和保护主义。

  中央银行的确有能力向资金紧张的银行提供流动性,并且这样做也很重要。但是,中央银行没有无限的能力去消除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的问题,消除经济增长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竞争力障碍,或者解决财政可持续性问题。试图让绝望的中央银行实施超出自身极限的政策,很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问题,例如通货膨胀。中央银行过度自负的货币政策会引发不可持续的信贷和资产泡沫,最终会留下可怕的遗产。一旦泡沫破灭,政府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后续的灾难性的问题。泡沫越大,从灾难中恢复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就会有更多左派或右派的政治激进主义在现实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呼风唤雨。

  崩溃后的政策选项

  解决全球金融、经济及银行业危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条件都不一样,所处的阶段也不尽相同。在真实世界中,政治是一门关于可行性的艺术。应对重大经济衰退的理论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贯彻到现实世界之中,那么其价值就很有限。在当前的危机中,波罗的海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它们较早开始为预算瘦身,接受了较低的增长率和生活标准,在IMF及其他方面的帮助下,为未来的增长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则采取了非常不一样的方法。日本政府试图用十多年的时间来分散痛苦和损失。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日本的资产和信贷泡沫就像泰坦尼克号。在房地产泡沫的顶峰期,东京中心皇宫所在的那个小岛的地价,超过了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价及房价。日本的银行在政府支持下鼓励个人及企业以其所拥有的土地为抵押,借入巨额资金用于投机。当泡沫破灭的时候,数以万亿计的抵押品价值灰飞烟灭。银行、企业和个人都蒙受巨额损失。经济面临彻底毁灭。

  日本政府的部分解决方案是从人民剩余的私人储蓄中借入大量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日本的著名银行一家接着一家地倒闭,或者被剩下的少数相对较强的机构合并。日本央行顶着外部压力,开始尝试各种治标不治本的措施。这种大规模的债务积累已经进行了20年。

  问题在于,这种借钱花的凯恩斯政策持续时间越久,公共部门就越是债台高筑。到现在,虽然已经将利率压抑到极低水平,债务及债息费用(debtservicecharges)还是占到整个财政预算的近1/4。日本政府已经深陷长期超低利率政策不可自拔,这扭曲了日本的资本市场。

  解决资产泡沫破灭后的问题所需的调整,通常介于迅速、急剧、阵痛的波罗的海模式,和凯恩斯主义长期化的日本模式之间。这种拖延调整、希望问题自动消失的做法也被称为“缓兵之计”。

  我很理解日本的困境。1990年资产泡沫规模是如此之大,所导致的损失和债务负担是如此之巨,日本人民怨声载道,如果政府试图用波罗的海模式解决问题,很容易激起社会革命和经济崩溃。鉴于日本信贷泡沫的规模及其可怕的后果,波罗的海模式是不切实际和适得其反的。但是,另一极端的政策也被证明对日本是长期的灾难。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日本领导人很快会发现自己面临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减少沉重债务的压力。这将进一步扰乱近期已经因评级下降而趋于紧张的信贷市场。

  问题现在很清楚了:日本怎样才能从巨额公共债务中退出,同时又不触发一场新的危机?日本浮躁而瘫痪的政治极大地限制了政府开征新税或减少支出的行动力。危险在于,在某个时点上,日本将无力在不加息的前提下滚动发行巨额债券,而一旦加息,将触发财政和国家的危机。

  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前景

  美国经济仍在温和增长,但从电力消耗等领先指标来看,后半年可能放缓。因此,尽管美国比世界其他地方恢复得更好,但其增长不足以使其成为拉动其他困难经济体的火车头。并且也面临很多挑战,比如财政不可持续、经常账户问题等等。但是,我信心十足。到11月大选结束后,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会逐渐取得进展。不过,如果夏季稍晚就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以应对疲弱的增长和政治方面的压力,我也不会惊讶。

  欧元区将面临新一轮的衰退。解决地区所面临的主权债务、银行业及财政等多方面问题的政治谈判,成了大国开展的扑克游戏。欧元区较富裕的北方成员正在鼓励更加脆弱的债务国按照改版的波罗的海紧缩模式进行调整,以便给市场及本国选民以信心,令其相信欧元最终前景光明,而不仅是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救助、鼓励道德风险、积累巨额或有负债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据说解决之道是“更欧洲化,而非去欧洲化”。但欧元区的民族主义在上升而非下降。许多普通民众心中,都产生了对精英驱动的欧洲计划的合法性的质疑。债权国与债务国选民的不同期望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对欧元可能崩溃的担忧耽误了解决问题的谈判。

  中国也有自身的问题。在我访问北京期间,中国领导人告诉我,未来几年中国面临滞胀的威胁,中国当前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各级政府的腐败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温家宝总理3月份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对这些问题讲得更细。

  结论

  坏消息是,信贷和资产泡沫崩溃带来的痛苦、债务及所需的调整将持续许多年,对政治稳定的威胁会越来越严重。

  好消息是,在技术进步、全球化、和平以及大众教育的驱动之下,世界已经享受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准提高。数百万劳作于地头田间的人已经迁入城市并就职于收入更高的工作。产业工人的子女也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其中一些还成为了经济及科学领域世界领先的人物。这个趋势没有改变。

  诚然,过去十年过度信贷驱动的增长会因为调整而有所放缓,但这是暂时的。当务之急是运用我们的耐心和想象力进行必要的调整,不要转向那些只会进一步延迟全球复苏的不切实际的方案。我有信心,我们不会犯20世纪前半期那样的错误,我对未来满怀期待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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