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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大国崛起”

作者:许少民   来源:《百姓》2007年第五期发布时间:2012/11/02
摘要:但是,我要说,谈论大国太肤浅了,我们需要强国思维。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彻底的大国,但并不是一个强国。而大国不强,自然也是崛而不起。

  这段时间以来,探讨大国崛起似乎成为了百姓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学者、政治家、学生乃至普通百姓都对谈论大国崛起兴趣盎然。而由大国崛起引出的一系列问题也值得我们中国人深刻的去思考。

  首先,谈论大国崛起,自然离不开对“大国”的界定。给“大国”一个定义本身无可厚非,那是我们探讨的必要前提。然而,一味的将目光放在“大国”的定义之上,那是一种视野狭隘的表现,也是一种“定义偏执狂”的体现。于是,那种“什么是大国?”的演讲本身就含有一种话语偏好,似乎只要将“大国”的含义摆上前头,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探讨“大国崛起”也就演变成了探讨“什么是大国”这样一个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于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谈论“什么是大国”的学者也倾向于对央视的《大国崛起》的大国选择进行挞伐。在一些学者看来,历史学家的哲学预设本身就是错误的,一味单纯的将历史上曾经崛起的国家称之为大国是有待商榷的。在他们的眼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乃至日本都不是大国,曾经崛起的德国也不是,唯一例外的只有英国和美国。而为什么是英国与美国呢?这正是这些学者所热衷于探讨的,答案也常常出奇的一致,那是它们建构起了一个宪政体制,实现了人权。于是,归结起来,对于“什么是大国”,答案也是唯一的,那就是要有宪政,要有人权或者民权。其它的,一切都不重要,或者说重要,但那只是历史曾经的重要而已。

  事实上,在我看来,我们往往将“什么是大国”与“大国是什么”混淆了。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说拥有充足的人口、强劲经济实力的国家是大国,可以说拥有强劲军事实力的国家是大国。从逻辑的角度上来说,这是正确的。大国是一个“整体”,而人口、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都可以是构成大国的要素(部分)。或许一些朋友会认为这是在玩文字游戏,其实不然,这两者的思维逻辑明显不同。而当前的学者们所热衷于探讨的“什么是大国”,在我看来,那只是一个在表面做工作。从“归纳”的角度来分析什么是大国,我们可以有多种标准,诸如摩根索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资源状况,人口数量,民族特点,国民士气,外交条件和政府素质”,斯拜克曼的“领土状况,边界特征,人口规模,原料多寡等标准”,到日本学者的“国际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强制能力”到中国学者黄硕风的“物质和精神力两大系统,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等其大要素”,大国在这里,充其量只是一个“各要素的综合体”罢了,我们也往往热衷于用“综合国力”来给他们下大国的标签。这种界定本身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将大国与小国的界限清楚的划分了,泾渭分明。于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津巴布韦、古巴、缅甸等等都是小国,而国际政治的历史从来就是大国的历史,这些小国也就没有沾边的份,这是当前国际政治分析的一个现实。那些曾经是大国而现在不是大国的国家们,也差不多遭受这样一个命运。我们之所以重视它们,不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大国,而是因为他们曾经崛起过。既然大国本身包含着多种要素,那么那种试图用单一的要素来给大国下定义的努力将会是徒劳的。然而,让我意外的是,有一些学者却很倾向于这种逻辑思维,他们拼命的将其它的要素抛离掉,最后只剩下一个大国的核心要素--宪政,以及由宪政作为保证的人权与民权。于是,在这样一种思维逻辑下,历史上曾经被我们界定为大国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德国、日本乃至俄罗斯也就被排除在大国的俱乐部之外。在他们看来,宪政就是大国的本质,那其它的要素就是现象,本质自然要比现象深刻。但是在我看来,从归纳分析转变为证伪分析的过程中,他们的思维逻辑存在着断点。必须明白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是归纳与证伪,都是必须的,两者不可能相互否定。最好的分析方式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但是,自由主义者所热衷的不是阐述诸如“虽然……但是……”的结论,而是阐述“无论……都……”的结论。他们需要的不是追求“永远正确的废话”,而是真正有价值的话语,尽管这些话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我看来,这些话语往往过于倾向唯一)。

  事实上,探讨“什么是大国”本身过于表面化,并不深刻。如果说我们要探讨大国,是因为央视所播放的《大国崛起》,那么套用郭德纲的话说:“你太CCTV了”。的确,我们的思维被严重的束缚住了,以至于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察觉。而按照一些朋友的分析,如果将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中的“大国”等同于我们所理解的“大国”,那会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在我看来,探讨“什么是大国”本身不及“大国是什么”来得深刻。那么,大国是什么呢?大国就是强国。英语中所谓的“great power”其实就是强国。保罗肯尼迪的名著里也时刻渗透着强国的意味,诸如其所建构的“中等强国”语汇就是一个最好的体现。而如果我们按照这思维来理解大国,或许我们的视野会更加的开阔。而如果我们遵循这种逻辑,你或许会诧异于为什么央视没有将英国的崛起过程中对世界小国的殖民与征服载入其中?大国就是强国这种逻辑本身会使得我们的思维导向这样一个问题--强国何以崛起?答案不言自明,那就是权力(power)。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思维,在我看来,现实主义不是一种学说(schools of thought),而是一种内化于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潜意识。任何一个国家,不是不要权力,而是没有能力获取权力。而或许你会问,为什么会是“权力”?在我看来,最为本质的答案就是--资源是稀缺的。一个国家要生存与发展,最为基本的就是要有资源,没有资源,任何一切美好的梦想都会破灭。于是,你也可以理解,我们的历史书在概括大国崛起的历程时,也将其崛起与衰落的主要因素归根于他们掌握资源的程度。这种掌握资源的程度在保罗肯尼迪那里被转变成为了“经济实力”,也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强弱“最终”将导致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发生改变。在我看来,我们需要的是强国的逻辑,而不是大国的逻辑。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你或许可以对曾经崛起过的德国、日本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遵循的是强国的逻辑,而不是大国的逻辑,因此,你也不会从他们崛起的历程中找到“宪政”的足迹。修昔底德明确的告诫过:“强者从其事,而弱者受其难”,强国逻辑就是要以权力为基础,实现对资源的控制。于是,你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政府会将“和平崛起”尘封起来,因为,既然要崛起,那只有一个逻辑--强国逻辑。而一旦是强国逻辑,崛起中的“血腥味”不可避免。历史上强国的崛起哪一个不是靠“血与铁”来成就的?这没有必要否认,对这些事实的否认本身是一种偏执的体现。而如果你要说“读史或许可以使人弱智”,历史未必能够用来指导我们的行为。那么,我要说,我们人类不是马克吐温所说的那只猫--一旦被热炉子烫过就永远不靠近炉子。我想,我们所需要的,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所说的:“研究历史虽不能提供我们即学即用的操作手段,但历史教训是类比式的,可帮助我们了解类似的情形可能有什么结果,而且每一世代必须自行决定,哪些情形确实可与历史相类比。”我们要做的不是忽略历史的教训,而是要从历史中吸取那些对我们有利的教训。

  当我提倡强国逻辑的时候,一些信奉自由主义的学者或许会觉得我所说的具有蛊惑性。的确,今天的世界远比500年前要复杂,现实主义的思维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同样,自由主义,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制度自由主义是必须的,也并不是唯一的。套用约瑟夫.奈所说“一种尺码并不能适合所有的人”(but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单纯的用一种理论来解释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本身就是蚍蜉撼大树的行为。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经济、政治甚至文化的相互依赖强度越来越高,全球化也风靡全球。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相互依赖可以促使资源的快速流动,而正是资源的快速流动,使得世界上的国家互通有无,这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由于争夺资源所引发的冲突。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就认为强国逻辑失去了效力那就陷入了一种盲目乐观的陷阱中。资源永远是稀缺的,获得资源的手段是多样的,但总有一个唯一的,拥有权力始终是确保获取资源最坚实的手段。我们可以提倡和谐世界,但这要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上。没有权力,就没有资格与别人和谐!在当前的这个阶段,对于权力的重新解读也甚嚣尘上,在我看来,今天中国所走的是一条资本为先的权力扩展道路,用资本来代替军事力量的征服与扩张本身是一个进步,也是睿智的体现。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欧洲其它列强,通过资本的输出来控制资源进而获取资源是他们权力扩张的体现。今天的中国也踏上了最后一班末班车,尽管中国是后来者,但是中国拥有自己的潜力。针对资本来实现权力扩张,在一些西方政治家或者学者看来,那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体现,也给他们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一个新的版本。从某种逻辑上来说,这是正确的,但是逻辑永远是逻辑,现实永远是现实。让这些政治家说去吧,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

  其次,遵循强国的逻辑,必须注意以下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内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国际层面”,当前许多的学者注重第一个层面,更多的将精力倾注在对国内层面的分析与建构之上,那些提倡人权或者民权的学者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应该说,这种分析是正确的,但却是不全面的。一个大国要成为强国,自然要在国内层面上做足功夫,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本身也说明了内政的至关重要性。从国内层面来分析,我完全同意实行宪政,促进人权与民权的生根发芽,这点对于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更为重要。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没有一个合理的宪政框架,大国的内部矛盾迟早会爆发。提倡人权与民权,实际上是对“强国弱民”思想的反击,一种最为彻底的反击,尽管我们目前不能提出最为彻底的方案。强国之强并不针对这个国家内部之“民”而言,而是针对外部之“国”而言,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提倡民权与人权。但是,提倡人权与民权并不一定等同于要建构西方民主。尽管对于民主的认识更多的是出于思维的层面上,但是必须说明这么一个事实,几千年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十几忆的人口,而实现这十几亿人口的政治实践更是为“零”。这是今天中国最为困惑的地方,提倡民主的动机自然是好的,这点不需要怀疑,民主只是一种实现民权与人权的手段,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么一句话:“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愿望构成的”。我不反对民主,更不反对人权与民权,只是对于当前的民主热,我有一种忧虑感。当我们探讨大国崛起的时候,一些学者总是要从这其中提取出民主的精华,而对于其它的要素视而不见,这本身就带有偏见。况且,我们往往忽略了民主话语的语境,尽管有可能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境中,但我们必须承认,国情毕竟不同,文化的不同可以导致淮桔北枳。

  第二个层面自然就是“国际层面”,强国之崛起不可避免的要参与到世界的格局中,在这个格局中,纯粹理想式的“和合协商”未必能够有很大的作为。今之学者提倡国际制度来缓解崛起中所导致的冲突,在我看来,远水救不了近火。国际层面上的强国逻辑必然导致现实主义式的“权力争夺”,这是不需要辩解的道理。这个真理很简单,但往往被我们看得很复杂。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哈布斯堡家族、法国雄鹰、德国骏马、日本彪汉无不如此。而电视连续剧《大国崛起》并没有将过多的笔墨用在这些点上,其背后的用意也不言自明。所以学者们也没有必要对此耿耿于怀。毕竟这是一部面对全球华人的教育宣传片,在考虑到“事实真相”的同时,也要考虑“政治正确”。或许我们中国人对于崛起之血腥很反感,庄礼伟在对秦晖教授的“什么是大国”的演讲所做的点评中也提出了这一点,这无可否非。但是我必须说,中国文化导向的“和合思维”使得我们在与西方列强“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主义思维”(或者说摩根索现实主义思维)中占了下风。和合文化并不适用于国际层面的政治上,但是完全可以运用于国内层面上。我们不能将用在国内层面的思维套用到国际层面上,这是一种越俎代庖的错误行为。同样,我们也不能将用在国内层面的思维用到国内层面上,一旦误用,其后果也自然是严重的!

  最后,任剑涛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让我们感到很沮丧的话--大国不大,崛而不起,其给当下沉迷于大国崛起的中国人泼了一把冷水。但是,我要说,谈论大国太肤浅了,我们需要强国思维。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彻底的大国,但并不是一个强国。而大国不强,自然也是崛而不起。而针对当前一些学者所热衷探讨的“宪政是构成大国的决定性因素”,在我个人看来,宪政可以不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历史上的大国,诸如德国、日本、俄国在通往强国的路途中,很少留下宪政的足迹。但是,我们也必须说,有没有宪政可以成为淘汰强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崛起的大国不把宪政作为其后续立国的基础,那么,它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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