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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钓鱼岛之争看亚太战略平衡的转变与挑战

作者:黄靖   来源:中道网发布时间:2012/09/26
摘要:中国采取如此强硬立场和措施,固然与其国内政治环境以及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有关。但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快速崛起转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战略平衡的变迁以及由此导致各国对外政策中的"两面下注",决定了亚太地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会处于"在不稳定中求稳定"的势态之中。

  日本野田政府将尖阁群岛(即钓鱼岛)国有化的决策,在中国看来,是对该岛明白无误的主权宣示,因而打破了自70年代以来中日双方维持现状的默契--中方认可日方对钓鱼岛的实际管控,日方“避免”其主权话题。对此,中国政府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应对措施。在公告了钓鱼岛等诸岛的领海基线、明确领土主权范围后,先后派遣了多艘海监、渔政船只到钓鱼岛海域巡视,并于9月16日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东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可以预料,在今后的时间里,中国舰船对钓鱼岛海域的巡视将常态化。在渔汛期间,大批渔船也可随时涌向钓鱼岛海域捕鱼作业,中国的渔政船队也必将跟进,保障中国渔船的合法权益。

  如此一来,在日方实际管控下的钓鱼岛,反而成了其沉重的包袱。对于蜂拥而来的中国海监、渔政、渔船等船只,日方挡不住、赶不走,数量上又拼不过。而其美国盟友又不允许动武--这一立场已由美国防长帕内特最近在对东京和北京的访问中表白无误。在这样的情势下,通过谈判寻求妥协,“搁置争议”,认可中国非军事船只在这一海域的巡视,应该是最理性实际的选择。这一点,笔者在《搬起钓鱼岛,砸了谁的脚?》一文中(联合早报,2012.8.30),已有所阐述。

  中国的强硬立场和政策反映出亚太战略平衡的转变

  中国在处理钓鱼岛和最近南海黄岩岛的争端中,不仅立场异常强硬,而且采取了实质性政策和措施,是前所未见的。首先,中国不再一味争取“搁置”甚至回避争议。而是以积极态度应对之。更具实际意义的是,中国始终坚持在中国法律和行政管理的框架内处理这些领海/土争议,派遣海监、渔政等国内执法机构的船只和人员去应对因主权争议引发的纠纷与冲突,而军事力量则作为威慑工具,并不直接卷入到争端之中,避免“打第一枪”的猜忌。当然,如果海监、渔政船只受到军事攻击,则又当别论。这一被称为“黄岩岛模式”的应对方式,既展现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与姿态,也表明了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决不让步的决心。

  显然,以上看似低调但具有实质意义的政策转变,绝非一时之举,而是有着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的,具体的政策和应对措施也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而支撑这一政策转变的,是中国不断增强的对辽阔海疆的保护和经营实力。派海监、渔政等国内民政执法船只定期巡视钓鱼岛和周边领域,正式设立三沙市对南海实施行政治理,都表明中国不再仅仅是宣示主权,而是以具体的措施和行动经营和管理南海和东海。这样的举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采取如此强硬立场和措施,固然与其国内政治环境以及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有关。但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快速崛起转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太建立了美日、美韩、美菲、美澳等一系列的双边安全联盟,并以此为基石确立了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美国及其盟国的巨大经济实力和压倒性军事优势,为这一安全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但过去十余年来,中国(及亚太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逐步侵蚀了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的经济基础。中国不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也是几乎所有亚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更重要的是,整个亚太地区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主轴,形成了不可逆转的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这一趋势不是任何政治或安全联盟所导致的,而是市场经济的力量推动所致。当今世界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亚太地区。随之而来的,是世界政治、安全和外交中心也向亚太转移。在这一转移过程中,中国的迅速崛起起到了主导作用。

  在这样的形势下,亚太战略平衡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十年以前,由于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安全,以及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各国都唯美国马首是瞻,以美国的战略选择为界定自己的根本利益的标杆,并以此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和对外政策。然而,随着中国逐渐成为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心,亚太各国在对外政策上也做出两手准备:一方面在安全问题上依然以美国及其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为标杆,而另一方面则以中国以及中国经济作为自己经济发展的政策标杆。政策制定中的双轨导向--政治安全以美国为中心,经济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必然结果,是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亚太各国普遍采纳“两面下注”(hedging ) 的政策,防范最坏结果,争取最佳利益。

  战略平衡的变迁以及由此导致各国对外政策中的“两面下注”,决定了亚太地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会处于“在不稳定中求稳定”的势态之中。

  美国“重返亚太”导致的误判,是亚太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自2011 年以来改弦更张,从其上台初期积极“发展全面积极深入的美中关系”,转变到以制衡中国崛起为核心目标的“亚太基准”(Asia Pivot) 战略。美国一方面迎合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对中国快速崛起、尤其是其近年来在领土纠纷中咄咄逼人的强硬立场、所普遍感到的焦虑;一方面积极加强和亚太国家、尤其是其盟国的双边关系。这样的政策取向,是想通过强化与各盟国的关系--利用盟国的大力支持--来凸显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存在和战略重要性,以此施展其借力打力的“巧实力”,形成对中国的有效“防范”,在同中国的交往中争取主动。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

  但美国高调“重返亚洲”的战略姿态却导致了一些亚州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产生了误判。这些国家以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基准战略的根本目的,是要大幅提高在亚洲的投入,通过加强对这些国家、尤其是其盟国的安全保障来换取他们的政治支持,共同制衡中国。显然,双方都想通过对方的支持来强化自己--美国希望获得亚洲各国的支持来增强自己在亚太的力量;而亚洲一些国家则希望通过美国的安全保护来提高自己的战略地位。由此导致的战略认知误差,使得某些亚洲国家认为可以借美国“重返亚洲”之机,提升自己在和中国交往中、尤其是在领土争议中的地位和实力。这样的误判,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在与中国领土争端中采取强硬措施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亚太地区战略平衡的转移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现实。而亚太地区战略平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美中两国,尽管在政治、经 济、安全等各方面有着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同时两国关系因战略互信的缺失和国内政治的变化而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不可逆转的互相依赖使他们不得不“同舟共济”;作为全球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利益攸关”者,两国在亚太以至全世界遵循的其实是同样的游戏规则:一方面充分利用其他国家与对方的矛盾在美中双边关系中争取主动,另一方面又绝不会为他人的利益来左右两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大棋局”。对此,中美两国领导人心知肚明。正因如此,中国在南海、东海的领土争议中,即便是面对美国在亚太最重要的盟友日本,也表现得异常强硬。毕竟,美国不会替任何国家为同中国的领土争议买单。在亚太战略平衡发生根本转变的格局下,尤其如此。

  亚太战略平衡转变带来的挑战

  亚太战略平衡的转变,进一步暴露了亚太安全体系中的结构性痼疾。迄今为止,整个亚太地区安全体系的基石,依然是以美国为首的一系列安全同盟。这些在冷战期间确立的安全同盟,其目的是遏制,决非容纳;其实质是排他、决非兼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新兴大国,迄今仍被排斥在以美国为首的地区或全球的安全体系之外,原因便在于此。

  但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其对亚太以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责任,将不可避免地不断提高,所起的作用也会不断加大。然而,作为和平崛起的新兴大国,尽管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却依然被档在安全体系之外。中国等新兴大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担当起应有责任的根本保证,是自身正当的安全利益受到保障。但以美国安全同盟为基础的亚太安全体系,非但不能满足中国正当的安全诉求,反而往往造成潜在的威胁甚至伤害。

  这次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之争中的尴尬角色,便是显例。尽管美国政府反复强调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先后派出国务卿克林顿和防长帕内特前来斡旋。但由于美日安保条约的现实存在,美国的卷入反而使形势更加复杂。一方面日本竭力借助日美安保条约向中国施压;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和平斡旋疑虑重重。其结果,本来应该为区域安全起到积极作用的美日安保条约,面对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的争端时,却给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制造了障碍,甚至是助长了战争的危险!其根本原因,就在与其排他性--美日安保条约为日本的安全利益提供了保障,却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构成潜在的威胁。

  如何在不危及亚太和平和安全的前提下,将中国等新兴国家纳入亚太安全体系,使其在维护区域和平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尽到应尽的责任,是从根本上保障亚太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课题。显然,只有通过包括美中两国在内的亚太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而亚太地区战略平衡难以逆转的转变,正在为这样的努力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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