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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世雄 李世默: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

作者:倪世雄 李世默   来源:《传承》2012.3发布时间:2012/06/27
摘要:不管是核心价值观的维护,还是基本制度文化的发展,或者是文化具体表现形态的存继,都离不开全球化创造的时代语境。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后发国家的国情等,使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维护文化安全的过程中居于一个独特位置。它在文化继承与革新、引进与改造等方面的任务十分艰巨。

 

  人类生存发展除要面对来自自然界的挑战外,还要面对不同社会群体交往带来的障碍与威胁。对与民族国家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某种文明或文化而言,其产生、继承与发展就是不断应对挑战与威胁的过程。在全球化时代,以特定人类群体为基盘的文化所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受重视。不同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如何跨越源自多领域的不利因素障碍,保障其文化安全,成为对外交往过程中非常关注的问题。当然,文化不安全或者面临威胁的状况古已有之,并非全球化时代特有难题。大规模的自然灾难、人类社会的大变迁等已经让很多古代文明消失了。而且,古代不同文明群体之间的征伐,有时不仅仅摧毁了一个王朝,还引发某种文明的崩解消失。这种由古延今的文化安全问题发展到全球化时代,演化出同时代气息相匹配的独特性。在人类交往如此频繁之前,受交通和通信技术水平落后的限制,不同文化群体交往的频率、范围和深度无法与今天相比,除非爆发大规模军事征服或者毁灭性自然灾难,否则,每种文化发展的轨迹一般都比较平稳。但是全球化时代,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联系以几何级数飞速增长,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借助发达的交通和通信技术参与到其中。而在此环境中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国在文化安全上所面临的威胁或危险也极大扩展。

  概言之,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文化安全主要面对物质层面和性质层面的两类挑战。物质层面的挑战是普遍性的,源自外部强势文化冲击。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以不同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员等往来日趋密切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成为各国所处的基本时代背景。然而,不管主动还是被动参与全球化的世界各文化群体,其实力不均衡是基本现实;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仍然停留在无政府的“原始丛林”状态,对国家间事务的调节控制能力较弱。也就是说,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强势文化群体与弱势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很难通过一个能秉持公义的机构或场所合理解决。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殖民时代以来,宗主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等落后文化群体的入侵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也表现在文化生活领域。受此影响,许多文明遭到了毁灭性冲击,如北美大陆的印第安文明在欧洲殖民者“开疆拓土”的步伐中逐渐萎缩,如今只能在有限地区范围内保持。故有人将全球化或国际化视为一个西方化的过程。简言之,全球化时代的物质、信息、技术流等从不同层面对既有文化形成冲击;由于不同文化的发展程度和抗冲击能力强弱有别,弱势文化在这样一个时代就面临文化不安全问题。作为一个在近期刚刚从贫困落后国家跻身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国家,中国无疑面临这一威胁。

  性质层面上的挑战则是特定性的。以美国为首的现代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根本上的区别,前者是普世性的文化,而后者是包容性的。首先,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宗教价值观,而它的一神教性质从宗教层面上奠定了西方文化的普世性。其次,这一宗教普世观在启蒙运动中被延伸至政治意识形态,将个人理性主义及西方式选举民主神化成四海皆准的价值观和适用于全人类的政治制度。最后,在冷战后的全球化过程中,西方资本为了寻求最高回报将其利益与普世价值观“打包”,在所向披靡的军事实力保护下向全球扩张。西方世界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组合导致了它寻求文化霸权的必然性。而中国文化的性质和历史渊源则相反,儒教属包容性宗教体系,人类历史上超强大的宗教之一——佛教被其融入并构成中国文化有机体的自然成分。中国文化不存在扩张意识,正如中国历来一贯阻隔而不是宰制“蛮夷”,而强势的外来文化则被其包容同化。从秦汉至甲午战争,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使其文化近两千年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然而在近代,这一优势成为劣势,西方工业化的先起使其在器物上快速超越了中国实力,而西方文化的普世性和霸权性使其必然寻求吞噬异族文化,而恰恰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所导致的非进攻性使其成为西方任意宰割的“文化羔羊”。

  源自物质和性质层面的文化不安全都会给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带来多种不利影响。如果中国文化安全遭遇威胁,将体现在多个层次。

  首先,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即价值观的合理性将受到冲击。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组成要件。每种文化在长期的延续发展过程中往往都能形成其独特的价值观取向,从而指引不同的人类群体共同构成文化多元的人类社会。如果不同文化群体在交往中发生的冲突上升到价值观领域,这些文化群体之间就很难进行正常往来。因为他们认知事物的基本方式、日常行为的基本导向都存在难以弥合的差异。如果这种文化互动的结果是一类文化价值观“超越”另一种价值观,在大范围内被“认可”或接受,那么,处于“劣势”的文化的核心支柱——价值观也将面临被冲击、压缩乃至替代的风险。中国近代以来的转型发展就曾经历过此类冲击,至今仍对新时期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次,中国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主要是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的合法性将遭受质疑。一国的制度是其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的积淀与延伸,更是该国处理和解决现实问题与发展道路的探索与选择。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的创设与变革都无法消除与其主导价值观紧密相连的浓厚文化印记,国家主要制度的建设不仅要以其主导价值观为指引,同时还要以维护和促进其主导价值观的发展为基本目标。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主义国体一脉相承,适应现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正在于此。然而,在全球化时代曾经出现过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期对峙。这种对峙是变革前经常会存在的制度文化竞争的基本表现。况且不同群体在制度层次的文化发展并不是沿着一个简单、既定的线性轨迹进行,而是要在并存的不同制度形式之间竞择。所以,制度层次的文化发展通常要经历不同程度的曲折与反复才能选择并确定最终的新制度形式。全球化的扩张与深化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之争确立了新环境。这对积极推行改革开放以建立符合国情的、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而言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全球化不仅仅使商品、服务、劳动力、技术等的传播更加便利,也让思想、制度等层次的文化更容易穿透民族国家的有形边界。冷战对峙就是美苏两国领导各自阵营进行的一场包含意识形态与基本制度等层次的全面竞争。冷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西方交往的过程中仍旧面临意识形态领域和制度层次的文化压力。再加上中国当前在物质创造和生产方面尚无法比肩西方国家,其基本制度就遭受到诸多诘责。

  在此国际环境下,如果不注重文化安全,中国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即各种各样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形态可能会被破坏、滥用或遗弃。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往往最直观地表现在各种物质化和非物质化的具体文化形态上,如语言、文学、艺术等。全球化时代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一方面为语言、文学、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交流传播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促生和强化了这样的需求。因此,处于全球化浪潮之中的不同人类文化群体对文化全球化的最直接体验通常来自具体文化表现形态的接触与了解。由不同人类群体发展和保存至今的生活方式、组织形式、历史典籍、文学作品、艺术创作、风俗习惯、节庆礼仪等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传播到其他文化群体中,从而产生了形式各异的国际文化交流。不过,全球化发展对具体文化表现形态交流与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十分复杂。就文化安全而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相关联的文化变形已经对世界上很多文化形态的继承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在一切以经济为中心的思想导向之下,很多传统文化遗产难以为继,很多必要的文化革新变形为文化扭曲。各种文化错位与失位现象层出不穷,其结果必然是破坏文化的正常发展规律,导致文化不安全。

  总之,不管是核心价值观的维护,还是基本制度文化的发展,或者是文化具体表现形态的存继,都离不开全球化创造的时代语境。核心价值观、基本制度文化和具体文化形态构成了当前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层次。很多国家都为继承与发展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做出了不同尝试。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后发国家的国情等,使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维护文化安全的过程中居于一个独特位置。它在文化继承与革新、引进与改造等方面的任务十分艰巨。在具体策略选择上,中国应积极参与建设开放、文明的多元国际文化环境,同时,更要努力塑造和维护以公正、和谐为基础的本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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