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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明:“后华盛顿共识”的超越与局限

作者:刘志明   来源:爱思想发布时间:2012/08/07
摘要:虽然西方发展模式因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而弊端尽显、声誉扫地,虽然金砖四国的发展模式被吹捧为“后华盛顿共识”而一时充满无限风光,但是,我们不能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待金砖四国的发展模式,更不能天真地认为它们就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英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必然归宿。当然,我们并非不可以作出这样的预见,即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后华盛顿共识”时代,必定是各种发展模式在“平衡”、“包容”、“可持续”、“创新”和“安全”等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新的发展理念或者说发展目标的激励下,博采众长、相互借鉴的时代,也必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理念不断为世界各种发展模式所认同、吸收并大放光彩的时代。

  “后华盛顿共识”虽然自诩以超越“华盛顿共识”为目标,但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它只是对“华盛顿共识”的部分修正或者改良

  国际金融危机后,境外不时有媒体宣称所谓“华盛顿共识”因“中国模式”的影响而被终结,并说金砖四国正引领世界阔步走向“后华盛顿共识”时代。那么,究竟什么是“后华盛顿共识”?应如何认识“后华盛顿共识”?

  “后华盛顿共识”和“华盛顿共识”没有本质区别

  一般认为,“华盛顿共识”主要是指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其基本原则简单而言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虽然“华盛顿共识”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在上世纪90年代初通过各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实施,但是,这种所谓的“共识”很快就因为它在拉美、原苏联东欧地区、非洲以及东南亚地区造成了经济停滞、失业增加、两极分化、福利削减、过度剥削、环境破坏、民主法制遭到破坏、国家公共权力衰退等问题继而受到广泛质疑与批判。在这种质疑与批判声中,“后华盛顿共识”的概念逐渐出现在世界公众的面前,并在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引起了重大反响。

  关于“后华盛顿共识”的内涵,1998年1月,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比较系统地进行了阐述。他关于后华盛顿共识的主要观点有:竞争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关键,对实现效益与公平社会的目标来说,竞争而不是私有化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宏观经济稳定和长期发展要有健全的金融市场,建立健全的金融市场应当重新设计调控体制,而不在于金融自由化;一个有效的政府而不是最小的政府对发展来说至关紧要,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的补充,采取使市场运转得更好并纠正市场失败的行动;发展目标应该扩大,应该努力寻求提高生活标准的发展、公正的发展和民主的发展。

  从“后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质疑与批评中,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即:第一,这种质疑与批评对我们进一步深化关于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激进式和渐进式改革方式、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地认识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固有理论缺陷,更加坚信西方发展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国际标准和唯一选择,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等,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后华盛顿共识”虽然自诩以超越“华盛顿共识”为目标,但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它只是对“华盛顿共识”的部分修正或者说改良。在克服“华盛顿共识”政策主张的局限性方面,后华盛顿共识并没有走得足够远。因为,“后华盛顿共识”在仅仅企望通过增长,而不考虑根本改变所有制结构的情况下,在并不积极主张触动全球层面权力结构改革的情况下,有效应对失业、贫困和更为重要的收入分配问题,以及促进布雷顿森林机构的重大改革,无疑并不现实;而且,“后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质疑与批评“并不涉及到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和长期的对外投资,而是如何更好地保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些无不表明它和“华盛顿共识”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维护垄断资本家阶级,尤其是跨国资本家阶层建构全球资本主义利益需要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从不同的策略方向来维护而已。

  不能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待金砖四国的发展模式

  由于“后华盛顿共识”的原则之一是“不以华盛顿为基地”,因此,以金砖四国尤其是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发展经验或者说发展模式为参照系来概括“后华盛顿共识”的内涵,并预言“后华盛顿共识”时代或者说“中国模式”时代的到来就不是什么特别难以理解的事情了。近来世界开始流行所谓金砖四国“向后华盛顿共识全速前进”之类的舆论就是明证。

  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四国的发展经验或者说发展模式往往被国外一些主流媒体视作“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国外这些媒体那里,“后华盛顿共识”与“国家资本主义”几乎可以说是同一回事。需要指出,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从性质上说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从作用上说,它是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虽然俄罗斯、巴西、印度与中国同属亚太地区的新兴市场国家,虽然计划指导、政府主导、出口导向和重视实体经济等是中国与金砖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共同特点,但是,俄罗斯、巴西、印度与中国在发展模式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别,其各自发展模式还各有特点。

  “俄罗斯发展模式”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在探索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上致力建设伴有完整国家调控体系的“社会市场经济”;政治上实行以强化总统权力的中央集权、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为主要内容的俄式“主权民主”;外交上强调“经济外交的比重应该增强”,“外交的优先任务是在俄罗斯周边建立稳定的、安全的环境,建立能够让我们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和资源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任务的条件”;等等。但是,俄罗斯在经济发展方面却始终没有摆脱主要靠出口资源性产品和初加工产品换取外汇,以支撑国家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的资源型发展模式或者说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资源型发展模式带来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稳定的。

  进入21世纪,巴西良好的发展态势使巴西被普遍认为实现了从“未来之国”、“潜在大国”向“金砖国家”和“崛起大国”的华丽转身。有学者将当前巴西模式的特点主要概括为低通胀、低外债、高储备、多元化贸易几点。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与巴西1951-1980年经济增长周期相比,应该说更具有可持续性。但是,当前的巴西发展模式面临基础设施陈旧和人力资本欠缺的软肋,以及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潜在危险。

  印度经过半个世纪尤其是最近20年的发展,如今已经宛如一头“奔腾之象”屹立于亚洲,与高速奔跑的“中国龙”并驾齐驱。有学者把“印度模式”的主要内涵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自由竞争”市场机制是“印度模式”获得成效的最主要驱动力;适度开放是印度模式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稳健的金融体系为“印度模式”的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撑;渐进与均衡发展相结合的改革思路是“印度模式”的精髓。但是,正如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以中国模式为参照指出,“尽管印度的努力近来有所成效,但是像中国那样瞩目的成绩还没有在印度出现。”

  总之,虽然西方发展模式因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而弊端尽显、声誉扫地,虽然金砖四国的发展模式被吹捧为“后华盛顿共识”而一时充满无限风光,但是,我们不能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待金砖四国的发展模式,更不能天真地认为它们就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英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必然归宿。当然,我们并非不可以作出这样的预见,即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后华盛顿共识”时代,必定是各种发展模式在“平衡”、“包容”、“可持续”、“创新”和“安全”等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新的发展理念或者说发展目标的激励下,博采众长、相互借鉴的时代,也必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理念不断为世界各种发展模式所认同、吸收并大放光彩的时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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