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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依赖与领导国家权势衰落的逻辑

作者:刘世强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5发布时间:2012/07/11
摘要:随着霸权依赖程度的加深,领导国家的内部性质逐渐发生蜕变,其对外行为则日益从现状满意变得具有进攻性进而陷入到过度扩张的陷阱之中。由于边缘地带中新兴大国的崛起,领导国家的权势地位呈现出相对衰落的趋势,开启了国际权力从集中走向分散的历史进程。

   【内容提要】 在国际关系历史上,领导国家的衰落无疑是一个激发学者们持久想象力的重大问题。作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即霸权依赖的分析路径探讨领导国家衰落的根源。其核心假设是,领导国家的权势衰落源于其拥有霸权本身,对霸权的过度依赖导致领导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作者认为,领导国家通过建立霸权成为了既定国际体系中的“收租人”,垄断着国际财富资源的分配,但大规模的财富资源也导致了领导国家内部需求的膨胀。当自身实力不足以支撑这种刚性需求时,领导国家转而通过进一步控制霸权来获取资源、转移矛盾; 而边缘国家的“顺从”则为领导国家的对外剥削提供了“合法”支持,从而导致了领导国家霸权依赖局面的生成。随着霸权依赖程度的加深,领导国家的内部性质逐渐发生蜕变,其对外行为则日益从现状满意变得具有进攻性进而陷入到过度扩张的陷阱之中。由于边缘地带中新兴大国的崛起,领导国家的权势地位呈现出相对衰落的趋势,开启了国际权力从集中走向分散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领导国家; 霸权依赖; 性质蜕变; 权势衰落

  在人类国际关系的历史上,总是存在着一些亘古未变和反复出现的现象和事态。在众多的历史常态中,领导国家的兴衰更替无疑是激发无数历史学家和战略学者持久想象力的重大问题。在考察领导国家的兴衰更替时,我们发现“盛极而衰”是一项显而易见的历史常识甚至自然定律,以至于古代历史学家将其研究的核心概括为“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兴起会导致其衰落”。换言之,领导国家总是遵循着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规律,一旦取得成功就开启了某种自我衰落的进程。辉煌背后总是潜伏着导向毁灭的因子,繁荣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继之以倾覆。既然领导国家“盛极而衰”的历史现象一再出现,那么共同现象的背后必然存在着某种具有共时性的一般法则。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尝试探寻领导国家从兴盛到衰落的作用机理和内在逻辑,旨在为理解“霸权兴衰”这一重大历史和理论命题能够提供些许知识增量。

  一 领导国家从兴盛到衰落的作用机理之文献分析

  由于领导国家衰落的深远影响,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谓经久日长,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难以穷尽。本文将研究视角聚集于“领导国家何以衰落”这一命题上,并就此对既有主要理论解释的文献进行评估。

  第一,技术决定论。对于领导国家的衰落,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停滞和技术扩散这两大机理决定了其由盛至衰的历史曲线。关于技术停滞,卡伦·拉斯勒( KarenRasler) 和威廉·汤普森( William R. Thompson) 注意到,技术革新趋向于时间和空间上的聚集,先是有利于某一主导国家,然后是其他国家。他们认为导致原先主导国技术趋于停滞的因素包括创新带来的收益逐渐减少、领导者倾向于自我满足、国内制度僵化导致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反应不当、生产成本明显提高等。伊懋可( Mark Elvin) 在分析中华帝国何以在近代落后于西方时提出了“高水平均衡境地”的假说,他认为传统中国的人地比例失调使得农业剩余和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不足从而导致了技术创新的停滞。与技术停滞相伴随的是持续和难以避免的技术扩散。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 Gilpin) 指出: “尽管技术是昂贵的并且不容易创造,但一旦被创造出来,一般就比较容易扩散。长期以来,防止技术扩散到军事对手和经济竞争者手中的努力总是失败。”中国学者时殷弘也认为先进的经济技术方式、社会政治方式和思想方式必然广泛扩散,绝非某一国家或地区能长久独占。在他们看来,技术的持续扩散正是国际权力再分配的重要动力。

  技术停滞和技术扩散为我们理解领导国家的衰落提供了重要启示,但也存在各自的问题。事实上,技术停滞常常是社会环境鼓励或诱导的结果。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 通过大量事例证明技术停滞非但不是文明衰退的原因,相反却是一个结果和先兆。技术扩散确实意味着任何一个领导国家都不能长久保持对创新的垄断地位,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两个问题: 其一,技术扩散是一个客观趋势,然而不同国家对这一趋势的反应并不相同,一些国家因掌握技术而兴起,另一些国家则继续保持原来的落后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扩散能否导致领导国家衰落还取决于他者的学习能力和意愿。其二,技术扩散很大程度上是领导国家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副产品,过度强调扩散的客观趋势忽视了领导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殖民剥削的非正义性。

  第二,经济衰落论。与对技术因素的强调相比,更多学者将精力集中于考察经济变化与领导国家实力消长的相关性。卡洛·M. 奇波拉( Carlo M. Cipolla) 在分析帝国的经济衰落时提出了“需求持续向底层扩散”的一般准则。在他看来,帝国在衰落之前首先都要经历经济增长,进而带来了私人和公共消费的上升。这种不断改进的舒适生活一开始只是一小部分人和特权阶层才能享有,但很快就扩散到底层民众和更大规模的人群中去。这样,整个帝国就陷入到过度消费的陷阱之中,从而损害了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实力增长。哈罗德·斯普劳特( Harold Sprout) 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 Margaret Sprout) 夫妇以大英帝国的衰落为个案,提出了领导国家衰落的一般性机理,即可支配资源与所承担义务之间的日益失衡。他们认为任何共同体都面临着“不断增长的需求与资源不足之间的两难困境”,其严重程度决定了领导国家衰落的程度和趋势。保罗·肯尼迪( Paul M. Kennedy) 也是经济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认为成熟的帝国为了维持国际统治往往将其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非财富创造。从长远来看,这将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衰落论”几乎都是围绕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展开: 过度消费挤占了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源,从而导致领导国家的国力透支和相对衰落。理论的简约性往往会牺牲掉其他的重要变量。面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领导国家一方面可以通过内部变革来缓解,另一方面则能够从外部汲取资源来弥补国内生产能力的不足。在经验层次,这一假设也没有得到现实案例的完全支持。有学者通过考察 1831 -1931 年的英国和 1950 -1960 年的美国的经济表现,得出了消费变量并不对投资和经济表现构成显著影响的结论。

  第三,过度扩张论。如果说经济衰落论探讨的是领导国家内部的生产消费失衡,那么过度扩张论则专注于领导国家的对外行为与实力兴衰的关系; 前者涉及的是一个相对缓慢、渐进的趋势,而后者考察的进程则更加剧烈和富有戏剧性。简单地说,过度扩张论的核心论点是领导国家的衰落源于其不知节制的自我伸展,最终造成力不能支和得不偿失的局面。但是,对于过度扩张导致领导国家衰落的具体机理,理论家们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学者从古老的均势原理出发,认为领导国家过度扩张导致了国际体系内其他国家的制衡反应,从而使其陷入到自我包围的困境当中。对此,现实主义理论给予了充分的讨论。汉斯·摩根索( Hans Morgenthau) 指出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必然导致权力均衡的态势以及旨在维持这种态势的政策。肯尼思·华尔兹( Kenneth Waltz) 认为单位国家的政策选择受到系统结构的限制,等级制的国内政治结构会鼓励追随强者的行为,但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均势才是系统所诱导的行为。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也指出: “支配性国家相对其对手越是强大,潜在的受害者就越不能在它们当中推卸责任,更有可能是它们会形成一个均势联盟来反对入侵者”。另一部分学者则基于经济学的理性分析认为过度扩张将导致领导国家的边际成本大大高于其所获得的边际收益,从而使其陷入到边远地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吉尔平就认为,支配国从国际体系中获得的收益与担负成本之间存在一个临界点: 在这之前,支配国能够获得的收益比担负的成本上升得要快,然而一旦两者之间达成平衡,接下来维持现状的成本就将大大攀升,从而对其既有地位构成威胁。其结果是“持续的失衡以及它造成的财政枯竭……最终将导致支配国经济和政治的衰落”。上述两大机理为我们展示了过度扩张与领导国家衰落的因果关系,但两者都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就前者而言,面对领导国家显而易见的霸权优势,其他行为体并不总是按照均势原理对其进行制衡,国际关系历史中存在着众多制衡缺位和制衡滞后的情况。后者的分析将国家假定为单一、理性的行为体,从而忽视了国内变量,如决策者的利益认知、风险偏好等因素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

  第四,国内联盟说。国内联盟说旨在考察一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如何影响一国的对外行为和国家实力,它假定国家内部的利益集团时刻都在左右公共政策,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为了自我利益“劫持”整个国家,进而给国家命运和长远发展带来灾难性影响。

  就领导国家衰落这一命题而言,曼瑟·奥尔森( Mancur Olson) 的分利集团理论最具代表性。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奥尔森提出了分利集团阻碍经济增长,进而导致国家衰落的重要假设。奥尔森认为随着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利益集团将不断出现。由于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殊利益集团并不关心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福利状况,而是倾向于争取和维持本集团的利益份额。换言之,在集体行动困难的情况下,社会上大部分特殊利益集团关注的焦点不是创造更多的总收入而是去重新分配国民收入,从而导致全社会效率与总产出的下降。在奥尔森看来,随着这些分利集团的不断膨胀,围绕分配规则的竞争日趋激烈,政府的能力越来越受限制,并带来了经济增长放缓、社会日益僵化和国家不断衰落的恶果。分利集团理论指出了国内利益集团影响国家实力变化的重要机制,为我们从内部理解领导国家的衰落提供了理论启示。然而,奥尔森的理论在忽视了许多“超理性动机”和“文明传统”对社会集团成员伦理、行为影响的同时,显然并没有太在意现代法律的某种独立性及其对社会利益集团的制约。再者,奥尔森的理论忽略了外部变量的重要性。如果一国是国际体系中无可争议的领导国家,它就可以通过从外部汲取财富资源以使内部利益分配的斗争偃旗息鼓。

  由上分析,我们认为既有理论从各自视角出发都提出了关于领导国家衰落富有竞争力的解释,为我们理解领导国家衰落这一关键性问题提供了难得的理论图式。然而,它们的讨论并不充分,尚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二 霸权依赖与领导国家权势衰落的基本路径

  通过前文的文献梳理,我们不难发现领导国家的衰落是一个历经无数争论、激辩,但依旧保持着神秘面纱的历史和理论话题。本文在综合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霸权依赖的分析路径—来探讨领导国家衰落的根源,核心假设是领导国家的衰落正源于其拥有霸权本身,对霸权的过度依赖导致领导国家权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为了展开进一步的论证分析,本文将核心假设分解为如下四个子假设:

  假设 1: 任何领导国家在取得主导地位之后都试图建立体系霸权,以实现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的最大化。

  假设 2: 霸权一旦建立,领导国家就倾向于“不劳而获”和“坐享其成”,从而出现对霸权的过度依赖。

  假设 3: 为了维持霸权依赖的局面,领导国家的战略重心逐渐从财富生产和能力建设转移到霸权控制上来,进而导致了自身性质的蜕变。

  假设 4: 领导国家往往始于现状逻辑,而止于修正性意图,其阻止衰落的行为却加速了霸权瓦解和自身权势的衰落。

  根据以上假设,本文建立了一个霸权依赖形成和产生影响的基本模型,并据此将领导国家权势衰落的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如图 1 所示) 。

 

  ( 一) 领导国家与体系霸权的建立

  所谓“领导国家”是指在既定国际体系中占据全面主导优势,并愿意运用其能力去实现特定目标的国家。这一定义强调三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在力量结构上,领导国家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不仅从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物质性权力对比上来衡量是如此,在政治影响力和软权力等社会性权力方面,其他国家也难以与其抗衡。

  第二,在主观认知上,领导国家必须具备将潜在能力转化为实际影响的意愿。如果一个国家坐拥强大实力却在国际舞台上缄默不语,不是积极介入国际事务而是坚守孤立主义的堡垒,这样的国家也难以称之为领导国家。第三,在目标导向上,领导国家的战略目标具有多样性,包括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影响他者的政策偏好、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等。在不同时期,这些目标有着重要性的优先排序,领导国家会根据具体形势去实现至关紧要的目标。

  正如假设 1 所指出的一样,任何领导国家在取得主导地位之后都试图建立体系霸权,以实现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的最大化。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制度具有非中性的显著特征。所谓“制度非中性”是指同一制度对不同的行为者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从既定制度中或可能从未来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无疑会竭力去维护或争取之。

  古典的制度主义理论往往假定制度是中性的。在它们看来,制度本身没有偏好,提供的是人人都须遵守的原则规范,通过奖励某些行为、惩罚另一些行为可以达到拓展信任网络、塑造稳定预期的效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制度的设立体现的是某些占主导地位的人或集团的利益。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早就认识到国家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 包括国家法律) 都是为国家和国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国际制度同样如此,它对于国家行为的刺激或制裁,主要是根据国家行为是否符合业已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的要求。国际制度奖励顺应和维持现有国际体系框架中国际秩序的行为,惩罚背离和破坏现在国际体系框架中国际秩序的行为。其次,即使所有人都能够从既定制度中绝对获益,但不同的群体利益多寡差异极大,从而造成了不同的地位和境况。正如吉尔平所言: “尽管社会制度给所有行为者的行为设定了各种约束,但是,为这个社会制度所奖惩的各个行为者却只符合该社会制度中权力最大的那部分成员的利益,至少在该社会制度建立之初情况是如此。”

  正是由于制度具有非中性,领导国家希望凭借其国际威望掌握秩序的创设权,使新的国际秩序对自己最为有利,并期望将这种优势地位长期化。对领导国家而言,往往是在大战结束之后,既有领导国及其同盟者已经战败,其他国家又过于弱小,国际力量对比是如此的不平衡以至于它可以不受约束地建立起体系霸权。进而言之,我们认为领导国家建立霸权的目标在于确立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收租人”地位。

  “租( 金) ”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术语,其定义经历了从早期经济学专指地租到地租的一般化——租金概念的产生,再到现代经济学专指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形成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等几个主要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租金概念引入到国家理论的分析中,他们认为国家是某一集团或阶级的代理者,它的作用是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向其他集团或阶级的成员榨取租金。道格拉斯·诺思( Douglass C. North) 从产权理论的视角,进一步将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界定为确立一套能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基本博弈规则。

  如果将租金这一概念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我们可以发现与国内博弈中相似的逻辑。在国家内部,由于某一群体或集团拥有着土地、房屋、政治权力等稀缺性资源,其他的社会成员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向前者交纳一定数目的租金。不管这些社会成员在经济和政治市场中赢利还是亏损,收租人都可以获得因转让要素使用权而换来的租金,从而确保它们处于长期得利的位置。国际社会同样如此,一定的国际秩序规定了不同国家在既定体系中的相对位置,而那些处于有利位置的国家则垄断着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为了保障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存活,普通国家不得不向国际秩序的主导国支付多种形式和不同数目的“租金”,包括向主导国提供实物贡品、使用主导国的主权货币、支付主导国的国际行动成本、与主导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一致等。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国家建立体系霸权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垄断国际规则的制定权,进而确立起“国际收租人”的身份。据此,领导国家就可以按照自身偏好规定“租金价格”,无须劳动就可以从其他国家的发展中榨取利润,从而确立起稳赢不输的失衡局面。

  ( 二) 国际国内双层互动与霸权依赖局面的形成

  由于“国际收租人”身份的确立,外部世界的财富资源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向领导国家。正如假设 2 所指出的一样,大规模财富资源的获得使得领导国家倾向于“不劳而获”和“坐享其成”,从而出现了对霸权的过度依赖。我们可以从国内政治过程和国际体系的中心 - 边缘结构两大视角展开分析。

  第一,财富获得、矛盾转移与霸权依赖的形成。从国内政治过程来看,从外部获得的财富资源很自然地将影响领导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政治结构,甚至是社会风俗和文化偏好。在此,我们主要考察其对经济增长与社会需求关系的影响。在霸权建立初期,大规模的财富资源将同时为经济增长和社会需求的满足提供物质基础。

  就前者而言,外部资源的获得在客观上有助于领导国家增加生产性投资,从而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重要动力。我们可以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加以分析。土地是社会财富的基础,为一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初始条件。通过霸权战争,领导国家可以从失败的一方或几方中获得大量优质的土地资源。当然,在不同的时代,领导国家对外来土地的控制形式有所不同,总体趋势是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劳动力是社会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劳动者依靠体力和脑力作用于劳动对象,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由于霸权的存在,领导国家不仅有更多的资源增加本国的劳动人口,而且可以吸引优秀外来移民,从而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人力基础。资本也是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领导国家可以将外来赔款、贡金等各种形式的资源转化为资本,推动国内的经济增长。最后是技术,领导国家赢得霸权的重要前提就是垄断了某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外来财富资源的进入为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又提供了条件。

  我们再来考察外部资源输入对领导国家社会需求状况的影响。对领导国家而言,大规模财富资源的获得使得统治精英和社会大众的需求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满足。首先获益的当然是国家的统治精英,但很快社会的中下阶层也开始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奇波拉就直言,“社会进化的总规则是民众开始要求分享上层社会的舒适生活”,“即使是最专制主义的国家也需要对大众的这种需求做出回应。”威廉·阿瑟·刘易斯( William Arthur Lewis) 也认为,“私人消费,尤其是上层阶级中的私人消费增加了,向公众提供的公共福利亦如此——无论是古代世界的面包和马戏场还是现代世界的社会底层医疗服务和老人的社会保险,都增加了”。正在上演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显示了美国内部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但也从反面证明了底层民众要求分享财富资源的社会心理。更重要的是,美国民众的愤怒主要是基于内部比较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而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特别是与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国家相比,他们的处境已经优越多了。他们可以通过借贷来进行超前消费,还可以用极低的价格购买到来自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商品,而这一切正是以美国霸权为支撑的。

  然而,任何经济都会面临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在达到了增长极限之后迎来的是衰退和停滞。当外来资源所支撑的生产要素出现收益下降的时候,领导国家将出现经济波动和下滑的局面。不过,社会需求往往具有刚性,一旦达到某个层次就具有自我维持和强化的倾向。除非遭遇重大危机或战争,否则抑制或逆转社会需求将会非常困难。换句话说,当经济出现困难时,领导国家的社会需求并不会自动降低,而是继续保持着不断膨胀的态势。更重要的是,需求往往会对生产形成一种挤出效应。在两者不能兼得的时候,社会需求总会压倒生产性投资所需要的资源份额。卡罗尔·奎格利( Carroll Quigley) 就指出,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控制了盈余的社会集团满足“非生产性的、个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将盈余用于消费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产方法”。不仅如此,国防支出也是整体社会需求的一部分。领导国家除了自身的安全成本之外,还对整个国际秩序的稳定负有责任,这是从外部世界获取大规模财富资源所必须要承担的代价。军事开支的增加将挤压领导国家用于内部投资的资源,进而影响其市场份额和长远经济发展。

  由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黄金期之后,领导国家在继续维持高额公共支出的同时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源开始减少,生产投资率的下降势必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进而抑制领导国家的财富创造能力,而这又将反过来影响其对社会需求的满足。其结果是,领导国家将遭遇到经济增长周期与社会需求刚性的结构性矛盾。斯普劳特夫妇将这一结构性矛盾归纳为“不断增长的需求与资源不足之间的困境”,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发展,所有政治共同体可支配的商品和服务的数目在不断增加,而其对社会所做的承诺也在持续膨胀。然而,除了少数特殊情况之外,这些政治共同体新的承诺和要求总会超出可支配资源所允许的范围。

  这就为国家财政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然而,多数理论家所谈到的这一困境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领导国家的“国际收租人”身份。换句话说,领导国家并不只是一个自我运行的内部体系,同时还置身于一个以其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它完全可以利用霸权来缓解经济增长周期与社会需求刚性之间的矛盾。既然领导国家可以在霸权建立初期获取外部资源来推动国内经济增长,同时满足持续膨胀的社会需求,那么它同样可以通过进一步的霸权控制和资源汲取来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领导国家向国际社会新一轮的“征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增长变成第二位的了,不再是社会需求增加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在领导国家看来,只要能够继续控制霸权,来自外部的资源将有效弥补经济增长的下滑,即使国内层次的供需出现矛盾,照样可以维持不断提高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然而,这种将国内矛盾进行国际转移的做法只是缓解而非根除领导国家的国内矛盾。当内部问题日积月累,解决的难度就越大,领导国家就不得不更加依靠霸权来维持国内的供需平衡。这样,领导国家就形成了对霸权的过度依赖,而且其程度将随着内部问题的不断积累而持续加深。从长远来看,这将削弱领导国家优越地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

  第二,霸权认同、合法剥夺与霸权依赖局面的形成。领导国家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在外部世界获取资源、转移矛盾,是因为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这样一套基于中心 - 边缘的等级秩序。边缘国家对领导国家霸权的认可主要基于三个层面的考虑:

  其一,基于物质力量的绝对差距。一国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国家,是因为其拥有超强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在军事能力上,领导国家的优势是压倒性的,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不少学者甚至从战争能力的角度来定义领导国家,只有通过战争赢得霸权的国家才能称之为领导国家。比如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就指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抵制其他国家的威胁,甚至不怕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自己,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国。在这里,兰克事实上将大国等同于了领导国家。正是因为领导国家物质力量的显著优势,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即使心怀不满,也没有能力去挑战其主导地位。公开的反抗只会使边缘国家得不偿失,甚至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其二,基于相对满意的利益交换。任何国家在内部政治中都具有双重功能,即实现垄断租金的积累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如果一国的统治精英只顾着实现租金的积累,而忽视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这势必会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反弹和抗争。国际社会同样如此,领导国家一方面可以利用霸权从边缘地带获取持续的财富资源,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国际公共物品,如自由贸易秩序、冲突解决机制和国际安全保护等。领导国家正是通过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来换取边缘国家的承认和服从; 反过来,国际体系的开放性也使边缘国家意识到即使要忍受领导国家的剥夺,它们仍然能保持基本生存和相对的实力增长。比如在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用规则垄断权和价格剪刀差从外部世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份额。然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仍然可以通过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其结果是,双方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满意均衡,从而确保了国际秩序的稳定。

  其三,基于规范层面的价值认同。一般而言,除了力量优势和利益给予之外,领导国家在价值层面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正是由于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提出了某种具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口号,领导国家才能团结其他国家以积聚力量,进而赢得霸权战争的胜利。同样,为了确保霸权地位的稳固,领导国家会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来推广本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慢慢地,边缘国家就有可能将领导国家主导的规范内化,并逐渐认同领导国家的行为逻辑。在过去几百年,伴随着西方船坚炮利和军事征服而来的是自由民主理念的广泛传播,非西方世界在融入现代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将这些价值内化,并深刻影响着它们的战略选择和现代化进程。

  正是基于上述三个层面的考量,边缘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领导国家主导的国际等级秩序,而这种现状心理显然赋予了领导国家掠夺行为以“合法性”。在霸权建立初期,领导国家的掠夺行为可能还会谨小慎微。一旦它发现没有多少外部阻力时,领导国家的自信心和胃口就会显著膨胀,进而大大鼓励其掠夺行为。伴随着外来财富资源滚雪球式的增长,领导国家对霸权的依赖也在显著地增加。不知不觉,它已经不知道在外部资源急剧下降或突破中断情况下该如何过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体系的中心与边缘结构也是领导国家形成霸权依赖的重要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领导国家产生霸权依赖局面的主要机理: 霸权导致国内需求膨胀,当自身实力增长不足以支撑刚性的社会需求时,领导国家转而进一步依靠霸权从外部世界获得补偿; 边缘国家对霸权秩序的“认可”则加深了领导国家对霸权的依赖。因此,领导国家的霸权依赖不仅是国内需求膨胀的产物,同时也是外部世界支持霸权和接受“合法掠夺”的结果。

  (三) 霸权依赖与领导国家的性质蜕变

  在本文的假设 3 中,我们提出为了维持霸权依赖的局面,领导国家的战略重心将逐渐从财富生产和能力建设转移到对霸权的控制上来,进而将导致自身性质的蜕变。我们可以从国际角色、能力基础和心理转换三个层面来探讨领导国家性质蜕变的基本过程。

  第一,国际角色: 从财富生产者到财富消费者。领导国家的性质蜕变首先体现在国际角色的转换上。在霸权建立之前,领导国家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过程,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不断上升。换言之,领导国家在这一时期扮演了国际财富生产者的角色,它将生产出来的各种产品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外部世界,并将获得的利润用于进一步投资。如此一来,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为其最终赢得霸权奠定了物质基础。然而,随着霸权的确立,领导国家逐渐转变成了财富的消费者,而财富生产的任务则转移给了国际体系的边缘国家。其结果是,边缘国家付出极高代价生产出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了领导国家,而后者则通过不断增长的需求来消耗掉前者生产出来的财富。

  对领导国家而言,这种不费力气就可以享受超优越生活方式的局面当然十分有利。然而,天下毕竟没有免费的午餐,消费导向的经济结构将导致领导国家债务的急剧攀升。从个体层面来看,在霸权的保护伞下,民众开始寅吃卯粮、超前消费,使得私人债务显著增加; 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不得不回应社会( 包括精英集团和普通大众)要求增加福利的愿望,公共债务也难以遏制。尽管领导国家可以通过控制少数高端行业赚取丰厚利润,但这并不足以弥补国内持续消费带来的贸易逆差。因此,当边缘国家积攒的领导国家的主权货币越来越多时,领导国家的债务负担也就沉重难担。以美国为例,长期的财富消费者角色使得其债务无底洞越陷越深。截止到 2010 年年末,美国国债已突破 14 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其国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96. 5% 。除此之外,美国的私人债务在过去 30 年也持续走高。据统计,从 1974 -2008 年,美国人家庭债务由 6 800 亿美元飙升到 14 万亿美元,仅在最近的 7 年间就翻了一番。每个家庭平均持有 13 张信用卡,共欠下 12 万美元的抵押贷款。

  更为重要的是,长期的消费者角色将使领导国家蜕变为一个寄生性国家。一方面,领导国家养成了坐享其成和不劳而获的习惯,日益依靠外部世界提供的财富资源才能过活; 另一方面,民众陷入到消费主义的陷阱当中,他们背离了物质本身的使用价值,而将消费行为视为社会身份的象征和欲望展示的舞台。在领导国家国际威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问题,反而成为外部世界羡慕的对象。然而,一旦边缘国家不再认同领导国家的霸主地位,甚至希望与后者主导的全球分工链条脱钩时,领导国家财富消费者的角色就难以为继了。

  第二,能力基础: 从物质优势到规则优势。如前所述,在霸权建立初期,领导国家是作为财富生产者的角色出现的。相应地,物质层面的硬实力更能体现领导国家的“比较优势”。正是基于物质实力的急剧增长,潜在的领导国家在国际舞台中日益脱颖而出,它既运用不断积累的物质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战胜了原有体系中的霸主,又通过在关键性战争中的胜利赢得其他国家的服从。然而,随着其对霸权依赖的加深,领导国家的能力基础越来越向控制国际规则的方向发展。之所以如此,是由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制度的非中性”决定的,即不管每个人的能力分布状况如何,只要掌握着规则的制定权,就可能根据需要变换规则,从而使结果变得对自己有利。对领导国家而言,它深知自身在物质层面的实力优势并不能长久维持,但只要自己牢牢控制着国际规则,即使物质能力出现弱化,领导国家依然能够控制国际资源的分配。

  以现代社会中的技术标准为例,随着工业革命和机器化大生产时代的到来,世界经济逐渐告别以家庭为单位的作坊式经营,而朝着标准化的方向发展。技术标准一方面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但另一方面也为标准制定者确立了某种“非价格竞争优势”。只要掌握着标准制定权,一国就能掌握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市场的主动权。正是基于此,西方国家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标准化战略,试图将自己的技术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并想方设法将标准与技术专利进行捆绑。这就使得后进国家处于战略上的两难境地: 不采用国际标准,一国的经济发展将受到极大限制,继续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 而一旦采用国际标准,一国就必须支付高昂的专利使用费,并跟在标准制定者背后亦步亦趋,从而使自主创新能力受到抑制。而标准制定者则可以利用标准排除竞争,使自己在世界市场中处于无往不利的地位。

  由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随着霸权的建立,领导国家的能力基础经历了从物质优势向规则优势的转化。通过规则的垄断权,领导国家不仅可以以极低成本享受外部世界提供的各种产品,而且能够将边缘国家通过辛苦打工赚来的微薄利润再次剥夺回去,从而实现了国际财富资源从边缘向中心源源不断的单向流动。久而久之,领导国家很自然地就会忽视和贬低实业生产,而将规则当做优势。其结果是领导国家的能力基础日益虚化,越来越依赖边缘国家对规则的心理认同。一旦这种认同基础由于某个重大事态发生改变,边缘国家就会形成一个清晰的心理拐点,从而产生由支持霸权到反抗统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领导国家的规则优势也将难以为继。

  第三,心理转换: 从变革创新到因循守旧。所有领导国家在建立霸权之前都经历过实力弱小的艰难时期。然而,恶劣的生存环境恰恰是一国变革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就社会层面而言,贫困落后的生活现状容易激发人们的内在斗志。正如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所言: “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 土地所不给与的东西,它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进而言之,由于生活水平十分低下,人们具有了改变生活现状的强烈愿望,并愿意为此付出必要的成本代价。在刘易斯看来,最伟大的增长发生在那些人们看到了经济机会,并愿意精神振奋地抓住这种机会的社会里。正是这样一种为改善生存状况而努力的主观意愿推动着人们不畏艰辛地工作,发展出禁欲节俭、吃苦耐劳和敬业奉献的工作伦理,并推动着技术工具的改进和创新,进而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国家同样如此,由于处于全面的弱势地位,一国在对外部大国剥削和奴役表达不满的同时也具有了实现独立强盛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推动着国家一方面积极学习各种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经验,另一方面通过适时的改革调整利益关系,积聚内部能量,从而实现了国家的跨越式发展。由此看来,恶劣的外部环境往往能够激发该国内在的奋斗意志,为一国实现重大的变革创新提供了前提。正是基于某项战略性的创新,一国能够改变长期在国际体系中的弱者地位,成为崛起的领导国家。

  然而,随着霸权的建立,领导国家的性质逐渐发生了蜕变。在领导国家看来,来自外部源源不断的财富资源足以使它不劳而获。既然依靠剥削外部世界就能享受优越的生活,那么又何必再苛求自己过以前的苦日子呢? 由此,领导国家推动继续变革和创新的意愿大大降低。随着对霸权依赖的加深,领导国家日益从变革创新的推动力量变成了因循守旧的典型代表。这种因循守旧体现在领导国家的方方面面。在政治上,由于可以利用霸权获取资源、转移矛盾,领导国家的内部变革进程被严重耽搁,政治体制日益僵化和失灵。经济的增长不再是基于自身禀赋和技术创新的内生驱动,而是日益依赖对外部世界的剥削。富裕优越的生活也在消弭民众自强奋斗的意志品格,他们日益丧失了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创业奋斗的激情,仅仅满足于眼前利益的获得,进而沦为不劳而获的食利集团。社会风气也渐趋保守,人们日益视新奇事物为异端,对变革可能带来的利益调整忧心忡忡,对创新所释放的社会活力极度排斥。历史地来看,这些令人担忧的景象在无数领导国家的身上一再出现,既是其衰落的重要征兆,又进一步加速了衰落的到来。

  ( 四) 过度扩张倾向、新兴大国崛起与领导国家的权势衰落

  一般而言,在霸权建立初期,领导国家对现状是满意的。在大战结束之后,领导国家凭借巨大的国际威望建立起一套高度等级化的国际秩序。在这其中,领导国家居于国际金字塔的顶端,在议程设置和舆论话语等方面享有绝对主导权。而其他国家则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位置,它们多少都承认这一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正是基于此,领导国家能够从外部世界源源不断地汲取资源,实现自身利益和价值偏好的最大化。因此,领导国家最大的战略目标就在于维持其独特的霸主地位和单方面获利的一元格局,而反对试图破坏或推翻现有秩序的行为。然而,随着其对霸权依赖的日益加深以及国家性质的深刻蜕变,领导国家日益具有了扩张主义倾向,从现状的维持者逐渐演变为秩序的修正者。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这一转变过程:

  第一,霸权功能的异化。由于拥有霸权,领导国家可以在内部维持超优越的生活方式,在外部则能够不费力气地行使国际领导权。然而,在不同时期,霸权之于领导国家的重要性并不相同。在前期阶段,霸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利益的增减上,其重要性只是程度上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领导国家生存发展的逻辑。然而,随着外部财富资源的持续输入,领导国家的战略重心不再是耗时费日的实业生产,而是想尽办法维持和延续霸权存在; 由于可坐拥不劳而获的超优越的福利待遇,其内部民众也抛弃了勤奋节俭的传统美德,而以消费、纵欲和挥霍为荣,社会腐败之风渐起。其结果是,领导国家出现了内部需求持续膨胀与能力基础严重虚化之间的悖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来自外部的财富资源减少或停止,领导国家就将遭遇难以想象的国内困难,围绕财富分配的政治斗争将大为加剧。从这个意义上讲,霸权之于领导国家的重要性不再是利益增减,而成了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霸权功能的异化加剧了领导国家对霸权失去的担忧,要维持霸权存在就必须保持比以前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势,从而加剧了领导国家的修正主义倾向。

  第二,社会需求刚性的作用。领导国家建立霸权的目的在于避免简单的一次性掠夺,而是确立一套利益分配的长效机制。这一机制将明确或暗示领导国家与边缘国家各自的权利义务,特别是领导国家从外部世界征收财富资源的范围、份额和方式。一旦这一机制获得外部世界的认可就具有了某种正当性。领导国家一方面可以据此获得持续的外部财富资源供给,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遵守机制所确立的原则和内容。然而,外部的财富资源将极大刺激领导国家内部的社会需求,而社会需求又具有明显的刚性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国家的内部需求就将达到既有机制所能允许的最大边界。为了满足国内需求的进一步膨胀,领导国家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对外汲取财富资源的力度,从而成为了既有国际秩序的修正者。

  第三,国际体系的诱惑。霸权异化和需求刚性为领导国家修正主义倾向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国际体系的诱惑则为领导国家奉行修正主义提供了可能。所谓国际体系的诱惑是指在缺少外部约束的国际体系中,领导国家具有自行其是的能力和意愿。在能力层面,由于领导国家与其他国家能力相差悬殊,国际体系内不存在对等的竞争和制衡者,领导国家因此而享有极大的行动自由; 在意愿层面,独一无二的地位也加剧了领导国家随心所欲的倾向。拿破仑在建立了莱茵联盟、确立其在欧洲大陆的主宰地位后,并没有就此收手; 相反他欲壑难填,将世界看做是“可以在上面随心所欲地弹奏他的幻想曲的钢琴的键盘”,左征右伐,并最终将矛头指向一度是其盟友的俄罗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用其相对优势的权力地位对贫弱的东亚、东南亚各国进行武力征讨,妄图以武力建立一个在其主宰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种种历史事实都揭示了权力在缺乏制衡的状态下的失控和为所欲为。

  由上分析,正如我们在论文假设 4 中所指出的一样,领导国家往往始于现状逻辑,而止于修正性意图。在霸权建立初期,领导国家的国际威望如日中天,往往无须显示军事力量就会赢得尊重和顺从。然而,国家性质的蜕变意味着领导国家对霸权的得失更加敏感,并越来越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国际统治。领导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边缘地带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存在,以震慑不满者的反抗,同时给予盟友以信心。当出现一个小规模事件时,领导国家需要第一时间表达立场,必要时则不惜大打出手,以避免被贴上胆怯懦弱的标签。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帝国没有中立选项,如果受到严峻挑战,帝国就会使它的‘世界’面临支持或反对帝国统治地位的非此即彼式抉择,保持中立的超然态度必须被视为隐蔽的敌意。”然而,这种匆忙应对和强硬立场往往得不偿失。尽管具有难以匹敌的力量优势,但任何一个领导国家也达不到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事件上都做出反应的地步。不过,为了维持日益脆弱的霸权信誉,领导国家又不得不这样去做。与此同时,随着领导国家从现状满意到修正偏好的转变,边缘国家的反叛行为也将变得更加频繁和剧烈。这样,领导国家维持国际统治的成本逐渐超过了其从外部世界获得的收益,从而出现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大国过度扩张的局面,也使得领导国家对权势衰落的担忧成为了“自我证实的预言”。

  与边缘国家的反叛相比,新兴大国崛起对领导国家的霸主地位更具威胁性。领导国家在向边缘地带“征税”的同时造成了技术、制度和理念的不断扩散,一些国家通过学习这些先进知识首先出现了普遍的政治觉醒,紧随其后的则是技术和制度创新,进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反观领导国家,它正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霸权控制和军事扩张,从而大大削弱了自身的财富创造能力。这样,领导国家与这些体系后来者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就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力量对比的天平逐渐向不利于前者的方向倾斜。由于国家间能力增长的这种不平衡性,领导国家的单极优势难以长久维持,而那些实现更快增长的后来者则不断崛起,成为了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其结果正如吉尔平所言: “实力增长的差异最终导致体系内部发生权力重新分配的根本性变革。”现实主义学者克里斯托弗·莱恩( Christopher Layne) 以美国为例也讨论了不平衡发展规律对国际权势结构的影响,他认为国家间实力增长的不平衡势必导致新兴国家崛起和国际结构的多极化趋势,从而最终终结美国的单极优势地位。

  具体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新兴大国的利益边界不可避免地会向外拓展,保护这些日益增长的利益需求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不管是采取武力争夺还是和平交往的方式,新兴大国崛起都将分占掉领导国家原先独享的财富资源份额,从而产生与领导国家的某种结构性矛盾。尽管通过国际合作可以使国际财富资源的“蛋糕”做大,进而使所有国家都能从中受益,但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相对收益永远是大国的首要考虑,尤其是当这种收益分配将直接影响自身的安全利益时。进而言之,尽管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政策选择上存在差异,但新兴大国的最终战略目标毫不例外地都指向了领导国家的霸主地位。究其原因,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一样,所有新兴大国都渴望建立一套符合其利益和价值偏好的国际秩序,成为国际体系中新的“收租人”。这样,它就可以确立单方面获利的利益分配格局,以使外部世界的财富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自己。

  因此,对领导国家而言,相对于边缘世界弱小国家的反叛,新兴大国崛起的挑战更具根本性。前者多是指向领导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滥用武力、过度干涉等不当行为,而后者则对准了领导国家的霸主地位,试图取而代之。在这一背景下,领导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呈现出全方位竞争的态势。由此,国际体系中屡见不鲜的图景出现了: 领导国家的力量出现相对衰落,新兴大国却不断积累自身实力; 前者希望继续维持排他性的国际等级秩序,并按照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偏好来处理国际事务; 后者则渴望修改国际关系准则,以获得与其权力相称的国际地位。这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加剧了国际体系的内在紧张,既有国际秩序也越来越难以反映力量对比变化的新现实。一般而言,领导国家和新兴大国在一开始都尝试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毕竟,非和平的方式往往代价高昂,而且还要冒政治不确定的风险。然而,由于国际博弈的零和性质以及双方的相互猜疑,国际关系历史上在“老贵族”与“暴发户”之间达到妥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霸权战争就成为大国之间实现权力再分配的关键机制,也成为完成国际权力转移的基本方式。

  在关键性的霸权战争中,如果领导国家获胜,它将终止相对衰落的趋势,实现霸权重振的战略目标; 反之,领导国家则从相对衰落走向绝对衰落,沦为国际体系中的二流国家甚至是蕞尔小邦。尽管历史上不乏领导国家赢得战争、重振局面的案例,但有鉴于国家性质的严重蜕变,领导国家的霸权瓦解往往是大势所趋。不过,领导国家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世界将自动迎来一个新的稳定的地缘图景,未来的国际秩序往往取决于获胜者的数量。当一个国家在霸权战争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它无疑将成为国际体系中新的领导国家。这样,国际权力就将从分散再一次走向集中。与之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则是所有国家都因霸权战争而精疲力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和意愿重建国际体系。其结果是,国际权力进一步走向分散,呈现出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介入两者之间的是两个或多个国家同时成为霸权战争的获益者,它们通过妥协和协商建立起新的国际秩序,国际权力因此而出现两极或多极的格局。这一格局将使国际权力相对分散以制止霸权觊觎者的野心,但又足够集中以防范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出现。不过,任何一种状态都不可能长久地得以维持,一旦一种秩序建立就开始了新的变化过程。国家间不平衡增长的规律会推动国际权力在集中到分散之间周而复始地运行。不同的位置决定了当时的力量对比状况以及国际关系的基本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讲,霸权战争之后新的领导国家还会不断出现,并开启下一个国际权力从集中到分散的周期。

  三 结论

  本文从霸权依赖的视角对领导国家权势衰落的机理进行了分析,认为领导国家的权势衰落正是源于其拥有霸权本身。通过建立霸权,领导国家成为了国际体系中的“收租人”,垄断着国际财富和资源的分配,进而实现了自身利益和价值偏好的最大化。然而,大规模的财富资源导致了领导国家内部需求的持续膨胀,当自身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这种刚性的社会需求时,领导国家转而通过进一步控制霸权来获取资源、转移矛盾。而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对领导国家的顺从则为后者的对外剥削提供了“合法”支持。两者相互作用导致领导国家霸权依赖局面的生成。随着霸权依赖程度的加深,领导国家的内部性质将逐渐发生蜕变,即从财富生产者变成了财富消费者,从依靠物质实力转而利用国际规则,从变革创新的引领者倒退为因循守旧的“保皇派”。在这种背景下,领导国家对霸权的得失格外敏感,在对外行为上日益变得具有进攻性,从而使其陷入到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大国过度扩张困境之中。再加上边缘地带中新兴大国的崛起,领导国家的权势地位呈现出岌岌可危之势。在这相对衰落的十字路口,领导国家面临生死攸关的战略抉择。如果能够进行成功的变革调整,领导国家将实现霸权的复兴,国际权力再一次走向集中; 反之,领导国家则会从相对衰落走向绝对衰落,沦落为国际体系中的二流国家甚至是蕞尔小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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