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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安全观念的转变

作者:张克成   来源:太平洋学报 2012.4发布时间:2012/06/29
摘要:全球化的发展打破了国家领土与边界的限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成为重要的“中介变量”,有助于克服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的“力量损失梯度”的限制,有助于国家利益范围的拓展,有助于增强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国家利益的拓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合作性地缘政治安全观具有了实现的可能。

 

  摘要:在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念中,国家对权力的追求或者利用权力达到安全的目的一直是主流的地缘政治观,在这种地缘政治观念的指导之下,国家间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冲突性质的。然而,全球化的发展打破了国家领土与边界的限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成为重要的“中介变量”,有助于克服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的“力量损失梯度”的限制,有助于国家利益范围的拓展,有助于增强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国家利益的拓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合作性地缘政治安全观具有了实现的可能。

  关键词: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安全观;国家利益拓展

  “一百年前,当欧洲即将跨入20世纪之时,地理政治学说的奠基者、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Mackinder)就曾用高度概括的地理论述写到:‘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量源于过去,它根植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因此,探讨地理力量对国家的影响、地缘政治对国家外交政策的作用,也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家与外交家关注的重点。

  一、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安全的内涵

  安全观及安全问题历来是国家间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国际政治领域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分支都会论及安全问题。但是随着现实情况的发展,全球化对传统国家的冲击,领土、距离、边界已经不再具有彼时的政治意义,国家的安全观念及安全理论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地缘政治②理论中,并没有专门对地缘政治安全做过概念上的界定,而国内外对地缘政治安全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与地缘政治理论结合起来的。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界定安全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与地缘政治理论相结合,才能分析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安全观念的内涵及其功能。

  1.1安全的内涵及变迁

  虽然安全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但是国内外学者对此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一般而言,安全主要是指“免受威胁、危险和伤害”。在国际关系领域,这种威胁和伤害主要是指军事领域的威胁和伤害,但近年来随着安全内涵与外延的扩大,安全概念的运用也在逐渐泛化。

  李普曼(Lippmann)曾经指出:“一个国家能够达到下面这种状况便是安全的:如果该国希望避免战争,它并不因此便处于一种不得不牺牲其核心价值的危险当中;而如果遇到挑战,它能够通过赢得战争来维持这些核心价值。”沃尔弗斯(Wolfers)认为:“安全是一国或多或少都拥有的价值,也是一国可以提出更高或更低要求的一种价值”,“从客观上来说,衡量的是对已获取价值的威胁的缺失状况;从主观上来说,衡量的是对这些价值将遭受攻击所抱有的恐惧的缺失状况。”简言之,沃尔弗斯对安全所作的界定主要指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客观上不存在威胁。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将安全理解为国家的最高目标,只有国家的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国家的其他方面才能得以有序进行。“人们可以认为‘安全’是语言学中所说的言语行为,说出这个词本身就是行动。一个国家代表在说‘安全’的时候,就是指特定空间内的特殊情况,甚至可以要求拥有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消除安全隐患的特殊权利。”因此,“安全是个人和国家、国际组织、公司、协会等主体之间一切相互作用的总和,他们不仅要推行自己的喜好,而且准备采用暴力和强制手段来达到目的”。从上文关于安全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全不仅表示国家之外的一种现实存在,还表示人们主观的一种感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安全观念问题,主管和客观上两者相互影响。正如摩根索(Morgenthau)所言:“定性来看,个人对他的国家的认同的感情强度是与那个国家的稳定程度成反比例的,一个社会的安定程度反映在他的成员所具有的安全感上。社会越稳定,其成员的安全感越大,集体感情通过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寻求发泄的可能性较小,反之亦然。”

  这不仅说明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还说明了国家安全不仅给国内的民众带来了社会内部以及民众心理的稳定,“同时使民族主义的发展,走向一个适当理性讨论的基础,去追求和平解决纷争的途径”。

  1.2地缘政治安全的内涵及功能

  地缘政治的内涵与功能既是地缘政治安全研究的逻辑起点,又是地缘政治安全研究的重要尺度。《布莱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地缘政治的界定是:“地缘政治学为认识国家力量的地理基础而将国家当作三维空间现象所进行的研究。它在考察国家行为时以这样一些特性为背景材料:如疆域、气候、有机和无机资源、地理位置,以及人文特征(如人口分布、文化属性、经济活动和政治结构)。每一个国家都被看作是整个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而产生的国际关系模式构成了此项研究的一个关键性成分。地缘政治学采用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把不同种属的现象综合起来,并将它们当作一个整体而加以描述和阐释。”拉祖瓦耶夫认为,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有多重定义,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地缘政治学突出了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二种观点认为把地缘政治这一术语推广到列强争夺世界或地区优势和权力的斗争上,最一般的是,人们称国家间竞争,特别是全球性竞争的典型情况为地缘政治;第三种观点认为,地缘政治学研究被看作是外交政策的工具,它从地理决定论原则出发规定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和优先权。”纳尔托夫(Нартов)认为:“地缘政治学是关于控制空间的科学而系统的知识。地缘政治学是站在政治或者政府的视角来审视空间,同政治地理学相比较而言,地缘政治学更富有活力。”

  从以上地缘政治的概念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地缘政治主要围绕着影响国家内政及外交政策的地理因素进行考虑。其主要功能是描述功能、解释功能和预测功能。那么,地缘安全也是围绕着国家地理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来阐述的。在综合地缘政治概念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地缘政治安全是跨越领土边界的因素对一个国家内政及外交政策影响的一种状态,地缘政治安全也具有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功能。描述功能主要是指地缘政治安全理论能够对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现实加以清晰地分析,这种分析也是其他两个功能的基础。只有对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现实清晰而明确的分析之后,才能对这个现实做出合理的解释,才能确切地分析不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才能分析出事物的“连续性、反复性和规律性”,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的发展趋势或者发展方向做科学而合理的预测。

  从地缘政治的发展阶段来看,主要分为自然主义模式、空间权力模式和结构功能模式三个阶段。那么对地缘政治安全进行考量也应该按照这三个阶段来划分。“过去的地缘政治以军事为基础,以称霸为目的,以占领殖民地作为扩张势力的主要手段;后来,地缘政治进到第二阶段,就是以争夺对边缘地带的控制为重点;第三阶段是集中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一种综合态势。”从地缘政治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我们看出地缘安全会随着地缘政治研究主题的变化而变化。在最初的阶段,国家为了发展,认为对外占领殖民地,领土扩张是地缘安全研究的主题;在边缘地带国家中,很多国家都拥有良好的天然海港与良好的黄金水道,随着能源等非传统安全的日益凸显,对边缘地带的控制也就成为了地缘安全研究的内容。在全球化的今天,地缘政治安全俨然变成了一种综合的研究主题,涉及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也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生态安全、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二、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安全观念转变的影响因素

  2.1国家利益的拓展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利益主要是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合法的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首先,国家利益具有一定的时间动态性。在民族国家建立初期,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是维持民族国家的生存,拓展国家发展的领土空间;在工业革命时期,主要是争夺海外原材料产地和海外市场;冷战时期,主要是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把军事与安全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社会相对稳定与安全,国家利益是维持经济发展,为民族国家内部的人民提供福祉,共享经济发展的物质与精神成果。

  其次,国家利益具有一定的开放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国际制度的作用,国际制度对国家利益的约束越来越明显。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曾经指出:“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义实际上是由国际通用的规范和价值决定的。这些规范和价值构成国际生活并赋予其意义。简言之,国际体系的制度化和普遍化给国家带来新的利益层面。”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意味着一国的经济与外部经济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当前国际投资的增长,金融和市场的逐步开放,一国的经济发展很难离开这个世界。世界各国利益的交织,使得不同国家之间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经济利益。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人口、能源、粮食、生态环境等问题都需要全球的合作才能解决,国家利益并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应该具有一部分的开放性。

  再次,国家利益具有被制约性。主观上的制约因素主要指国家内部因素,如政治变化、经济政策的变化、民族主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国家利益的改变。客观上的制约因素主要指国家外部因素,例如国际体系的变迁、国际格局的转换、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等等。实际上,国家利益的发展与实现,不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主客观因素、国家内部与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也给国家利益带来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国家利益的范畴进一步扩大,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文化社会因素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国家利益的范畴扩大。全球化的发展,打破了国家地理边界的限制,致使国际利益的范畴增大,由单一性向综合性转变。传统的国家利益内涵中,主要包括“领土完整、国家主权以及文化完整”。但是全球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同层面的问题,使国家利益的外延由原来的三个方面逐渐向综合方面发展,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等都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随着国家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国家间的冲突因素在逐渐降低,全球层面的综合利益日渐增多。

  其次,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全球范围内贸易量增大,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如何维护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利益。当下国际政治有着明显的经济化倾向,经济因素对于国家来说越来越重要,经济利益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在逐渐扩大。在利益相互交织的时代,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越领土国家的边界,正在逐渐向区域发展。

  再次,文化社会因素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肯德基、麦当劳、美国大片等因素在全球扩展,中国的孔子学院在全世界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泰柬两国曾因寺庙的归属权问题而大动干戈。表面上看,这些都属于文化社会现象,但实际上都关系着国家利益,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表现出了较强的变动性,其发展趋势与客观现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地缘政治的发展趋势要求国家在对外战略的选择上应采取合作性质的思维。而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因素,例如,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小规模国际冲突的存在等。然而,这些因素并不妨碍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向合作方向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利益向全球范围的不断拓展。

  2.2科技发展的促进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减小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类发展的空间限制,人类也逐渐认识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变革。奥图泰尔(Otuathail)曾经总结过地缘政治学的三种用法:“第一,用于描述对特定地区或问题概览,以便把握被认定为是外部事实的事物的明显特征,在这种用法下,地缘政治学就是对某一问题进行考察的分析工具。如,有关x的地缘政治,x可以指石油、能源、资源、信息等。第二,地缘政治学是现实主义的同义语。第三,作为大战略的同义语。”从上面x的地缘政治中,我们可以看到地缘因素影响众多,但是科学技术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个。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x的地缘政治主要是指上述科学技术的地缘政治。综合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地缘政治结构,也改变了地缘政治空间的性质。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结构。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通讯手段进步和交往频率加快,国家之间边界的模糊性越来越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赖。国际制度所扮演的功能也越来越全面,国际社会中的现实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国际社会的合作,合作的机制化,机制的功能化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全球的地缘政治结构,促使地缘政治结构由海陆冲突性质的地缘政治现实向合作性质的海陆联合的方向发展。

  尽管就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来说,全球地缘政治结构的对抗性没有发生很大程度的改变,地缘影响空间基本上还是按照国家间的实力来划分的,但是从发展的方向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了全球经济结构及生产方式的改变。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范围的空间“被压缩”,时间“被缩短”,这为国际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严峻的挑战,也赋予了地缘政治新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科学技术带动国际产业集群的转移,衍生出国际分工的变化,国际资本的流动又推动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促进了地缘政治学的转变,进而导致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从冲突性质的研究向合作性质的研究转变。

  ②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革命的产生,进一步加强了全球的整体性。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反过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促进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这就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融合的加强,世界的整体性进一步得到增强,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关系有别于以往时代的地缘政治关系。在科技的作用下,地缘政治结构的现实正在向整体性转变。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全球地理空间的含义。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得全球化时代的地缘空间有了新的地缘政治意义,还开拓了新的地缘政治空间。“山地人民善于保守,不受外界影响,平原人民比较维新,没有固执的成见,一切都容易迁就……岛上的人民性格也像山地处于比较孤立的环境,有保守的天赋。”在思想家看来,是环境决定了人的特质,地理空间只是人类生活的场所。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权时代的来临,促使人们对于全球地理空间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地理空间不仅可以作为生活的场所,还能作为控制世界的手段。蒸汽机的发明使海洋的机动性与便利性得以体现出来,利用在海洋上的优势,可以包围陆地或者截获陆地国家发展所需的资源,马汉的海权论正是建立在这种观点之上,强调国家要利用海洋所赋予的条件,积极谋求国家力量的增长。在20世纪初,铁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海洋国家独占优势的局面,内燃机的发明推动了铁路在亚欧大陆的发展,也让麦金德看到陆上机动性的提升,于是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的机动性促使地缘政治态势向陆上转变。但是无论是海权论、心脏地带理论,都基本是在二维空间中,地缘政治竞争基本上处于地球表面。但是飞机的出现,使人类认识到天空的意义,也使人类第一次脱离地表,由平面空间转移到立体空间。因此,制空权的提出,改变了人类对空间的认识。而现在,空间技术开拓了人类的外太空地缘空间,网络技术也开辟了人类生活的虚拟空间。

  可以看出,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会促使地缘政治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发生变革,在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决定论”与“二元论”思维占据着主导地位。空权理论出现以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开始转向三维空间,重点研究海权、陆权和空权如何影响国家权力。在信息革命迅速发展的今天,如何认识第四空间、第五空间以及人类自身的发展,是地缘政治学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再次,科学技术的发展突破了距离的限制。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地理距离始终是人们无法逾越的障碍,高山、大河、海洋对国家的对外行为有极大的限制作用。在此基础上,博尔丁(Boulding)提出力量梯度损失(loss of strengthgradient)模型,他指出:“一国的势力在本国最为强大,它与国内的距离拉得越远则越弱,力量越是扩张,强度越是减少。”“若在一片辽阔的平原上匀称地扩展力量,那么随这一次帝国半径的扩张,其实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例减弱。从另一个角度看,假若各地单位面积的控制花费相等,随着一个帝国的圆周的扩大,整个控制费用将随着半径的平方而增加。”

  奥沙利文(Osullivan)也提出了“距离摩擦的损耗”模型(图1)。他“假设一个领袖把某些给定的资源数量用于运输和施展其影响,那么,显然在运输中消耗了更多的能量,传递势力的效能将随着与核心之间距离的加大而衰减,甚至宣传也必须付出摩擦距离的损耗”。在奥沙利文提出的模型中,距离费用主要由两部分:一部分是长途运输的成本,他把成本看成是距离的函数;另一部分是固定成本,这个部分与距离的远近没有关系,而有效实力是运输成本和传递费用的函数。随着距离的增加,一个国家的有效实力与距离成反比例函数。通过示意图,奥沙利文也给出了一国实力的强度(用S表示)公式:

  从现实层面上看,尽管这个力量损失梯度模型仍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重要作用。在冷兵器时代,距离是一个国家绝好的防御,但是在热兵器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有效克服距离的阻碍。现代化的远程投送能力增强,海洋、陆地和天空中交通工具的发展,几乎使地理屏障失去原有的效用;现代化武器可以轻而易举地穿透一国的领土,也使距离不再是保护国家安全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马汉所强调的控制关键水道,发展海军力量;麦金德所论述的加强路上机动性,控制“心脏地带”;斯皮科曼(Spykman)所说的控制边缘地带以增强对欧亚大陆的控制等理论就显得有些片面。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改变了国家地理位置、国家间距离、国家地缘空间在国际政治范围内的意义,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也不再是地理条件。政治决策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程度,甚至社会文化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地理空间只不过是这些因素的承载体,就此而言,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所倡导的国家发展模式,开始逐渐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科技发展现实。

  2.3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国际社会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也促进了各个主权国家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互动。国家利益的拓展已经超过传统的地理边界,这也淡化了国家边界的政治含义,使得地缘政治的发展突破了领土范围的限制,促进了地缘政治结构与内容向多元化方向迈进。

  从理论上来讲,全球化的发展提升了国家主权的弱化程度,在事关全球整体利益以及人类命运的事情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已经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国家行为体的自主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全球意识开始加强,为合作性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要求约束国家主权的范围和功能;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尤其是在面对全球性危机时,传统的国家主权机构已经很难单独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这就要求国家交出一部分主权赋予国际组织,建立规范的国际制度。现如今,“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旧的权威地位日益受到挑战”。

  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全球的信息以爆炸的速度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使得两国人民的相互信任更容易达成,为全球信息社会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信息基础。由于全球范围内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感增强,就会提升全球民众之间的合作意愿,进而为地缘政治思维的转换提供良好的民众基础。

  全球化导致的相互依赖使国家利益的内涵比过去丰富得多。冷战期间,那种简单的意识形态为主的国家利益已经不复存在。在现代,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日益交叉,安全利益与国家的发展利益也融合得越来越紧密,国际与国内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很多国家利益已经拓展到海外。因此,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也应该考虑到国内利益和国际利益两个层次。国家利益在国内层次上,主要体现在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在国际层次上,主要表现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等。各国之间拥有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因此,一个国家在维护自己本身利益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因素。

  相互依赖的发展已经使得国家的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交织在一起,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也由传统的国家安全拓展到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从空间上来看,这些国家利益已经超越了国家的领土边界,随着国家利益在国界之外的扩展,其实现方式也应该由原来的领土内,逐渐向领土外的区域、国际和全球层次上发展。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拓展也突破了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的桎梏,需要新型的合作安全观来引导现实的发展。

  三、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安全观念转变的可能

  在地缘政治学发展的过程中,冲突性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合作性相对弱化,处于从属的地位。但是合作性地缘政治学也不是没有可能建设,因为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现实也在发生着改变。从行为体来看,民族国家之外的行为体已经出现;从研究议题来看,军事与安全之外的议题也已经出现。这就为地缘政治学从冲突性向合作性的转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冷战结束后,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全球化浪潮,将全球化从经济领域推向社会、信息和资本领域,初步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进而打破了以领土及其边界作为划分标准的地缘政治结构,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模式由冲突型向相互依存型转变,与此相适应的是,全球地缘政治向合作方向发展。

  在传统的地缘政治研究中,地理差异与政治差异是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地缘政治学始终贯穿着“二分论”的冲突主线:从海权与陆权的冲突,到“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冲突,进而是“空权”与“海权”“陆权”的冲突,再到“核心”与“边缘”的冲突,直到“文明断层线”的冲突。这种二分法就成为地缘政治的主要发展动力。在这种冲突性思维指导之下,每个国家都在追求地缘政治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只注重相对收益,国家间容易产生不信任,最后的结果就是“安全困境”的产生。

  “安全困境”源于假设,每个参与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会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信息不顺畅的情况下,最终每个参与者会做出于己有利的选择,结果都采取了冲突性的地缘政治观。在“安全困境”博弈中,每个博弈的参与者同时选择一个策略,那么所有参与选择的策略组合就决定了每个参与者最后的收益,这也形成了一个囚徒困境(表1)。

 

  上表把囚徒困境博弈运用到冲突性地缘政治分析中,甲乙分别代表两个国家,0、-1、-6、-9分别代表双方的盈利(payoff)。拒绝表示国家(拒绝冲突)以合作的态度来寻求发展,而坦白表示国家接受用冲突的态度来寻求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甲国一共有4种策略选择,A:甲拒绝乙拒绝;B:甲拒绝乙坦白;C:甲坦白乙坦白;D:甲坦白乙拒绝,对甲国而言,其盈利大小是P(A)>P(B)>P(C)>P(D)。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最佳的选择就是自己采取冲突性地缘策略,而对方采取合作性地缘策略。但是,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策略选择,结果就导致了两个国家都会采取冲突性地缘策略,两国都选择了最糟糕的发展策略(此时为纳什均衡)。

  然而,以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家间的博弈模式就不同于传统安全领域。首先,由于非传统安全具有跨国的特质,它会对一个区域或全球的社会、经济以及环境造成破坏,此时单个国家的力量,不足以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威胁,需要跨国之合作,此时国与国之间就有了共同的利益和合作的主题。其次,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家看中的是绝对收益,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相对收益,因此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就容易达成和展开,即使一个国家有背叛行为的发生,另一个国家所遭受的损失也不会很大。借用上面的博弈模型,甲乙两个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博弈中,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所得收益最大的策略就是拒绝(采用合作性地缘政治观处理国家对外行为),此时两个国家的收益均为(-1,-1),只有这样,两国之间才能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此时为纳什均衡)。此时,国家之间的合作相对容易展开,各国将建立合作机制,来共同面对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问题。随着解决问题逐渐增多,必将扩大其机构和职能,最终会外溢到传统安全领域,这也就使合作性地缘政治观的实现成为了可能。

  当下,每个国家所拥有的领土面积、人口多少、资源与工业生产能力的不同,导致国家的对外需求也不同。随着国际分工的细化,国际贸易往来的频繁,国家之间信息的逐步开放与透明,国际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采取冲突策略不是每个国家的最好选择。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地缘政治学成为政治权利在多维空间中的合作游戏”。既然是“游戏”,就要遵守相关规则,因此,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学看重的就是国家间制度和规则的供给与重建。

  四、结论

  全球化正在重新塑造着领土主权国家的权力、功能及其权威。虽然国家仍享有对内最高的统治权和治理权,对外独立自主的权力,但是民族国家已经不能完全控制发生在自己国家领土范围之内的事件,无论在传统的安全领域还是非传统安全领域,全球体系几乎把所有国家整合到一起。全球的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领土主权国家内部产生了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这些新的组织形式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国家边界,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它的存在方式,但这并不是说传统的边界失去了政治、经济等意义,而是被人们一贯认为的作为现代领土主权国家的边界遇到了问题。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全球秩序下,民族国家要想在区域整合的过程中参与全球化进程,就必须让国家更具有开放意识,只有这样,地缘政治的合作观念才能得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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