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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弗里德曼:全球化挑战权力格局

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来源:时代周报发布时间:2011/08/18
摘要:“我们为一个可企及的未来而奋战。”世上有很多中产阶级和该阶级的下层人士正感到未来的命运已经脱离他们的掌控,同时他们也在试图让决策者们知道这一现状。

  伦敦在燃烧。阿拉伯之春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反独裁动乱。以色列之夏令25万以色列人走上街头,抗议住不起的房屋以及寡头政治下的资本家们。从雅典到巴塞罗那,欧洲城镇的广场都挤满了年轻人,他们谴责失业和收入差距。与此同时,在美国愤怒的茶党自发形成,并以美国的政治标榜自身。世界究竟怎么了?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导致这些事件,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共性,我认为这种特性能在以色列中产阶级运动中的一句标语里找到。这标语是:“我们为一个可企及的未来而奋战。”世上有很多中产阶级和该阶级的下层人士正感到未来的命运已经脱离他们的掌控,同时他们也在试图让决策者们知道这一现状。

  为什么是现在呢?我们得先从全球化说起,信息技术革命已发展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在云计算、机器人、3G无线接通技术、Skype可视电话、脸谱、谷歌、LinkedIn网站、推特、iPad以及价格低廉的智能手机相继出现,世界已从互联时代走向超级互联时代。这就是当今世上唯一最重要的趋势。这一趋势令那些想跻身进中产阶级的人必须比以前更努力地学习、更高效地工作和更快地适应世界。所有的这些技术和全球化都在淘汰以往那些死板、重复性大的工作,而这种工作曾经承载过很多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结合正带来巨大的生产效益,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雇主们发现用机器、计算机、机器人和能干的外国工人来取代劳动力非常有必要,不仅开销更低而且更加容易。过去只有廉价的外国体力劳动者会容易聘用,现在廉价的外国人才也很容易聘用。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企业变得越来越富有,而中等技术工人变得越来越贫穷。好工作是存在的,但是要求有更高的教育背景和技术含量。对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来说,失业可能性依然相对较低。但仅仅想通过大学文凭获得一份好工作是很难的,每一个人都要提升自己。

  英国《泰晤士报》今年报道说:爱荷华州郊外的格林内尔学院里目前有1600名学生,“2015年申请进入该学院的学生中,有1/10都来自于中国。”文章补充了一个事实:“一半的来自中国的申请者今年在SAT考试的数学部分都拿到800分的优异分数。”

  对欠缺能力的人来说,找到一份好工作,不但需要更多技能,更需要提升他们的表现,政府再也不能无回报地腾出大量的福利支持或低息贷款来为大众买房屋,这会给建筑业和零售业创造出很多体力劳动者。要知道,在二战刚结束的50年里,做一名总统、市长、州长或大学校长,往往意味着为民众奉献。如今,这却意味着向民众索取。

  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当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让民众的愤怒也走向了全球化,这些示威活动正相互感染着。一些以色列抗议者拿着这样的标语:“像埃及人那样行进。”这些社会抗议以及他们的犯罪事件突变跟发生在伦敦的事件很相似,这些事情本质上不是由新技术引发的,但新技术恰好点燃了它们。

  与此同时,这种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同样也允许个体去挑战传统的阶层与权威—从商界到科学界再到政府。这趋势也令强大的小众群体产生,使政府统治变得比从前更难,而小众群体比从前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不信,去英语字典里翻查“茶党”(TeaParty)一词。要说到这一时代的标志性画面,无疑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两个儿子一起被关在牢笼里送去法院接受审讯的照片。每一位领导人和总裁都应反思这张照片。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在一个需要更多技能才能获得和胜任一份体面工作的年代,在一个市民们有更多机会接近媒体来组织、抗议和挑战权力的年代,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结合正为具备全面技能的人(或为那些学习游戏规则,靠接近掌权人来通往金钱、垄断地位和政府贿赂的人)创造巨大浪潮的年代,我们不断夺走中产阶级的宽松信贷、正统工作、政府职位和他们应得的权利,结果将导致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和抱怨的不断增加。

  马欢 实习生 黄建豪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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