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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与中日关系

作者:武寅   来源:《日本学刊》发布时间:2017/01/25
摘要: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多次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了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基本态度。这既是国际关系新理念在中国对日外交上的具体体现,又鲜明地展现出中日关系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学习研究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及其实践,对于凝聚共识,提高研究质量和资政水平,把日本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将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

  作者简介:武寅,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中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概括了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及具体实现途径和方法,给纷繁复杂、被难题困扰的国际社会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有两个中心词,即“和平”和“合作”,其“新”意体现于内含的时代性、实践性、自律性。这一新理念完全适用于中日关系。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多次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了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基本态度。这既是国际关系新理念在中国对日外交上的具体体现,又鲜明地展现出中日关系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学习研究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及其实践,对于凝聚共识,提高研究质量和资政水平,把日本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将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

  The Chinese new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ummarizing Chinese wa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development mode and approaches of implementation,provides the diversified and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a new way of thinking.The key words of the new philosophy are peace and cooperation,and its originality is reflected by its particularity of time,practical quality and self-discipline morals.The new philosophy can be fully applied to the practice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deliver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es,which elaborate on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principles and attitudes relating to China policy towards Japan.Those speeches serve as a reflection of Chinese new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ino-Japanese diplomacy,as well as a vivid illustration of particularity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To learn the theory of practice of the new philosophy will be greatly beneficial for us to build consensus,improve research and decision-making capabilities and promote Chinese studies of Japan.

  关 键 词:国际关系新理念/习近平/治国理政/和平与合作/中日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领导人对国家外交战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理念和一脉相承的立场观点,值得我们深刻领会。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治国理政时,把外交摆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提出了要把国际和国内作为一个大局统筹考虑的思想。①中国近年来在国际社会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的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中国不认同所谓“国强必霸”的理论,不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中国政府宣布,即使真正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②

  一、中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

  在新的历史时期,世界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调整,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发生重大变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同时增大,在保持对外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中国外交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理念和新实践。

  中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有两个中心词: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合作”。和平,概括了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合作,则指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中国的和平承诺并不是在作秀,而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传承和发扬。早在秦汉时代,中国已经是世界闻名的大国强国,但中国奉行“德被四海”的外交理念,坚持不懈地用丝绸、茶叶和陶瓷开辟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和平商路。明代的郑和下西洋,拉开了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序幕,而中国留在这条海路上的,同样是和平与合作的足迹。可以说,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找不到对外殖民侵略与统治的记录。五千年文明传承至今,和平与合作的理念,早已融化在民族的血液中。

  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政治领域

  “和平”与“合作”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在政治领域具体表现为:中国政府主张,各种分歧与冲突的解决,不应诉诸武力,而应该用对话去代替对抗,用政治解决代替武力冲突;各方要通过协商对话来加强沟通和理解;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③

  在实践中,针对某些国家推行的强权政治,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努力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强调中美两国应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增强战略互信,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有效管控矛盾,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目前,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90多个对话沟通机制④,经济上的合作与相互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对待大国是这样,对待周边国家更是这样。中国对周边国家实行的“亲、诚、惠、容”的外交政策,其核心思想和理论基础,正是和平、合作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的发展,也使我国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帮助。通过与周边国家开展合作,构筑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和命运共同体。

  (二)经济领域

  “和平”与“合作”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在经济领域具体表现为: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努力以自己的行动,推动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全球经济更加强劲发展。同时,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体系,避免造成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⑤

  (三)文化领域

  “和平”与“合作”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在文化领域具体表现为: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主张文明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是包容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都要珍惜。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看待。⑥

  对待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中国采取零容忍态度,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加大打击力度,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恐怖行为。另一方面,中国始终把反恐与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二者严格区分开来,把伊斯兰文化与恐怖主义严格区分开来。

  可以说,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及其实践,给纷繁复杂、被难题困扰的国际社会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它将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之“新”意

  应该说,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的两个中心词“和平”与“合作”,其概念并非今天提出。那么,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内含的“新”意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一)时代性

  以“和平”与“合作”为中心词的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新就新在它的时代性。

  “和平”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理想和追求,“合作”也不是今天才首次出现的新概念,二者作为两个独立词早已在分别被使用,但是把二者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提出,则构成了一个新的理论思考和体系框架。特别是在今天,冷战已经结束,但世界并未太平:从纷争战乱愈演愈烈的中东,到昔日田园牧歌、而今恐袭不已的欧洲,从剑拔弩张的东亚,到不再平静的太平洋,人们不知道究竟哪里还有真正和平的乐土;人们在为自己的安全担忧,也为世界的发展担忧。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提出和平与合作,具有很强的时代针对性,为解决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同时,这一理念在中国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二)实践性

  以“和平”与“合作”为中心词的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新就新在它的实践性。

  这一新理念不仅是立场和信念的昭示,而且是带有具体实现路径和手段的一种实践。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实际去做的。特别是它强调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都应该身体力行,为解决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各种纷争、战乱、危机、贫困,为清除一切阻碍和平的障碍,携起手来,真诚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发挥自己的作用。要相向而行,不要背道而驰,要大局观念,不要一己私利。只有真诚合作,才有真正和平。

  (三)自律性

  以“和平”与“合作”为中心词的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新就新在它的自律性。

  这一新理念并不是只要求别国,而是向世界表明,自己也要这样做。有的国家认为中国的新理念只是说给别人听的,自己并不打算这样做。中国越强大,这个问题越突出。对中国的强大,它们感到是一种威胁,不相信中国不想称霸。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变得格外敏感。中国宣示主权,被看作是在显示实力,中国强军自卫,更被解读成是要以武力实现自己的意图。所以,中国要以自己的行动让世界看到,中国不是在作秀,更不是在空谈。中国弱小时,说什么做什么都不会引起太大注意,但今天中国发展了,综合实力增强了,中国的一言一行就有了新的含义。中国强大了,带给世界的是更大的和平希望和更多的合作机会。

  三、国际关系新理念下的中日关系

  中国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当然也适用于中日关系。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既是大国关系,又是周边关系。因此,它对中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自2007年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多次发表关于中日关系的重要讲话⑦,阐明了中国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基本态度。这既是国际关系新理念在中国对日外交上的具体体现,同时又鲜明地展现出中日关系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中有三点精神需要我们重点领会。

  (一)高度重视中日关系

  习近平主席谈到,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这一基本方针始终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中日友好事业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亚洲和世界有利,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精心维护,继续付出不懈努力。⑧这是他多次讲话精神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对中国来说,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和中国的近邻,始终是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两国关系友好时如此,两国关系恶化时更是如此。对日本来说,中国问题是明治以来日本外交始终不变的核心问题。为了征服中国,进而夺取东亚地区的霸权,日本一次又一次发动战争,直到以失败告终。

  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高度重视却始终没有变。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做了积极探索和极大努力。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两国能够最终实现邦交正常化,结束战争状态,并在复交后使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正是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的结果。

  进入21世纪后,大国博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中日两国在其中的角色和地位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态势。两国几乎是在以同样的量级,同时走向东亚乃至世界舞台的中心。这是两千年中日关系史上未曾有过的现象。在这种新情况下,两国之间应该如何相处?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性的、非同小可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绕不开、迈不过、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种新态势新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双边关系在各自国家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

  (二)发展对日关系是有原则的

  我们坚持和平与合作的方针,但是这需要日方同我们一道,双方要共同努力,要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为基础,要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持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⑨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既是双边关系,就不是单边一厢情愿所能做到的事。日本多次向外界表示,愿意与中国发展关系,而且是战略互惠关系。但我们实际看到的却是,自二战结束至今,执掌日本政权的保守势力一直在卖力去做的事情,并不是彻底与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一刀两断,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右翼保守势力在思想认识上,对日本自明治以来靠武力扩张博取大国地位的强权政治理念深信不疑,对战败给日本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不是痛定思痛,深刻反省,而是耿耿于怀,发誓要东山再起。昭和天皇其投降诏书中所表达的意思,不是认输,更不是认罪,而是所谓成王败寇、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是卧薪尝胆、力图再举的信念。“要耐所难耐,忍所难忍”,要“举国一家,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笃信道义,固守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华,以期不落后于世界形势之发展”。⑩这一信念战后被右翼保守分子视为座右铭。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政府就开始考虑参拜靖国神社和为战犯歌功颂德的问题。1964年1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恢复对二战中的战死者进行授衔和授勋的工作。许多重要的战争罪犯在战后被授予军功章,成为国家与民族的“英雄”。1969年6月,《靖国神社法案》第一次被提交国会。日本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也延续至今。这些行为都清楚地反映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对侵略战争的错误认识和信念。在日本首相战后70周年的讲话中,我们再次看到了这种信念的影子。这也再一次证明了这种信念一直被战后右翼保守势力奉为行动指南。战后宪法否定了日本拥有军队和发动战争的权力,但死心塌地要继承战前遗产的右翼保守势力为重整军备编造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鼓吹作为一个国家,至少要有用来自卫和防御的力量,不可能没有任何武装力量。即使你不去侵略别人,也还需要防止被别人侵略。这种借口所包藏的祸心明眼人一看便知,因为你的武装力量是用来侵略的,还是防止侵略的,这并不是绝对的,它完全可以在特定的原因和条件下互相转化。特别是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谓的自卫和防御只会沿着危险的道路越走越远。

  战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掌控日本政坛的右翼保守势力正是打着自卫和防御的旗号,开始重新武装的。和平宪法颁布后不久,保守势力修改宪法和重新建立武装力量的行动就相继开始了。从战后不久的改编国内警察力量起步,日本战后武装力量的发展,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演变,其名称不断变化,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装备不断升级,系统不断完善,功能不断拓展,走的是一条舍名求实、小步慢跑、积少成多的渐进式道路。如今,日本自卫队的足迹早已超出亚洲,遍布各地。

  这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由谁来统领呢?日本战后围绕武装力量的重建和行使,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其中规定,首相统率陆海空三军,握有军事大权。(11)至此,内阁首相已经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其权力达到了明治以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他可以动用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资源,去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当今的日本首相提出了一个口号,透过这个口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政府的立场、外交政策取向以及对华关系的发展态势,它就是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它与中国倡导的和平、合作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保守势力用自己的所作所为,诠释了“积极和平主义”是单边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它四处出击,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炫耀军事力量和大国的存在感,恣意插手与己无关的国际争端,不惜损害他国利益。而中国倡导的和平与合作的新理念则是双边的和多边的,不仅宣示和平,而且要通过合作去具体实现。是否愿意并真正开展合作,是检验有无和平诚意,检验真假和平的试金石。对日本政府来说,就是能不能做到以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为基础,以正确的历史观对待侵略战争,真正与中国携手同行,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解决分歧和争端。只有这样,发展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才有可能。

  (三)高度评价民间外交

  习近平主席说:“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越是两国关系发展不顺时,越需要两国各界人士积极作为,越需要双方加强交流,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12)

  与我国对外战略及发展中日关系的需要相比,我们对民间外交的研究和认识水平还远远不够。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存在着一种只重视官方外交、轻视甚至忽视民间外交的倾向,认为只有官方外交才是决定性的和关键性的,而民间外交起不了多大作用。这种认识在学术界也同样存在,在研究中日关系时,以两国官方关系为主题的研究要远远多于对民间交往的研究。与官方关系研究的质量和水平相比,民间外交的研究还处在厘清概念、理顺范畴、确定性质等基础性研究阶段。

  就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来说,民间层面的交流往来要远远早于官方。不仅如此,正是因为有了民与民之间的交往需求,才有了官方建立联系的基础和必要前提,也才有了维持和发展官方关系的不竭动力。民间交往可以不依靠官方关系的存在而独立存在,因为它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催生的一种必然的、遵循自身特有规律的现象,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官方交往如果没有民间交往的存在和支撑,则其意义和必要性将大打折扣。

  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中日两国的官方交往始于东汉光武帝时期,而民间交往则要比这早得多。考古学证明,早在秦代,就已经有汉人通过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列岛。(13)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无论两国之间的官方关系处于什么状态,是断绝还是复交,是战争还是和平,是恶化还是友好,是紧张还是缓和,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民间交往的进行。

  民间交往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涉及的领域主要是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

  经济方面的典型内容,是两国民间的通商和贸易往来。它遵循的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进行的交易,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回报。(14)而丰厚的报偿和利益的驱动,又成为更大规模经贸往来的推动力。由于这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的内在需求,所以它像一股奔腾不息的潮流,一路向前,势不可挡。如果官方出于某种目的强行阻止时,这股潮流不是被截断,而是衍化出种种变异形态,比如异地交易、改换国籍,甚至生衍出走私、海盗等极端形式。(15)

  在文化方面,民间交往的典型内容是历代文人、僧侣、留学生的往来,书籍的传播,工艺技术的互学互动,文化精品的相互鉴赏等等。在这一领域,充满了关于名人、名品、名作的佳话和传说。文化交流对双方的影响,早已超越其外在的形式,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当中。

  在社会层面,民间交往从旅游购物、求医求药到联姻,甚至加入对方国籍等等,可以说是交往面最广的一个领域。

  在民间交往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外交形态,即民间外交。民间外交涉及的领域主要是在政治方面。这也是它与民间交往不同的地方。

  民间外交是官方外交的辅助手段和辅助渠道。它是在官方的授意、支持和鼓励下,通过个人或者团体、智库等多种形式,发挥自身特有的优势和无可替代的作用,去完成国家外交的各种辅助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民意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民间外交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大,并逐渐成为国家外交不可或缺的第二渠道。为了适应形势发展不断变化的需要,民间外交正在逐步走向机制化和组织化。

  对于历史悠久的民间交往,要格外关心和保护,深刻认识它在国家与国家交往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意义,认识它与民间外交之间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外交资源。

  对民间外交,要加强研究,掌握它的规律和特点,重视它、用好它,使它真正成为官方外交的得力助手。特别是在官方外交陷入僵局的时候,更要大力发挥民间外交的灵活性、多样性和有效性,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

  四、科学运用理论,提高研究和资政水平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战略。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日关系和中国对日政策的深刻论述,对我们研究日本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运用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进行国际问题研究的时候,要避免简单地采取各取所需的做法,更不能断章取义,而要在真正领会精神实质上下功夫。由于时代不同,所面对的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不同,这些思想理论的阐释在文字的表述上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战略眼光、大局意识,所体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却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而这些,正是我们要努力去掌握和领会的。

  中日关系的变化,可以说是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连的。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以及各种不可知因素的增多,中国国内特别是学术界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和预测,也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见仁见智的活跃态势。各种观点相互碰撞,从“扑朔迷离”到“必有一战”,从“陷入谷底”到“有望改善”,有的乐观,有的悲观,有的主张强硬,有的主张超越,这也是中日关系的起伏多变在学术研究上的一种反映。

  学习研究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及其实践,不仅能为我们分析解决国际问题提供新的路径,而且对于凝聚共识、提高研究质量和资政水平,把日本研究和中日关系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也将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

  ①2015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②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48、266页。

  ③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51、294、331页。

  ④同上书,第280页。

  ⑤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33、337页。

  ⑥同上书,第259—260、273页。

  ⑦参见《盘点:习近平8年来关于中日关系的27次重要论述》,中国网,2015年8月13日,http://www.china.com.cn/news/2015-08/13/content_36295249.htm。特别是2015年5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有3000多位日本民间人士参加的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阐明中国的对日政策。在2015年“9·3”阅兵式上,习近平主席又强调“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⑧参见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5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3/c_1115384379.htm。

  ⑨参见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5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3/c_1115384379.htm。

  ⑩「大東亜戦争終戦詔書」、1945年8月14日、中野文庫、http://plaza2.mbn.or.ip/~duplex/shou/ss20.htm2002/10/19。

  (11)「自衛隊法」、『小六法』(昭和57年版)、有斐閣、1981年、440頁。

  (12)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5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3/c_1115384379.htm。

  (13)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説』、至文堂、1978年改訂本、12頁。

  (14)参见张声振等:《中日关系史》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42页。

  (15)参见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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