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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中日关系溃败的“民间”历史地层

——日本人中国观研究的外交学革命意义
作者:刘建平   来源:开放时代发布时间:2016/10/28
摘要:日本的领土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共振造成了难以修复的中日关系溃败,而中国的对日外交哲学仍然沿袭“人民友好”信念支配的“民间决定论”,但舆论调查的相互恶感比例高达90%,这是不能回避的严峻事实。作为中日关系研究的革命性开拓,马场公彦发掘“民间”历史地层,对日本“论坛杂志”刊登的中国评论进行逻辑整理和比较研究,解析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认识路径,发现反共、反华话语壮大的契机是“文化大革命”破产和批判性“现代中国研究”的崛起。厘清从“蔑视中国观”到“中国威胁论”的发展线索,认识到以敌视隐喻蔑视的日本对华政策存在着知识生产、舆论扩大再生产的公民外交学原理,就可以理解对日本作政治、道德批判当然无效,而必须确立国际认识学术生产的中国主体地位,与日本的知识、舆论足以构成有条理对话的象征互动,才能重建中日关系。

  【关键词】中日关系 日本人的中国观 认识路径 公民外交 象征互动

  2015年8月24日,经过近两个月的信息战试探和秘密外交磋商,漫长的心理折磨最终还是在中日关系本来历史构造的逻辑上得出结论:日本拒绝中国邀请安倍晋三首相出席“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这样,通过积累形式主义首脑会晤达成中日关系“再正常化”的“新破冰演出”黯然收场,得到确证的是:安倍首次执政期间那种为平息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冲击波而姑且伪装妥协的“假性愈合”外交手法已经失效,并不能修复“2012年钓鱼岛事变”以来中日关系的溃败性重创。

  所谓中日关系本来历史构造的逻辑,即日本一直回避其侵略战争责任——暧昧的战后处理所遗留的民间受害赔偿问题、“历史认识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作为蔑视、敌视中国的象征,反映着中日未和解的冷战结构。“钓鱼岛事变”之后安倍第二次执政,其以威慑先行的“积极和平主义”敌视支撑拒绝谈判解决“钓鱼岛问题”之蔑视,更以挑衅过去内阁承认加害责任的政治谈话、复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类变本加厉的蔑视言行刺激中国,致使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不欢迎他”、“不可能同这样的日本领导人对话”。①安倍如此煽动、夸张中日关系的敌对性,所造成的持续对抗僵局符合日本政府拒绝或拖延谈判解决中日战后处理遗留问题的一贯谋略,但有害于从中国继续获得市场利益;而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僵局或可谓高调斗争,但长期无解决又可能导致舆论高调难以软着陆的政治风险,强硬姿态也就逐渐被日本非正式的秘密外交所传达的首脑会谈愿望化解了。经过反复的形式主义首脑会谈,日本政治家还率领大型观光交流团体访华来烘托“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的气氛,中国媒体果然一反贬斥、谴责安倍“野心”的姿态,甚至酝酿出依据德国领导人出席俄国卫国战争纪念阅兵活动论证邀请日本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之合理性的“安倍期待论”。②而在邀请被明确拒绝之后,也还有报纸感叹“安倍不来使中日关系失去了一次突破性和解的机会”,以遗憾“安倍失分”掩饰“期待论”幻灭后的虚脱。③这是对日本蔑视中国——竟至于要求中国以“和解”精神规范抗日战争纪念主题——不完全理解,对德国清算战争责任作为欧洲和解前提则完全不理解的知识思想贫困状态,发生了国际政治逻辑的因果错乱性迷失。

  重建正常的中日关系需要基于战后历史实证研究的知识思想整理。面对日本领土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共振造成的中日关系溃败,中国的对日外交哲学仍然沿袭、强调着“人民友好”信念支配的“民间决定论”;但日本方面的事实是,发起新民间友好运动的政治家竟然主张采取措施抵制国际社会的“南京大屠杀”认知,学术界对中国的人民友好与军国主义犯罪“区别论”也既以为怪异又主张不必刺激,都确证对中国虚与委蛇的策略性迎合。④因此,作为中国对日外交的思想材料,首先必须确知中日关系之所谓“民间”的准确所指;也就是说,“民间”关系历史地层的发掘及其定性研究,有着基本的外交学启蒙意义。

  作为这种求知欲的一种注解,日本学者马场公彦关于日本人中国观的研究受到重视和译介,近年来其本人也应邀来中国频繁地参加学术交流。2015年初,马场的《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日本新曜社2010年版)在中国翻译出版,后续研究成果《当代日本人的战争观——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到天皇访华》(日本新曜社2014年版)更及时受到中国学者评介。⑤对于中日关系和日本研究落后的中国学术界而言,马场公彦以鸿篇巨制对“民间”历史剖面的中日关系解析是不能回避的国际知识生产,我们有必要深入学习,从中汲取新知,获得认识论启发,并在中国的问题意识立场上作出学术交流、思想对话意义的回应。

  一、战后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与中日关系发展的相关性

  现代外交和国际关系成立的前提是世俗民主主义民族国家(国民国家)政治;在表达自由的宪政制度下使国民意识信息反映于媒体即民意的舆论化,通过符合民主主义伦理的技术手段把握外交政策的主流民意,乃“选举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昧于基本的新闻传播学和社会学统计理解,一直使用抽象的“人民”、“人民外交”等意识形态概念,而这种概念又预设着“日本人民”对革命、进步或正义之中国立场的支持或同情。但事实上,作为大众可视化的确证,经过小泉纯一郎首相时期强势参拜靖国神社的较量,日本国民舆论调查对中国负面认识指标从2004年开始突破50%,而小泉内阁支持率、参拜行动支持率和抵制外国批评的意见在2006年均超过50%;再经“2012年钓鱼岛事变”的领土民族主义激发,50%以上的日本国民支持政府的“国有化购岛”行动,对中国恶感的比例甚至超过90%。⑥很显然,中国“人民友好”的意识形态阐释早已不能维持,日本的主流民意与对华蔑视、敌视的外交政策正相吻合,并且由此足以推测,安倍政府根本不会采取尊重中国立场的措施来化解中日关系僵局。

  由于传播全球化技术条件造成的新闻视觉冲击,人们对小泉时代的中日关系“靖国冰川期”印象深刻,但作为学术思考则要追问:这是日本的中日关系舆论和外交民意的突变转折点吗?战后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想象、认识状况究竟如何?其中潜在着怎样的历史逻辑链条?马场公彦的日本人中国观研究就回答了这些问题,勾画出理解、反思当今中日关系溃败结局的“民意”历史剖面图。在知识社会学和传播学的方法论意义上,他选取发行量大、有代表性的日本“论坛杂志”,对所刊登的中国评论进行逻辑整理以及相互的、历史的比较研究;公共知识分子、日中交流活动家基于专业知识生产或亲历国际经验在“论坛杂志”发表中国评论,既是代表性的国民舆论,其知识信息和权威性主张又通过商业运作的媒体为国民大众所接受,构成了日本人中国观变迁和相应“民意”推移的定性识别路径。从总体过程和基本结论来看,战后日本社会的中国观经历了复杂的变迁:1949年前后诀别传统的腐败、落后、分裂“支那论”而赞颂“清新的新中国”,中苏同盟与日美安保冷战格局形成后的“社会主义中国”、追求和平独立的“不结盟中立主义盟主性存在”,中苏分裂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世界革命旗手”,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发展与“传统中国”再生,从“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中国潮流发展出的80年代初期的“中国异质论”和末期的“中国崩溃论”,全球冷战结束后“崛起的”、“作为威胁的”、“作为大国的”中国想象等等。⑦

  而考察具体的历史逻辑,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尤其有着惊心动魄的冲击性。战后初期,作为“败者的话语”,论证愚昧、停滞、前近代性等种族歧视中国观以为侵略根据而又虚构“日支亲善说”以为欺骗宣传的“支那学”退出论坛;曾经被俘而参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革命活动的原日本兵、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调查经历的研究者以及欧美报道中国革命的亲华派记者、学者的写作大量涌现,建构起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打败反人民的蒋介石政权、劳动阶级革命胜利而独立统一、发展进步的“新中国”形象。但随着美苏冷战政治对立的加剧,中国与苏联结盟并投入朝鲜战争,日本面临着在美国占领下通过片面议和加入西方阵营以回归国际社会的现实,一些右翼立场的政治、经济学者和评论家活跃起来。他们批评亲中国立场的全面议和、和平共处主张而支持政府片面议和、立足于西方阵营,警惕中国的“向苏一边倒”、“革命输出”影响日本,“清白”的中国形象便开始动摇而被“红色中国”化。⑧这构成了日本政府选择偏安于台湾地区的蒋介石政权缔结和约而拒绝新中国的保守舆论注脚。之后,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并发起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于是在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与人权价值观、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等多方面批评新中国的反共右派话语阵线形成,左派理想主义中国话语控制的论坛被二分化为中国支持派和批评派。⑨再经过中苏关系恶化、“大跃进”、中印边界战争、日共与中共决裂、“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震惊日本社会的中苏阵营内讧和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破绽,亲华的理想主义中国论不断萎缩而仅剩下极少数崇拜毛泽东思想、幻想世界革命的“新左翼”人士,支持派分化、变异,而批评派势力大增。尤其到70年代初,“林彪事件”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破产,苏联威胁下的中美秘密外交更反证了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虚脱,日本的武斗派“新左翼”也因为暴力活动遭到逮捕,随之崛起于论坛并占据主流地位的是以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和权力斗争论为分析工具的“现代中国研究者”群体。他们摆脱中日关系的特殊历史性质而认为中国是“没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其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毛泽东、批判中国的现实主义研究传播了专制的、落后的、冷酷权谋的负面中国观,歌颂中国、歌颂毛泽东、歌颂“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主义中国观则销声匿迹。而恰在此时,由于中苏阵营分裂、中美关系解冻消除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国际政治体制障碍,日本的侵华战争加害责任成为论坛的一大主题。但既然“无价值中国论”作为学术话语能够成立并居于主流,为逃避赔偿义务而否认战争责任和加害事实之极端蔑视中国的“反华话语”也就得以孕育、问世并冲击论坛,从现实主义外交逻辑讨论得失的“功利主义派”与主张承担战争责任、积极和解的“道义主义派”这两种中日复交论势均力敌。⑩这种对抗格局其实是反华、反共话语的成功,在民族国家原理、民主主义形式上意味着战争责任伦理的政治不成立。相应地,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现场,日本外交团队就敢于谎称已经与蒋介石政权完成战后处理,否认中国有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资格;而当时中国缺乏战后外交史研究,不知道“日蒋和约”其实是被限定于台湾有效,谈判代表虽被激怒却不能识破、回绝这种冒险的谎言敲诈,所以交涉的结果是日本在联合声明中仅略作“由于战争”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之抽象“反省”表示。11如此回避“战争”的侵略性质、逃避加害责任,折射着日本论坛居于主流的蔑视中国观。也就是说,作为日本主流思想的“中国意义”丧失与战争责任伦理死产在外交谈判前就已成定论,其后则结构于现实的国家间政治而已。

  日本对中国的蔑视公然反映于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政治文件中,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更连战争责任的抽象表示也杳无踪影。这种象征正义尊严的伦理缺失决定了其后的中日关系必然随着日本保守政治的明显右倾化和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觉醒而恶化。相对于90年代以后围绕所谓“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对抗僵局的状况,80年代往往被称为邦交正常化后的中日关系“蜜月期”。但事实上,这种说法乃欺骗性外交文学或无知性学术荒废导致的愚昧。随着1978年邓小平访日体会了“什么是现代化”和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访华向中国提供大规模日元贷款、技术设备而开启经济合作新时代,“中日友好”开始脱离反省与宽恕的象征默契而获得了资本与市场拥抱交欢的物质主义、发展主义的表达,资本权力的高傲与市场地位的迎合之间结构着新的国际政治心理。对于“信仰中国革命”的左翼“人民友好”论者来说,“文革”作为“扫兴的现实”使其陷入“幻灭的悲哀”,但由“经济主导型外交”推动的中日邦交关系来填补这种心理空白则像是“被用抹布擦脸”;因为在事实逻辑上,所谓“中日友好”本来是革命中国与日本民众的关系,但邦交正常化使其内容“突变”——“日本帝国主义”维持着与美国的同盟,却被中国置于“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地位;“日本资本主义”进军“巨大的中国市场”,却被中国视为有益于“四个现代化”的合作。而有着学理逻辑敏感性和世界史视野的日本知识分子很清楚“中日友好”被资本重新定义的结果,“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因大陆市场得以缓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经济、政治活动”得到中国支持。12所以,主导了论坛的“现代中国研究者”不仅以学术、理论胜利者姿态批判左翼,更揶揄现实中国的经济落后、政治混乱和外交失败。其极端论调甚至根据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等中国改革开放路线领导人接连访日并争取天皇接见之“荣誉”、寻求经济援助之“友好”的事实,傲然宣告:历史演变到了中国“从属于日本文明圈”、“向日本朝贡”的时代。13即便是热心推动中日经济合作,甚至理解、宽容中国“大规模废除合同”的上层政治、经济精英,也特别否认对华援助与“中国免除日本赔偿之恩”有关的说法,强调并无“日本可以放纵中国”的“道理”。14可见,中日虽然建立邦交,但并不存在所谓“蜜月”,倒是主流化的蔑视中国观在加速扩大再生产。

  左翼论者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虚伪破产和被否定而在日本舆论中失去话语权并对中国失望;右翼论者、现代中国研究者、新闻记者则居于民主、自由价值观和现代化发展的高度批判中国,描述一种信念失落、人心荒废、特权腐败的悲观“异质性”中国形象;日本的政治、经济精英固然热烈拥抱作为市场的中国,但居于文明、现代化、援助者的话语高位,就越来越忌讳、警戒战争责任的历史秃疮受到注目或被揭发。这是一种未必溢于言表的、与传统异构却同质的蔑视中国观意识状态,对应着中日关系在80年代发生“钓鱼岛问题”、“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光华寮问题”等一进一退的反复摩擦。“文化大革命”的伪革命性即其内乱真相被识破,是日本右翼舆论崛起、左翼舆论阵营陷落而蔑视中国观占据日本论坛主流的转折点,侵略战争责任无追究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则事实上是日本蔑视中国观状况的外交关系结构化——漠视中国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尊严、权利而默认了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逃避。日本政府对结构化的“历史问题”摩擦在资本初征中国市场的80年代有所隐忍;但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全球冷战终结的政治地震使中国社会主义陷于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制裁,日本一方面立于西方政治文明高地之上,一方面又在使中国免于国际孤立、维持经济发展的外交援助语境中实现了天皇访华,使之成为某种暧昧的战后处理步骤,从引导中日关系“超越”历史、依据“普遍价值观”承担“世界问题”责任的转型中努力掌握“面向未来”的话语主导权。15于是,90年代的中日关系就在外资推动中国GDP增长所象征的“崛起”中过渡到了日本拒绝中国的“历史问题”批评乃至以攻为守的局面。为这种抵抗、进攻提供道义、战略论据的,就是新的以敌视隐喻蔑视的“大国崛起论”、“地区威胁论”之中国观。而这种疑似敬畏又不掩诬蔑、貌似恭维也还像捧杀之面目不清的多义性话语,更容易被缺乏知识生产主体性、信息生产战略性的中国媒体和学者囫囵吞枣、断章取义、自取所需甚至欲罢不能——有人陶醉于“崛起”而喜自称“大国”,有人迷惑于“威胁”而常表白“和平”,造成了外交总体方向感难以整合的象征战略混乱。

  二、日本人中国观研究的外交学理论探索

  对于习惯“中日友好”、“人民外交”之类道德愿望或意识形态想象的中国论者而言,日本人中国观研究所实证的“蔑视中国观意识状态”是很陌生,甚至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在中国的政治外交、知识思想语境里,对华“友好”、“世世代代友好”的“日本人民”概念居于决定论、方法论的地位。尤其当中国人陶醉于“文化大革命”终结的解放感、改革开放后的雄心抱负和大规模日本援助所激荡的“友好”情绪之际,哪里想到“一衣带水”之彼岸投来的国家间政治观察目光竟如此冷峻。经过近年来90%相互恶感的民意调查结果冲击,面对战后日本人中国认识之逻辑整然的历史谱系,意识形态推论的“日本人民”概念不能再敷衍下去,必须被“日本国民”中国观的“意识状态”取代。

  概念的更替需要新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支持。马场公彦的日本人中国观研究不仅是战后中日关系史知识的革命,其繁难的实证过程本身也体现着外交学方法论的变革。他指出:“日中关系史研究的多数是根据国际关系论、外交史研究的方法,着眼于政府间关系,来解明对华、对日政策决定过程。”作为规定两国关系的行为体,主要是属于正式外交途径的政治家、经济界人士受到关注,其次是希望维持、发展日中友好关系的民间贸易机构、友好商社、在野政治家等非正式接触者的作用。但事实上,邦交正常化之前的非正式接触者曾经发挥了首脑外交的替代性机能,而90年代以后的外交行为体更加多元化,并且“外交问题也并非只考虑所谓国家利益,还不得不越来越顾及国民的关心和情感才能成立”。正如近年来领土争端所证明的,舆论和国民感情使两国关系复杂化。因此,为了在两国民众相互认识的层面上把握两国关系,必须采取规定两国关系的非国家要素即“公民外交”的立场;而具体的行为主体,就有新闻记者、发表公开言论的公共知识分子、各种政治和社会运动活动家等等。总之,国际关系并非局限于首脑、外交当局的对外政策过程,新的外交学研究应当具有多元化的非国家因素视野,包括国家间相互认知过程中“知识分子公论”、“国民舆论”的形成。16

  “公民外交”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美国学者在90年代论述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杰西?杰克逊牧师的国际活动时,就其在政府交涉失败情况下能够面见叙利亚总统而推动释放被捕美国军人等“公民个人性外交努力”提出的。日本外交史上有着丰富的“非正式接触”经验,日本学者有着相应的思想敏感性和理论志向,认为“公民外交”对于在国际体系变迁中重构日本外交有重要启示,必须把握概念、考察实证。17具有政府正式授予权限的国家代表,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分析情报、交涉解决国际纷争,这种传统的“高度政治”性质的外交活动的中心是安全保障。但随着国际社会的全球化发展,外交活动进入经济以及环境、人权等国际公益领域,这种“低度政治”化外交的行为体及其目的、手段逐渐多元化,非政府组织等公民社会机制和公民个人形式的国际关系构筑也在实现着国家利益或全球治理目标。很容易理解,在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政治学原理的意义上,“公民外交”概念是指公民个人有着帮助国家建构对外关系的权利和义务。从具体案例来看,“公民外交”的行为者并非一般公民,他们具有被承认的正当性和威信——虽然没有外交行政赋予的制度性权威,但其自身具备社会文化机制积累的非制度性权威,诸如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宗教领袖、意见领袖、学者和记者等。作为“公民外交”的目标,在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意义上当然未超越民族国家框架,但也有基于普遍价值(如科学知识研究)、普适规范(如人权)的超国家目的行动,这尤其构成了对外交的国家主义话语的挑战。

  马场公彦以“公民外交”的理论视角考察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变迁和国民舆论动向,既使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获得新外交学意义的方法,又以实证的历史过程分析克服了一般“公民外交论”的空疏性,为消除形式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或简单的国际关系人情化归纳积弊、确立中日之所谓“民间”关系的实证知识体系创造了别开生面的可能性。战后中日关系史上曾经出现过“国民外交”、“人民外交”等政治概念,前者是日本在野党、倡导中日友好的社会组织在政府外交断绝时期为建立事实上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所作出的技术性主张,后者是中国领导人因对日本国民的外交志向和现实利益追求缺乏民族主义政治学认知而产生的国际主义“人民间”意识形态想象。18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所谓“国民外交”、“人民外交”基本上成为死语,但其本来的政治理念仍可辨识,有所残留,一般被“民间”关系概念取代了。指称的纷乱给外交学研究提出了建立统一规范概念的知识课题。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战后无终结”状况从国家间政治摩擦发展到国民感情对立,“民间”关系的事实与曾经的“国民外交”、“人民外交”政治概念越来越不能兼容。那么用怎样的学术规范概念才能有效地整合历史与现实的逻辑?系统的历史过程研究、事实逻辑整理、知识思想辩证并不存在,仅多见倡导民间交流的政治号召或某些学者主张而已。在这种学术空白、理论废墟的背景下,马场公彦的日本人中国观研究及其“公民外交”概念化,树立起认知、理解战后中日“民间”关系的典范,中日关系因此得以摆脱明显失灵的政治表意概念而确立了统一、有效的学术分析概念。

  首先,确认“民间”外交关系的行为主体是“公民社会”之公民。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在野党、友好交流团体在尝试打开因日本政府敌视、侮辱中国导致中日贸易被切断的僵局意义上使用“国民外交”,而中国领导人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政府的政治意义上对这种外交目的的在野性反体制立场作意识形态的本质化理解,因应、推动并称之为“人民外交”。就事实和学理而言,日本的“国民外交”乃其“公民外交”的部分,其所争取的贸易利益是日本国家利益的部分。但所谓“人民外交”,则仅由于中国方面的行为主体是国家权力意义的党政机构,而自发、自主意义的“人民”缺位,其作为规范概念就不能成立,更遑论被误认的“日本人民”本来是有着国家体制和利益界定的“日本国民”了。而考察中日“民间”关系的“公民外交”概念一经确立,“人民外交”之阶级分析、意识形态想象的无效性便得以克服。不管是“社会主义亲华派”和政界、财界亲华派,还是意识形态反共论者、否认侵略战争事实和责任的反华论者,抑或是冷战后“总保守化”和反感中国比例占多数的日本政治、国民舆论生态,都可以在日本公民基于其国家利益方向感而主张、行动的意义上得到有逻辑的阐释。那些曾经不在“国民外交”政治范畴内但事实上起到了某种外交作用的“民间”言行,都可以规范地称为“公民外交”。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日本外交的非政府行为主体一直积极地研究事实、辩论思想、采取行动,这是日本国民作为日本公民之权利、义务的政治自觉反映。有了“公民社会”机制和意义的“公民外交”努力,日本外交才形成具有国民全体规模性思想辩论和行动探索内涵的真正的国家能力,并因此得以不断地在日本利益方向上给中日关系设置难题,越发强硬地制造对中国而言越来越棘手的僵局。如此厘定概念、澄清事实,有利于祛除对中日关系特别是所谓“民间”的政治意识形态想象或伦理意识形态的偏执,而追究原生态的中日关系问题。那种基于“日本人民”概念和人情化“友好”想象的“人民外交”事实上造成了“日本人民”恒定“正确”或当然“正义”地站在“中国立场”的误解或假象,掩盖了战后中日关系的真问题:回避交涉战争责任处理而导致未和解;以经济利益关系取代或粉饰这种未和解而导致国民感情变态反应,但无反思地继续回避战后遗留的“历史问题”。

  其次,专业学者的国际关系学术生产、公共知识分子和大众传媒的国际认识话语建构是最有外交意义的“民间”关系。马场公彦指出:专业中国学研究通过文献信息整理和实地调查等学术生产提供学理性认知理论框架;知识分子作为认识主体,根据其中某种认知原型选择、分析中国这一由巨量信息构成的“外部世界”,通过大众传媒的话语活动创造“意义空间”;公共知识分子舆论与一般国民受众的传播关系产生有关中国的舆论或民意,积累而形成稳定的认知即所谓中国观。所以,“现实的中日关系”与其说是首脑外交政策规定的“实体”,不如说是由各种立场之洞察所表达的“话语”建构。19这种基于实证的理论思考暗示了深刻的哲学原理。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国际关系同样存在物质和象征的两个世界,而认识物质世界的知识生产和公共思想辩论是通过非物质符号在象征世界中进行的。在政治力量、经济利益的国际关系物质世界,政治家、企业是行为主体;而在知识话语、感情投射的象征世界,知识分子、大众传媒是行为主体。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的社会生产机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既为国家外交提供基础理论支持和战略策略研讨,又主导着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和国民意识的舆论化形式,并在学术、思想交流的国际传播意义上构成与他国的象征互动。因此,国际关系的学术生产、国际认识的话语建构在国内为政府外交政策和国民政治参与提供知识思想,对外则通过知识形式的国际传播,形成介入他国想象空间和政策过程、合理表达本国诉求之象征互动的“软实力”,都是公民外交的范畴。无论是对内承担的公民政治功能,还是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建构的对他者“民间”关系,都具有外交意义,并且事实上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家纳入新外交的范畴。

  第三,马场公彦还根据实证研究提出了决定日本人中国观形成的“认识路径”概念及其结构分析理论,并尝试建构“具有通用性的理论模型”。20所谓“认识路径”,即认识主体选择、处理对象信息并以某种理论原型创造意义空间从而使对象存在意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解读信息、生产意义的编码体系,即通过认识路径建构客体想象。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日本社会中不同论者群体的认识路径特性决定了不同的中国观;认识路径并非单线构造,而是多方面要素的结合构造——交流途径、论者属性、信息来源、舆论和民意、媒体、学理、世代经历、时代议题,诸方面要素经“化学变化”生成的中国想象集结而至于稳定的中国观,这种过程积累则形成不同时代理解中国的主流认识框架,即范式。21通过“认识路径”概念及其结构论说明,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呈现出一个简明解析图:从知识生产到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扩大再生产,乃至社会共鸣或反感被唤起,从而形成某种普遍性的民众意识(popular sentiment)。大致而论,作为左、中、右中日关系话语的光谱区间,亲华、友好、反华的立场对应着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结盟中立主义地区大国、作为地缘政治威胁的异质性大国之中国观,分别来自“党派思维型”、“亚洲合作型”、“客体观察型”三种主要认识路径。

  “党派思维型”认识路径的中国论主体是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最接近关系的日本共产党及其支持群体的研究者。社会主义亲华派以中共解放区、中共中央统战部、新中国对日宣传为主要情报信息来源,依据毛泽东著作、中共正式文件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论述中国革命战争,解释中苏团结前提下的新中国国家形态,在与日本人民革命关联的意义上倡导中日复交,反对片面议和。这种理想主义中国观投射出战败、被占领之后重归国际社会的新日本国家想象,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个时期占据了日本论坛的主流地位。但随着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日本通过美国主导的片面议和重返国际社会,以及在此前提下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成立,冷战政治语境下持反共意识形态、曾经协助国民党或日本军部进行反中共活动而战后进入学术界、与台湾地区保持联系的中国研究者活跃起来。能否与中国“和平共存”、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导致的“压制言论自由和人权”等质疑成为论坛主题,自由与统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反美与反共的意识形态论争使公共论坛二分化。22进一步地,随着日共内部组织分裂、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共与日共决裂、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发展核武器对日本社会造成的冲击,“党派思维型”认识路径及其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观逐渐衰退、萎缩并趋于极左化变异,及至中国也否定“文化大革命”、批评毛泽东错误之后就彻底销声匿迹了。

  在理想主义中国观的主流地位遭遇反共中国论者对抗、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与作为日本社会共识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发生明显抵触之后,二分两极化的中国论之间出现了回避意识形态冲突或排除感情因素而分别从实际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思考对华外交、从国家利益立场研究中国问题的“亚洲合作型”、“客体观察型”认识路径。“亚洲合作型”认识路径的中国论主体是逐步与新中国建立了实际交流关系的在野党和自民党在野政治家、经济界亲华派。中国作为地区政治大国或巨大经济市场之地缘存在,既为日本安全、贸易所必需,也与日本的和平主义、中立主义、反美民族主义产生共鸣,中日友好、亚洲合作的立论便成为可能。但这种认识路径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政治能动性衰退,而趋于经济动机的市场论,特别是80年代之后就仅见于少数政治家的中日友好论,或主流政治家一方面与中国摩擦“历史问题”,一方面还要确保中国市场的外交策略。一直占据论坛主流的是从“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社会科学”崛起的现代中国研究所规范的“客体观察型”认识路径。这种认识路径的最大特征是,战后接受高等教育和学术训练的职业学者构成主体阵容,采用美国的社会科学理论,因没有参与战争的负罪感体验而易于排除对中国的战争责任或文化纽带性感情因素,根据日本的国家利益原则,在与大陆中国隔绝的体制下通过统计资料、正式文献“冷静而客观地”把中国作为“观察”对象,建构了一种权力和国际形势分析的现实主义中国论,具有厘定国家政策方针的智库志向和对非专业大众解说中国的舆论引导功能。作为地缘政治理念和国家利益本位的学术话语,现代中国研究发迹于“文化大革命”批判、毛泽东批判、中国批判,一直生产着“异质论”、“威胁论”基调而规避侵略战争责任的中国观。比较起来,“客体观察型”认识路径更具有知识形式的理性特征和民族主义的主体性立场,所以能够在战后日本精神史、思想史的潮流激荡中成为公共思想、国民舆论的统一标准生产机制。这就决定了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对华外交万变不离其宗的冷战性质和大众民意对华嫌恶倾向的可持续发展。而随着民意调查显示反感中国的舆情主流化,日本对华外交就更表现出日益强硬的不妥协摩擦姿态,直至造成近年来推翻“搁置争议”之领土问题政治共识、明确拒绝侵略战争责任反省立场的既成事实化而中国不得不作出绝对抵制姿态的中日关系溃败结局。

  三、公民外交学:国际认识的中国主体缺位及其危害

  总结起来,日本人的中国观研究呈现、解析了在政治力量、经济利益构造的中日关系物质世界之外的知识生产、信息传播形式的象征世界。从中可以理解:表现为经验实证和价值规范思考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既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思想资源,又通过大众传媒扩大再生产为国民舆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还以知识思想、学术教育等文化交流合作形式的国际传播介入他国的象征世界建构。如中国的学术话语和大众舆论曾经由于“对日新思维”发生分裂和尖锐冲突,而这种所谓“新思维”其实是重复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间或加了一些中国特色的走马观花式的文学性、假大空战略论修辞而已。国际认识学术生产所建构的象征国际关系话语在公共理性论证和国民舆论生产的意义上决定着国家力量的投放,并与他国构成可以影响外交思想和外交舆论环境意义的象征互动。其作为物质国际关系变革的知识工具、思想武器,提供了世界秩序的价值规范、问题诊断和理论模型。洞察这种知识社会学和传播学的机制、原理,就可以确知,知识分子以其职业行为在国家外交行政体制之外从事着广义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生产;而这种国际认识的话语生产、大众传播、国际传播实证经验研究,则使外交学的“公民外交”新概念发展成了新理论意义的公民外交学。

  有了公民外交学的新理论光照,把日本人的中国观研究作为中国的知识镜鉴,不仅能够了解当今中日关系巨震坍塌事实上源于邦交正常化前后之历史深处“民间”地层的断裂构造,还可以分析这种断裂构造的生成原因,从而尝试厘定重建中日关系的结构主义外交战略路线图。

  “林彪事件”发生之“文化大革命”后期,作为世界革命思想和运动组织理论寄托的毛泽东崇拜之火在日本熄灭,认同中国革命或论证“文化大革命”具有内在发展创造性价值的新左翼活动家、理论家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崛起而占领论坛的是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毛泽东的现代中国研究。中国革命史并非学习而是研究的对象,毛泽东著作并非变革的理论而是中国研究的旁证史料,即作为内在价值意义理解对象的中国变成了被拉开感情和意识形态距离之观察对象的“外在的中国”,意识形态或主体价值论的亲华派消失了。现代中国研究具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客观实证分析前提的知识生产权威合法化形式,它描绘了一个错误、失败、混乱的新中国。其确立的国际政治权力分析框架、现实的国家利益原则还为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反共论者、蔑视中国而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反华论者提供了理论根据和思想武器,三者事实上构成了一体化、主流化的“蔑视中国观”的论坛阵容。“蔑视中国观”、否认和逃避战争责任思想的主流化,意味着战后中日“人民友好”之日本“民间”叙事在批判中国话语的强烈冲击下发生断裂,而把侵略战争责任暧昧化处理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则意味着“蔑视中国观”即“民间”关系的断层、变质被国家间政治化。一直到80年代,立足于地区主义地缘利益论的政界、经济界亲华派虽然健在,但战争责任的道义意识随着中日外交关系的确立而衰减,其中国观一般是市场动机的工具论,对“蔑视中国观”并不构成有力的批判,间或还是潜在的共鸣者。再经过80年代体制化的中日经济、新闻、学术、教育交流关系建构,现代中国研究的权威地位和知识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在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比较现代化视野中生成了落后、腐败、愚昧、低能之“中国异质论”、“中国朝贡论”。在这种批判话语的延长线上,更兼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凸显的中国孤岛化效应,从而激发出极端蔑视的“中国崩溃论”。即使经过实地考察认为中国将以“全面开放政策”推动经济起飞、预言“90年代是中国时代”的“中国论范式转换”主张,也并非“新的中国观”,而仍属于日本经济工具论意义的后殖民主义范畴。23正因为有着统一于“蔑视中国观”的基调,无论观察中国的预期是“崩溃”还是“崛起”,日本型——“在比较文明论的观点之上添加了美国地缘政治学战略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国威胁论”总能够成立。24而日本保守政治利用从蔑视向敌视发展的中国观知识生产及其国民舆论效应,就敢于在战后处理遗留的“历史问题”摩擦中越发采取抗拒乃至进攻的强硬姿态,直至践踏中国不能接受的政治尊严和主权利益原则底线。

  厘清从“蔑视中国观”到“中国威胁论”的发展线索及其支撑的以敌视隐喻蔑视的日本对华外交话语策略,认识到中日国家间政治僵局的形成其实存在着知识生产、舆论扩大再生产的公民外交学原理,就会明白那种针对日本政府谴责“军国主义复活”、“违背人类良知”的意识形态或道德本质主义批判当然无效,必须以国际认识、中国知识的学术生产之“软实力”建设,与日本的学术、大众传媒构成足以进行有条理对话的象征互动,才能重建中日关系。在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已经确立,并且有着“通过把难以语言化的感情转换成对话可能的言说之顽强努力”来实现民主主义的传播政治学自觉。25而作为类似或同样的逻辑,战后世界秩序的“和平”也是不接受或遏制以武力改变现状之底线原则的大国警察联盟政治和大国外交对话体制。在这种暴力决定论强权政治非法化的时代,政治、国际关系是人权平等、主权平等原则前提下利益竞争的主体间共识机制建构,其公共法则是通过语言表达的对话过程来协调意义、达成共识的象征互动。在外交学的意义上,知识形式即非意识形态主张、非虚构原则的国际认识学术生产建构着国际关系的象征世界,国家间尊严、利益的斗争首先发生于这一象征世界,并通过象征世界的知识生产、舆论建构为物质世界的国际关系辩证战略路线,培养国民精神。所以,“民间”属性且具有学术生产能力和舆论领导权威的知识分子的质量,就决定着国家外交能力和国际政治主体性的强弱。

  回顾战后中日关系史,日本“蔑视中国观”获得主流舆论地位的契机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破产和“现代中国研究”作为社会科学批判中国知识生产的崛起。这可以从中国形象、地位在日本社会灾难性跌落的典型事例窥其一斑。曾经支持“文化大革命”、研究毛泽东思想、论证中国钓鱼岛主权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派历史学家井上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破产及其野蛮暴力和政治欺骗性的败露,随着中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结论明确化,不能不重新调整学术立场和确认问题意识的起点,不得不正视知识权威失坠的尴尬处境而自我批评。他在1981年的一次中国问题讨论中表示:“文革”的实态与我所相信的“文革”理念正相反,“完全是封建法西斯专制、文化破坏、生产破坏,我只能尽力了解文革真相并承认它。对于在文革中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些的自己极其厌恶,关于中国问题我没有发言资格。……现实的文革为什么与理念完全相反?理应负责任地作出回答。不能把这些归咎于林彪、四人帮或仅以毛泽东衰老昏聩来解释,毛泽东错在哪里?四人帮之流为什么得以那样滥用权势?我根本不可能全面解答,但要最大限度地追究这个问题”。26然而,中国对于这种知识生产、象征互动的巨大心理需求及其政治、外交意义并无相应的理解。封闭历史资料的秘档制度和加于“文化大革命”议题的所谓敏感性从基本条件上限制了“追究这个问题”的学术可能性,像井上清这样曾经的亲华派、中国支持派学者就难以恢复其学术信用。可以想象,对于中国不能主动、全面地研究“文化大革命”,对于自己没有能力,尤其是没有方便、可靠的资料“追究”问题,井上清作为学者难免会失望,并因此只能放任学术信用失坠。更为盲目、糊涂的是,在2010年9月发生“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后的外交部记者会上,面对要求说明中国钓鱼岛主权主张“依据”的提问,发言人竟然“建议”记者去读井上清的著作以寻求“启发”。27此类记者会是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的前线,其回避中国学术而大谈“井上清论”,一方面等于承认中国自身的“钓鱼岛问题”研究处于井上清70年代初的研究成果以来了无新意的知识贫困状态,另一方面则暴露了无知于日本的中国研究学术生态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故而难免遭到日本听众的直感性拒绝。这种知识生产能力低下、主体性无自觉的下意识流露,反映着缺乏争取解决领土问题主导权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传播战略思考,构成了难以遏止日本打破既有“搁置争议”共识的“软实力”关系注脚。

  如果论证中国的钓鱼岛主权需要仰仗离世多年的日本学者的著述,而他在那些著述之后不久就留下了公开反省自己对中国问题“没有发言资格”的学术生涯遗言,那么还能指望中国在国际社会有多少“话语权”!事实表明,知识生产缺位、国际传播战略无自觉造成了国际象征互动的中国主体缺位;对日外交遭遇包括“钓鱼岛危机”在内的巨大困难,正是这种结构性不平衡迁延、积累造成的颠覆性后果。

  关于中日相互认识的结构性失衡,马场公彦在其日本人中国观研究中就遗憾地指出:战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国既无相当于日本“论坛”的言论自由公共空间,缺乏像日本综合杂志那样方便知识分子参与政策过程、唤起民众舆论的政论媒体,甚至连日本研究的专业机构、学科也没有,专门学者很少,造成了中日双方言论媒体缺乏相互作用、民间外交不具有“相互性”、“对称性”的“单流向非对称传播”局面。中国的日本认识路径,极端而言,仅限于党政官方的“对日工作组”;因此可以说,日本方面形成了民间的对华舆论,但难以找到把握中国民间对日舆论的方法,甚至实际上可能不存在。28由此可以理解,国际认识的中国主体缺位导致民意前提的外交利益和尊严诉求之信息战略缺失:既无民意的舆论化生产机制,也缺乏国家外交战略的知识论自觉。反映于中日关系的国家间政治过程,就是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意识被抑制,此乃日本的蔑视中国观从70年代不得矫治,80年代便当然地绝对主流化和显在化,到90年代急剧普遍社会化的逻辑所在。

  国际认识的中国主体缺位的原因,在于国内社会结构中的知识生产缺位——秘档制度、非知识权威审查导致学术荒废。日本的中国研究,得不到中国学术的有效信息,且缺乏交流。那种有意或无意以批判中国来取代或回避战争责任问题的、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的、把诊断中国问题当作道德优势立场的现代中国研究与反共、反华的右翼蔑视中国观形成伴生和共鸣关系。而现代中国研究在日本、在国际社会又有着当然的知识生产合法性,难免对学术荒废并间或受到国际孤立的中国造成知识思想倒灌,中日关系的象征互动就越来越由学术和舆论生产力强大的日本片面主导了。比如中国媒体人和学者竟然在小泉纯一郎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给中国造成巨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背叛性地提出冲击中国舆论的“对日新思维”,重复日本舆论虚构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的谎言,或主张把“历史问题”干脆“撇出”对日外交议程这种完全脱离中日关系实际的伪战略,无异于用“皇帝新衣”之类的惊世骇俗的声势给中日关系开饮鸩止渴的药方。29如此闹剧式的中国舆论内讧当然会刺激日本蔑视中国观变本加厉,而蔑视中国观的主流民意化则必然鼓励日本政府发动新的更猛烈的对华外交攻势——以“钓鱼岛事变”彻底颠覆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提的“搁置争议共识”,再尝试以恢复“战略互惠关系”来诱导中国承认日本主张“固有领土”、“无谈判余地”的现状。而作为日本国内政治和舆论相辅相成的互动,以“钓鱼岛事变”造成中日关系溃败为契机,日本学术进一步推动“历史修正主义”的知识生产——以舆论调查的日本人多数反感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而自我中心”的结论,勾连“1931年满洲事变时期的中国观”。因为那时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得到了俄国让渡的南满铁路等权益,“主张收回主权的中国与坚持以条约、法律维护权益的日本发生冲突”,日本媒体批判中国的逻辑就是“不遵守条约和国际义务”。这种“中国观30年代回归论”将日本的蔑视姿态美化到左右和谐的极致,一方面可以迎合右翼的“大日本帝国”精神复活心理,影射日本侵华战争之为正当;另一方面也给左翼和平主义者提供思想武器,用来教训中国人以日本曾经推行战争政策而失败的历史为鉴,循规蹈矩于日本议程设置的“对话与合作”。30如此,日本的对华舆论已经是蔑视、批判、劝诫、威慑等人墙林立的包围圈。所谓“包围圈”,即切断了“日本人民”的、“军国主义历史”的、“强大中国”的、“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解铃还须系铃人”等所有逻辑可能的立论出口。

  这就是中日关系的现实。虽然现代中国研究有着把中国批判议程化、主流化以回避战争责任问题从而扭转日本“对华负位外交”的传播战略意图,但实证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现代化价值主张的“普适性”在日本乃至较大范围的国际社会产生了共鸣,甚至由于对中国的批判、否定而为“台湾独立主义”政治所用。31虽然日本现在仍然遭到中国对于“历史认识问题”的批判和战争责任的谴责,但其右翼学者在意识形态政治的逻辑上论证战后历史中日本的“冷战胜利者”地位以及这种胜利的世界政治敌我论道义优势。32对于这种知识形式的政治批判,发动政治主导的知识批判乃缺乏“公民外交”意识的南辕北辙;而欲作出有效回应,洞察知识生产、舆论建构与选举政治相互关系的知识社会学、传播政治学理解是为前提。从“文化大革命”之内乱被识破到“靖国神社冰川期”、“钓鱼岛事变”引发的民众抗议被指为“反日游行”,社会科学研究之知识形式的“中国批判”主流控制着日本论坛。而中国舆论对日本的主流诉求,先是“邦交正常化论”,后是回到“邦交正常化原则论”,其作为直接外交目的的政治话语本身完全不能构成有效回应,甚至是脱离中日关系和日本问题现实的倒退性教条主义重复。并且在事实上,虽然战后中日关系的主题是对日本侵略战争责任的处理,但“邦交正常化论”时期不仅抑制如南京大屠杀研究等相关知识生产,推行“不能以朴素的感情来代替正确的政策”之类的政治教育,毛泽东甚至说:我宁愿“感谢”日本“皇军”,因为侵略占领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戏”。33即使在学术研究有所发展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日本问题、中日关系的研究和出版仍然在扩大化的外交行政权力和无条理、非公开审查的政治敏感性控制之下,甚至连日本学者论证中国钓鱼岛主权的研究成果,如果遭遇某种为回避而回避的“敏感”判断,即使中国的权威学术机构从旁推荐,也不能在中国发表。34总之,国家的权力意志过度扩张,压抑或取代了作为一般公民权利的外交诉求和本来作为国家外交能力前提的知识分子学术研究,造成了国际认识的中国主体缺位,这意味着可以与国际社会进行知识形式对话即有效中国话语的缺失,从而使中国陷入被围观、被诊断、被批判和中国外交被问题化、被利益要求、被政治压迫之境地。

  “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很棘手”,“现代中国是个麻烦了”,在日本获得“文化功劳者”表彰、在中国获得“世界中国学贡献奖”的毛里和子先生近年来如此感叹。从口述资料来看,似乎既有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之内容复杂、变化剧烈故而不易把握、理解之困惑,也有中国作为外交对象的“霸权型”发展、战争责任问题遗留故而伦理上不便对抗但安全上不能妥协之踌躇;作为“某种没有办法”的选择,她认为,日本“必须警惕而有精神准备地考虑与中国的秩序建构”。3521世纪初,她主持的共同研究“现代中国的结构变动”,以能力、结构所决定的内政、外交脆弱性实证分析构成了对 “中华复兴”文化论想象的回应。36这种回应,反映于马场公彦对毛里和子先生的访谈,特别突出了“不躲避文化”与“不躲入文化”的高度紧张感。37也就是说,曾经貌似高深的“文化中国”,现在被确认为其实并无有效国家能力之内涵。而可以作为一种启发性的对照,马场公彦在《当代日本人的战争观》中关于日本的台湾认识部分,梳理了1972年“日华断交”前后蒋经国忧虑国际形势而倡导“学术外交”——吸引日本与台湾地区共同研究中国问题和国际关系。从中可以理解,“文化”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精神生命、理性能力之有无乃见证于现实的学术之兴废,而“学术外交”正切中对话是否可能、共识如何成立之要害,洞察了世界政治发展到战争违法化时代之所谓“和平外交”竞争的主体间性原理。中国必须具备既作为自我认识,也足以回应外部世界关心的知识生产能力,即与国际学术形成有效对话、提供中国思想资源,才有条件成为受尊重的国际政治主体,而不至于被蔑视地想象为“威胁”或诊断为“麻烦”,并因此在世界秩序建构中获得有尊严、符合中国利益的地位。2015年底,经过长期锲而不舍的外交交涉、学术努力和舆论斗争,韩国与日本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而一个有利条件就是韩国的尊严诉求得到了日本许多市民团体和学者的支持。这与中日之间“钓鱼岛问题”的死结化,正构成“公民外交”、“民间关系”之有无的鲜明对照。但事实上,早在讨论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的70年代初,日本就有学者主张领土纠纷的“正面处理”乃“恢复邦交的要件”,这是有利于中国尊严、利益的舆论。38而中国至今仍然流行着个人迷信格调的“搁置争议”的伟人战略崇拜,完全脱离寻求“搁置”却被视为外交可欺的中日关系历史。如此缺乏基本问题意识和实证方法的学术生产能力之低下状态,准确地注解着失去日本知识分子尊重的结构性事实。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责任处理、东亚共同历史叙事的再出发,是战后平等尊严关系的国际法确立及其象征政治仪式。根据历史经验和比较研究,建构健全的中日关系“秩序”必须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着手,通往可能交涉路径的过渡需要作为“公民外交”和“民间关系”的“学术外交”。而中日关系之“学术外交”的成立,就有待于中国能够以知识形式的有效论证,克服日本始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没价值的研究对象”之中国观,重建以中国民意为前提而又得到日本知识分子理解、尊重的战后处理外交思想体系。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后有关‘钓鱼岛问题’的话语建构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3BGJ013)的基础研究成果。

  【注释】

  ①《安倍自己关闭了同中国领导人对话的大门》,载《人民日报》2013年12月31日,第2版。

  ②《彰显大国和平外交战略》,载《新京报》2015年7月12日,第A03版。

  ③《日本确认安倍9?3不访华》、《安倍9?3不来中国一点也不意外》,载《环球时报》2015年8月25日,第3、14版。

  ④「ユネスコ改革を促す」、『毎日新聞』2015年10月14日。「二分論 識者に聞く」、『朝日新聞』2015年7月15日。

  ⑤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诸葛蔚东在《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2期发表了专题书评。

  ⑥政府広報室「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表2-3 首相の靖国参拝に関する日本の世論」、家近亮子等『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晃洋書房、2012年、7頁と56頁。「尖閣国有化、『評価』56%」、『朝日新聞』2013年9月11日。「『悪い印象』日中とも9割超 民間世論調査尖閣巡る対立影響」、『日本経済新聞』2013年8月6日。

  ⑦馬場公彦『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 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安門事件?天皇訪中まで』新曜社、2014年、19-25頁と69頁と226頁。

  ⑧馬場公彦『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 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安門事件?天皇訪中まで』新曜社、2014年、25頁。

  ⑨馬場公彦『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 日本敗戦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まで』新曜社、2010年、168-174頁。

  ⑩馬場公彦『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 日本敗戦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まで』新曜社、2010年、392頁。馬場公彦「首脳外交から国民外交へ」、『毎日新聞』夕刊、2012年5月8日。

  11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246、260页。

  12竹内実「中国文化大革命と日本人」、『中央公論』1974年1月号、217と220頁。武藤一羊「幕が変わって」、『思想の科学』1978年12月号、16-17頁。

  13岡田英弘「中国が日本に朝貢する時代」、『諸君!』1984年3月号、200-212頁。

  14大来佐武郎「日中経済協力をどう調整するか」、『中央公論』1981年4月号、116-121頁。

  15柿澤弘治「天皇訪中後の日中関係」、『中央公論』1992年12月号、202-210頁。

  16馬場公彦『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 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安門事件?天皇訪中まで』新曜社、2014年、13-15頁。

  17山本吉宣「市民外交——国際システムの変容の中で」、井上寿一ほか編『日本外交の再構築』岩波書店、2013年、202-204頁。

  18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第263页。

  19馬場公彦『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 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安門事件?天皇訪中まで』新曜社、2014年、218-225頁。『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 日本敗戦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まで』新曜社、2010年、42頁。

  20馬場公彦『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 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安門事件?天皇訪中まで』新曜社、2014年、206頁。

  21馬場公彦『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 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安門事件?天皇訪中まで』新曜社、2014年、212-228頁。

  22馬場公彦『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 日本敗戦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まで』新曜社、2010年、171-172頁。

  23叶芳和「情報革命が中国をつくり変える」、『中央公論』1991年5月号、76-85頁。「中国は全方位開放政策へ」、『中央公論』1991年8月号、86-97頁。

  24马场公彦:《日本型中国威胁论的“水脉”》,载《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第12—13页。

  25佐藤卓己「東アジアの理性対話へ」、『信濃毎日新聞』2014年6月15日。

  26井上清「プロ文革と私の問題意識」、『現代の眼』1981年5月号、141頁。

  27《2010年9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752318.shtml,2015年11月6日访问。

  28馬場公彦『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 日本敗戦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まで』新曜社、2010年、43-46と429頁。

  29刘建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政治思潮的后殖民状况分析——以“对日新思维”为例》,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3期。

  30塩倉裕「日中問題 80年前に教訓」、『朝日新聞』2012年11月13日(夕刊)。高原明生「尖閣問題をパンドラ箱のしまいなおす」、『世界』2012年12月号、96-103頁。

  31「産経抄」、『産経新聞』2015年4月23日。「中嶋嶺雄 論壇を席捲した中国批判の論理」、馬場公彦『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 日本敗戦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まで』新曜社、2010年、595-608頁。

  32西岡力「冷戦の勝利者は誰かを問いたい」、『産経新聞』2015年2月24日。

  33《毛泽东同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谈话(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1961年1月24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38、460页。王濯非:《审判日本战犯采访回忆》,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改造战犯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页。张连红:《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4村田忠禧:《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韦和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35毛里和子『現代中国政治〔第3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2年、1頁。「毛里和子 現代中国は手に余るものになった」、平野健一郎等編『インタビュー 戦後日本の中国研究』平凡社、2011年、273-323頁。「毛里和子 同時代中国を見つめる眼」、馬場公彦『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 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安門事件?天皇訪中まで』新曜社、2014年、359-374頁。

  36毛里和子、竹内実「対論 『大国』中国の実像と虚像」、『世界』2001年3月号、70-80頁。

  37「毛里和子 同時代中国を見つめる眼」、馬場公彦『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 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安門事件?天皇訪中まで』新曜社、2014年、369頁。

  38馬場公彦『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 日本敗戦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まで』新曜社、2010年、360頁。

  刘建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Liu Jianping,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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