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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发展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作者:韩琦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发布时间:2016/06/23
摘要:2012年智利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在拉美国家中率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最近20多年智利现代化的经验是,强调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转型。正确定位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作用,使三者各司其职,形成互动,协调发展。政府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并不断提高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智利的现代化已经背离了正统的新自由主义,其选择了一条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相结合的“中间道路”。智利现代化的成功与其长期的民主传统以及独特的历史遗产有着重要联系。智利现代化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拉美国家寻求摆脱“不发达”状态,但多数国家至今未能实现这一目标,2011年智利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2270美元,率先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①]这年智利人的预期寿命为79岁,贫困人口所占比重为14.4%,小学生入学率为102%。2012年,拥有1746万人口的智利,人均国民收入增至14280美元,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②]从人文发展指数来看,2012年智利也属于世界上47个“高人文发展国家”之一,全球排名第40位,在拉美国家中排第一位。[③]透明国际组织指出,2012年智利是最廉洁的拉美国家,在表示公共部门清廉程度的分数统计中,智利为72分,在世界176个国家中排名第20位。[④]就自然资源而言,智利并不是拉美地区最富饶的国家,也不具有靠近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地缘优势,它也没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但智利却在2011年它在拉美地区第一个跨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2012年在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智利的现代化率先“毕业”,其卓越表现令世人瞩目。智利现代化的经验是什么?智利现代化道路的意义何在?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最近20多年智利现代化的经验

  智利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9世纪后半期,但历经曲折。1973年皮诺切特军政府打破了智利长期的民主传统。1974~1989年,智利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3%;1990年,智利的人口贫困率达38.9%。[⑤]只是在最近20多年,智利的现代化进程才走上快车道。其表现为,在政治上实现了由威权主义体制向民主体制的顺利过渡,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稳步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加强;贫困人口大大减少,社会公正不断取得进步;外交活跃,拥有堪称世界之最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在全球国际竞争力排行榜中名列前茅[⑥]。

  最近20多年,智利经历了5届政府。1989年12月至2009年12月,智利中左翼“民主联盟”赢得了连续4届国家总统的选举。[⑦]中左翼“民主联盟”是在反对皮诺切特军政府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形成的,主要由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争取民主党和民主社会激进党组成。这4届政府延续了皮诺切特执政时期所奉行的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但在推进政治民主化和提高民众社会福利方面有了更多的改善。在2009年12月的全国大选中,智利中右翼联盟(由温和的民族革新党和较为激进的独立“民主联盟”组成)趁对手“疲惫”之机竞选成功,这是智利保守派自民主化以来首次赢得总统选举。上台的皮涅拉政府(2010~2014)虽为“中右翼”,但执行的政策“趋左”,重视社会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持了与上届政府的政策连续性。

  最近20多年智利现代化道路的健康发展,其经验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转型的经验:推进民主化进程,不断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

  智利的发展得益于其坚持推进民主化进程,着力塑造一个具有高效体制的国家。

  第一,改善军政关系[⑧],巩固民选政权地位。文人政府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皮诺切特军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调查,并公布其罪行,表明了谴责军政府罪行的基本态度;提出“原谅与忘却”原则,表明推进全国和解的立场;安抚受害者家属,给予各种经济补偿;为安抚左翼派别的不满情绪,给已故总统阿连德举行葬礼;通过修改宪法,赋予共和国总统对军队和警察绝对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授权文人政府控制武装力量。逐渐剥夺军人从前享有的特权,并削减防御方面的开支。最终,使军人从政治领域回归到先前的职业角色。[⑨]

  第二,行政和立法机构(议会)之间的共识关系成为加强国家的一块重要基石。[⑩]尽管智利奉行总统制,但这个国家操作起来却像是一个议会共和国,拥有一个在议会中占大多数的、有纪律的政治党派(“民主联盟”),并大力支持总统,使得总统能够作为国家首脑和政府首脑来发挥有效的服务。议会委员会与行政各部门之间的一种政治上“分享的视野”和有效的合作,促进了一种一致的和有效的政府议程。

  第三,以中左翼“民主联盟”和中右翼反对派联盟为标志的两大对立政治体系的巩固,发挥着政治舞台中“两大政党”的作用,在促进政治稳定、协调和有效性方面成为一个重要因素。这两大集团的维持得益于存在于智利的政治党派的高度合法性和整体强大,避免碎片化团体和小党派获取议会代表权[11]。

  第四,新出现的政治文化有利于政治的健康发展。这一政治文化超越了政党或联盟,以一种推动达成共识、政治现代化、稳定、务实的决策和对社会改革的认可为标志,被称为“后皮诺切特政治文化”。[12]也许是作为对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期间所遭受的集体创伤的一种反思,这种文化对“稳定”给予高度评价。按照这一文化的标准,反对派并不寻求推翻政府,政府和反对派都赞赏将社会压力控制到最小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也以公众对政府和政治期望的现实性为特点,在智利公民中出现了一种对政府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比较实际的期望,以及一种对国家将为他们解决问题的健康的怀疑主义。作为这种政治文化的标志之一是,意识形态的重心从政治光谱的左右两极向中间移位,社会党内部对社会民主看法的巩固,基督教民主党愿意加入政府联盟,智利右翼政党演变为忠实的反对派而不寻求阻止所有的政府倡议,这一切表现都是这一进程中非常关键的因素。

  第五,政府部门的服务和运行越来越透明和高效。自1990年以来,智利已经完成了整个司法体系的改革。它已经改变了所有的监管机构及其立法,建立了一个公平竞争法庭和独立的税务法庭。它还拥有对消费者保护、工业产权和国际商业仲裁的新的立法和机构,并对公司治理和风险投资行业实行了立法。[13]智利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加强也有助于政府服务的职业化。对国家税收体制的改革有助于增加征税和向国家提供资源。为了提高效率和加强反腐败,国家还实行了政府采购透明化和电子在线体系。有人谈到:“智利具有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大,而是因为它的高效。”[14]

  第六,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成立反腐败委员会,制定《廉洁行政法》,从制度上预防和杜绝腐败;完善监督机制,从行政、立法、司法、新闻媒体、群众组织各个环节加强对腐败的监督。

  (二)经济转型的经验:坚持市场经济与适度的国家干预相结合

  文人政府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但不放弃国家干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改革着眼于提高竞争力以及使出口和投资成为两个增长的引擎。1990~2012年的23年间,智利年均GDP增长率为5.21%,[15]是拉美地区经济持续增长最高的国家。

  (1)坚持对外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方向,保持政策的连贯性。1990年以来的历届政府都坚持由军政府奉行的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在计划者和精英阶层中对经济发展模式达成了一种广泛的共识,并转变为在议会和行政部门中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开放的持续支持和承诺。同时,文人政府也注重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特别是国家在抑制通胀、减少贫困、改善基础设施、完善司法体系和法律法规、开展国际合作等方面的作用,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2)建立开放的贸易体制。鉴于智利经济的规模和特点,出口始终是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对外贸易开放被改革的设计者当作“所有改革之母”[16]。智利政府在建立稳定的低关税体系的基础上[17],选择同时进行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以扩展智利产品的出口国和目的地。现在智利已经同世界上50多个国家签署了2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包括2005年11月与中国签署的《中智自由贸易协定》,使智利成为拥有双边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智利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平均关税已经降至1.2%,[18]这不仅扩大了智利产品的出口市场,而且智利的伙伴国家经常把智利作为中转站和桥梁,这无形中使智利成为国际贸易海洋中的一个自由岛,给智利带来了更多的贸易机会和发展自主性。“智利已经融入世界和世界市场。出口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敏感齿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智利与国际社会结合的基本形式。”[19]智利以小市场换得了大市场。

  (3)打造强有力的私人部门。皮诺切特执政时期,智利军政府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20]、养老金私有化以及吸引外国投资,形成了数十万个直接股东和几百万个间接股东,他们是私营企业的主力军。文人政府上台后,将私人企业看作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引擎,给予法律保护。政府出台各项产业政策,扶持私人企业的成长。例如,艾尔文政府启动了支持中小企业的产业政策,通过信贷、技术促进、人力资源培训、出口促进、促进企业集群成长等措施,给中小企业以政策性支持[21]。又如,为促进产业升级,巴切莱特政府组建了国家创新体系(国家竞争力创新委员会),明确了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而国家负责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支持和补充力量。政府确定了重点发展的产业和部门:矿业、农业、肉类加工业、旅游业和离岸服务业[22]。政府还鼓励私人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在过去的10年中,超过70亿元美元的62个项目已被作为让步授予私营部门。”[23]

  (4)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管理。1990以来的历届政府都强调财政纪律,实施中央政府结构性预算平衡政策,即使出现财政的结构性盈余,也不随意增加公共支出,从而为反周期财政政策提供了资金来源,防止了过度负债;保持一种合理的税收水平(18%左右),这一水平整体高于拉美地区的平均水平,但低到足以吸引投资和刺激增长。这一标准的有效实施,为国家提供了稳定的岁入;维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从法律上明确物价稳定目标的优先地位,货币政策着重关注通货膨胀,从而使智利保持了比较低的通胀率;适时改革汇率制度,1999年之前实行爬行钉住汇率制,保持了汇率的基本稳定,随着经济增长和通胀率的降低,这项政策目标的成本也随之提高,1999年之后选择了完全浮动汇率制,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深化资本市场的改革,促进资本市场公平有序竞争;增加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投资,大幅度改善基础设施,包括收费公路的使用,从而促进了出口导向的增长。

  (三)社会转型的经验:注重社会政策,促进社会和谐

  艾尔文总统上台后宣称:“智利需要积极的国家行为以迈向社会公平,……一种道义责任要求政府加快走向社会正义。”[24]“民主联盟”政府执政时期,国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5]“民主联盟”政府积极调整社会政策,包括强调经济目标的社会性,奉行兼顾公正的经济增长战略,把追求经济增长与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推进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各项制度的改革,增加在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工程、扶贫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对社会开支具有一种坚定的和一贯的承诺,开支的目标明确,旨在减少贫困和改善中等收入家庭的生活,既增进社会和谐又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1)建立旨在帮助赤贫家庭的援助保障体系。2002年,拉戈斯总统提出了“智利团结计划”,向全国22.5万户赤贫家庭提供一揽子社会保护,涉及家庭成员的身份认证、健康、教育、家庭活力、住房、工作和收入,接受援助的人与政府签订社会协议,保证双方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将援助与贫困家庭的自身努力结合起来。

  (2)加强教育改革。皮诺切特执政时期,军政府实行了教育产业化和私有化政策;文人政府上台后,强化教育的收入再分配职能,扩大学前教育的覆盖面,将义务教育期限从8年延长至12年,向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免费膳食和课本,向贫困学生提供贷款,扩大奖学金的范围。在2006年和2011年学生运动之后[26],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并为提高教学质量而规定了大学入学考试的测试标准。2008年智利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其GDP的6.4%,高于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5.7%的水平。其中公共教育开支占GDP的3.4%,低于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3.7%的水平。但近年来智利公共教育开支已增至占GDP的4.5%。[27]2012年政府教育预算达120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10%。

  (3)加强医疗改革。拉各斯政府实施了所谓的“全民医疗明示保障计划”,旨在提高公共部门卫生保健服务的质量和可用性,特别是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服务。经过一系列改革,这一计划现在授权临时健康机构和国家健康基金两个机构,向符合一定年龄要求和患有该计划覆盖的疾病之一的任何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此外,创建了一个基金,用来支付妇女和老年人医疗保健的费用[28]。该计划规定全体公民享有获得及时、优质医疗服务的权利及100%的医疗保障。

  (4)改革养老金制度。1981年智利军政府执政时期对养老金制度实行了私有化改革,尽管这一改革具有积极意义,但仍存在覆盖面小、管理成本高等问题。巴切莱特政府寻求提高最低养老金和让所有妇女享有养老金,并将社会保障扩大至年轻人。为此,智利政府建立了一个监管养老金管理公司的体系,并创建了一项稳定的互助基金。2008年1月,政府还通过一项法案,建立起一个国家财政资助的养老金体系,旨在弥补私人养老金制度在覆盖面、效益和透明度方面存在的缺陷。[29]这一制度旨在强调社会保障的国家责任和公平性。

  (5)住房制度改革。政府实施了广泛而多样的住房补贴计划,房屋政策旨在改善民众、特别是贫困家庭成员在住房方面的不足,并实施了对大多数棚户区的改造。在巴切莱特任期内,政府提供的住房单元数已经上升到每年170000套的水平,同时有专门针对街区改造的项目。在223000个被认定为贫困家庭中,有190000人受益于房屋计划[30]。2010年2月大地震发生后,政府出台了专门的重建方案。2011年1月,已有124000人从中受益。

  (6)印第安人政策。在智利,法律上给予承认的印第安人部族有9个,约占智利总人口的5%。他们在历史上就遭受着近似于种族歧视的不平等待遇。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已经启动了一系列改善土著人现状的项目,以缓解他们的贫困状况。国家规划与合作部下属的全国土著人发展委员会专门负责土著个人和社区的发展,为他们提供在政治、法律、文化事务方面的咨询服务和融资,并促进他们参与国家生活[31]。1993年生效的《土著人法案》承认马普切等印第安部族的自治、土地和其他权利,尊重其文化和传统,尊重他们的差异以及接受双语教育的体制。

  智利的社会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90~2005年智利贫困人口的比重从38.5%降至18.8%,赤贫人口的比重从12.9%降至4%,智利成为拉美国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提前完成联合国《千年宣言》所确定的2015年之前“将赤贫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2012年智利的贫困率进一步降至14.4%。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智利“中等家庭部门”[32]的人数没有下降,而是上升了,减贫的结果是,刚刚越过收入中位数的50%这一门槛的中下家庭部门家庭的数量特别多。在被调查的1996~2006年间,阿根廷的中等家庭部门的人数减少了20%,而智利是稳定的,2006年中等家庭部门占到了全国家庭总数的50%。[33]中等家庭部门的壮大既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也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智利现代化道路强调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转型,政府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不断提高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其结果是,智利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条道路总的特点是正确定位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作用,寻求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正如智利驻中国大使费尔南多?雷耶斯?马塔所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制定适合发展经济的措施,执行维护平等的公共政策;一个高效的创新的市场,在国内国际环境中发现和把握机会;一个具备保障与机遇的社会,使我们的公民真正参与到发展中来。”[34]智利道路实际是一条中间道路,如果说阿连德执政时期是左的极端,皮诺切特执政第一阶段是右的极端,而智利文人政权执政的20多年则是不左不右,既没有受到“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的诱惑,也没有回到皮诺切特早期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在坚持市场经济改革基本方向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干预主义内容;与此同时,增加了社会改革的措施。这是一条根据智利国情选择的务实主义的发展道路,智利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思路之下努力了将近30年。今天的成就说明,智利的道路是一条可行的道路。[page]

  二对智利现代化道路几种观点的评价

  在以往对智利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中,有不少分歧点,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智利经验,有必要对以下几个问题加以澄清。

  (一)智利经济发展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

  智利的经济发展道路是不是新自由主义模式?有关这一问题,国外学者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智利是正统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典范[35],文人政府对军政府的经济模式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继续其以前的自由市场政策[36]。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将智利的经济发展道路理解为一种完全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智利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偏离了正统的新自由主义[37]。尽管“民主联盟”政府极大地保留了他们所继承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框架,但还是进行了一些修正。如皮诺切特军政府单方面降低关税,而文人政府则建立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取得相互进入重要消费市场的权利,以推动出口导向的发展。文人政府还使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制度化,以确保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拥有稳定的资金。[38]有的学者认为,文人政府奉行的“兼顾公平的增长”是介于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39]可见,第一种观点认为,智利的经济发展道路与新自由主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前后没有什么变化,智利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典范;而第二种观点则强调,智利在实施经济改革时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从文人政权上台之后,文人政府奉行的发展政策已与军政府奉行的发展政策存在很大的不同,是一种混合政策。前些年国内不少学者认同第一种观点,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同意第二种观点。[40]

  实际上,从皮诺切特军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以来,智利的经济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多数学者同意将智利的经济改革分为三大阶段,即军政府前期(1973~1982年)、军政府后期(1982~1990年)、文人政府时期。在军人政府前期,智利的确实行了正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但并不成功,经历了1975~1976年[41]和1982~1983年[42]两次大的经济衰退。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后,军政府的改革已经开始偏离正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43];到文人政府时期,更是注重将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相结合,采取的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是一条“中间道路”。

  智利在坚持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基本目标方面(如建立市场经济,实行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让私人企业起主导作用)是始终如一的,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起,政府就不再忽视国家的作用。如20世纪80年代初,智利对养老金实行了私有化,即个人账户制度。与此同时,政府还建立了一套错综复杂的标准和规范体系,用以对私有化进行约束。对养老基金详尽地规定了最低资本制度,同时把养老金与其他金融机构正式分开。基金管理机构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受到严格监管。从2005年起,养老金管理机构才获准可以进行多种投资,包括股权、外国证券、房地产,并允许到境外进行多元化投资,但境外资产额不得超过其总资产的1/3。

  智利的对外贸易开放度在2005年占GDP的70%,关税税率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并拥有堪称世界之最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但这一切并没有动摇智利政府在矿业部门中的主导地位,矿产品出口占智利出口总量的40%左右。铜是战略物资,智利政府通过国家铜矿公司牢牢地掌握着这一经济命脉[44]。

  智利政府还开创了对外国短期资本实施管制的先例。短期资本被人们指责为导致汇率波动、破坏宏观经济稳定的罪魁祸首。为了限制短期资本的流入,智利政府从1991年起开始实施“保证金”制度,投资者必须将一定比重的短期资金存入准备金账户。在规定的期限内,投资者一旦要抽逃资本,就会损失掉存在准备金账户中的资金。从而达到限制短期资本的流入、鼓励长期资本投资的目的。这一措施后来被不少国家效仿。

  巴切莱特政府实行的反周期财政政策,采用结构性赤字管理和确定结构性盈余预算目标,坚持在铜价高涨的时候储存收益,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将财政盈余用于公共支出,从而避免了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的不利影响。另外,智利政府对私人企业实行的产业政策也是国家干预的重要表现。

  由此可见,智利文人政府将私有化与监管相结合,将贸易开放同保持国家对矿业部门的所有权相结合,将金融自由化与资本管制相结合,将鼓励私人企业发展与国家产业政策相结合,将增加社会支出与负责任的财政相结合。在坚持自由主义改革目标的同时不放弃国家干预主义,正确定位国家的作用,这是一种不为意识形态左右的务实主义的混合经济政策。

  (二)智利政治发展与威权主义的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智利威权政治造就了其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又带来了其民主的回归。但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提出,一是不能把智利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归功于军政府的威权性质,二是智利回归民主并不是自由放任经济的结果。[45]我们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第一,就威权政治而言,它通常与独裁专制划等号,但并非所有独裁政府都是谋求经济转型或经济发展的。拉美历史上不乏让百姓遭受痛苦的独裁政权,它们并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秩序。从智利的改革进程看,军政府在利用独裁维护政治稳定方面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军政府在实施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功主要不在于它对反对派的打压,而在于它能够不受到支持它上台的利益集团的左右,放权给具有现代管理经验的技术官僚[46],比较独立地制定和实施了一套经济改革方案。相反,1976年上台的阿根廷军政权就没有能力成功地实施类似智利的经济改革。[47]人们往往假定威权政府的行政效率是高效的,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有的威权政府行政效率并不高,或同一威权政府会在某一时期出现行政低效,如1978~1983年间智利在实施经济改革过程中就表现出了决策进程的僵化,成为当时智利转型的最大威胁。直到1985年2月埃尔南多?布奇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之后,这一情况才得到扭转。因此,就威权政治对社会转型影响的评价,要具体分析,不能过于笼统地得出结论。

  第二,智利民主的回归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48]。就国内因素而言,主要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从政治因素看,民主化回归的力量来自民众和反对党对皮诺切特独裁政权的强烈抵制,其中关键在于智利的民主传统发挥了作用。在1973年政变之前,智利就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了。除了北大西洋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智利在世界上是唯一“在1932年至1973年期间一直通过竞争性选举来选择其政治领导人”的国家[49]。因此,在1973年皮诺切特实行独裁统治之后,恢复民主就成为民主斗士们痴迷执着追求的目标。独裁者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于1980年颁布了宪法并承诺于1988年进行全民公决。此时正是经济改革的困难时期。到1982年,智利处于失业状态或被排挤到非正规经济部门中的劳动力已占全部劳动力的53.3%[50],当反对派意识到公开的游行示威会遭到血腥镇压、而80年代初的经济崩溃也不会使皮诺切特政权倒台时,他们接受了宪法设置的全民公决的时间表,决心以独裁者的游戏规则来击败独裁者[51]。智利的政党制度并没有被独裁者废除,一旦出现宽松的机会,各党派就立即会表达它们强有力的政治诉求。1988年10月,以基督教民主党为首的17个反对党联合组成了“争取投反对票协调委员会”,以55%对43%的选票拒绝了皮诺切特继续执政8年的提案。在1989年12月举行的大选中,由反对党联盟推举的总统候选人艾尔文胜选。因此,智利民主化的过渡不是军政权的自动施舍,而是反对派与独裁者较量的结果。双方在博弈中都采取了妥协、和解精神,并且有制度上的保障。[52]

  (三)智利现代化道路与历史遗产的关系

  在拉美国家中,智利的历史遗产有与众不同之处。早在殖民地时期,由于交通不发达,远离宗主国和相对隔绝成为智利地理的一个特点,但这意外地促进了智利人地方倾向的产生、民族精神的成长以及自治能力的增强。到殖民地末期,智利核心地带50万人口中,白人占总人口的将近2/5,梅斯蒂索人约占3/5,仅有极少数的印第安人。因此,智利种族文化结构上具有相对的同质性,而没有其他拉美国家那样存在众多的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由于中部核心地区与南方阿劳坎人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状态,客观上带来了智利人较强的凝聚力。独立后智利与他国战争的胜利[53]和边疆扩张[54]进一步增强了智利人的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感。与此同时,领土面积的扩大也为智利的现代化提供了资源上的保障。

  在经济发展方面,殖民地时期来自宗主国的巴斯克人和19世纪来自英国和德国的移民带来了企业家传统,让智利人具备了创业精神和自主发展的意识。无论在19世纪还是20世纪,智利都能够利用资源优势较好地促进其经济发展,智利硝石和铜的出口被用来扶持工业化和培育中产阶级,智利政府对现代化的推动保持了一种连贯性。

  而在波塔莱斯倡导下制定的1833年宪法,不仅保证了智利早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成为智利宪政传统的滥觞,从那以后,智利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比较成熟,各党派在宪法框架内进行谈判协商,具备一种英国式的妥协精神[55],智利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成为现代民主国家了。

  所有这些因素都为智利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智利最近20多年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与智利的历史遗产是一脉相承的,其具有一种较为良性的“路径依赖”。[page]

  三智利现代化经验的意义

  如同当年“亚洲四小龙”的“毕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激励一样,智利案例对拉美国家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冲击力。总结智利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讲,智利在众多拉美国家中脱颖而出,率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件事情本身就破解了拉美研究中的多个难题。

  一是打破了弗兰克依附论的“咒语”。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拉美地区盛行的依附论中,其左翼代表人物弗兰克曾提出,拉美国家的出路在于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否则便永远处于“外围”境地。但智利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与世界体系联系在一起,而增长速度快的时期均是与中心国家联系密切的时期。实际上,落后国家在依附机制中仍有发展机会,仍有机会改变命运,关键在于能否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当今全球化形势下,脱离世界体系搞孤立发展看来是没有希望的。

  二是破解了拉美国家200年发展中的“五大难题”。一位中国拉美问题研究专家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拉美国家在独立之后的200年中,没有解决好“五大难题”,即“如何维系政治稳定,如何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提升产业结构,如何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定位,如何缓解贫富悬殊,如何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56]从上述智利的经验中可以看出,与许多拉美国家相比,智利较好地解决了这五大难题。另外,智利的民主化进程也是对“拉美不可能出现民主”的悲观预测的有力反击。

  三是回答了中国拉美研究中的所谓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位中国拉美研究的资深专家在2011年退休时说,在他几十年的拉美研究生涯中,他接触到许多拉美问题,并找到了答案,但唯独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即在“资源如此丰富、自然条件如此良好、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并在亚、非、美各大洲中独立得很早的拉丁美洲大陆和岛屿,却始终没有一个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老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上下沉浮!”他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解答是拉美研究中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57]。其实,这也是许多中国学者想回答的问题,而今,智利现代化道路从实践上给了我们答案。当然,这仅仅是智利的经验,我们还想知道其他拉美国家的经验。

  从现实意义看,智利现代化道路的经验给其他拉美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以启示。智利道路并没有提供一种一般化的供人效仿的范式。它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智利的主要经验并不是盲目地奉行单一的绝对的范式,而是与各种狂热的思潮渐渐拉开距离。”[58]智利经验给人们的启示是,各国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针对本国的具体问题制定并及时修正本国的政治经济政策,不能拘泥于预先设计的某种方案。智利案例说明,只要坚持切合本国实际的务实主义政策,并保持这一政策的连贯性,就能够走出欠发达的困境。

  当然,我们讲智利现代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不等于说智利已经尽善尽美。在多变的全球化形势下,智利仍面临着不少挑战。众所周知,人均国民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只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化还意味着私人企业的成长、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如果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智利仍存在诸如教育质量较差、基尼系数过高[59]、社会流动水平低和机会不平等、社会住房质量较差、研究和开发基金过低[60]、环境标准的不充分、健康保健方面存在缺陷等问题。[61]智利的现代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Summary:Chilewaslistedas“high-incomemembersofthe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bytheWorldBankin2012,takingtheleadinLatinAmericancountriesinenteringtheranksofdevelopedcountries.Chile'smodernizationexperienceinthelast20yearsemphasizesontransitionsinpolitical,economicandsocialaspects.Thecorrectpositioningofthegovernment,market,andsocietyguaranteesthepositiveinteractionandcoordinateddevelopmentamongthethree.Chileangovernmentactivelypromotesthedemocratizationprocess,adherestothebasicdirectionofthemarketeconomicreforms,andcontinuestoimprovepeople'ssocialwelfare.Chile'smodernizationhasdeviatedfromtheorthodoxneoliberalismandhasfolloweda“middleway”betweenliberalismandinterventionism.ThesuccessofChile’smodernizationistightlyrelatedtoitsdemocratictraditionanduniquehistoricalheritage.Chile'smodernizationexperienceisanimportantreferenceforthemodernizationofotherdevelopingcountries.

  Keywords:Chile,modernizationexperience,middleway,historicalheritage

  [①]WorldBank,GNIpercapita,Atlasmethod(currentUS$)Table,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的标准,凡人均国民收入在1219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

  [②]早在2010年,智利就已加入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被接受为“富国俱乐部”的一个成员。

  [③]UNDP,HumanDevelopmentReport2013,p.15.hdr.undp.org/en/media/HDR2013_EN_Summary.pdf

  [④]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CorruptionPerceptionsIndex2012.http://www.transparency.org/cpi2012/results

  [⑤]álvaroGarcíaHurtado,“DevelopmentinChile1990-2005”,inLessonsfromaPositiveExperience,ResearchPaper,No.2006/13,UNU-WIDER2006,p.1.

  [⑥]在世界经济论坛出版的《2012~2013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中,智利位于第33位,在拉美国家中列第一位。参见WorldEconomicForum,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2–2013.

  [⑦]包括艾尔文政府(1990~1994年)、爱德华多·弗雷政府(1994~2000年)、里卡多·拉戈斯政府(2000~2006年)、巴切莱特政府(2006~2010年)。

  [⑧]军政关系——武装力量与合法建立的国家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的主从关系或上下级关系。

  [⑨]董经胜:《民主和解与社会公正》,载苏振兴主编:《拉美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7~2008)》,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54~266页;郑秉文、齐传钧:《智利:即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首个南美国家》,载吴白乙主编:《拉美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0~2011)》,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27页;袁东振主编:《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97~198页。

  [⑩]PeterDeshazo,“Chile`sroadtodevelopment,1990-2005”,inPolicyPapersontheAmericas,Vol.ⅩⅥ,Study2,August2005,CSISthe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WashingtonD.C.,2005,p.13.

  [11]1989年以来智利一直实行“双提名选举制”,其规定赢得票数最多的党派或联盟如果未获得2/3的支持率,则只占居1个议会议席,而第二议席则被票数第二的党派或联盟占居。这一设计旨在鼓励广泛的跨党联盟,削弱小党的提名能力,客观上使智利议会政治向两党制的方向发展。

  [12]PeterDeshazo,“Chile`sroadtodevelopment,1990-2005”,inPolicyPapersontheAmericas,Vol.ⅩⅥ,Study2,August2005,CSISthe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WashingtonD.C.,2005,p.5.

  [13]álvaroGarcíaHurtado,“DevelopmentinChile1990-2005”,inLessonsfromaPositiveExperience,ResearchPaper,No.2006/13,p.5.

  [14]PeterDeshazo,“Chile`sroadtodevelopmentPolicyPapersontheAmericas”,Vol.ⅩⅥ,Study2,August2005,CSISthe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WashingtonD.C.,2005,p.5.

  [15]WorldBank,GDPgowth(annual%)/data/Table,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

  [16]HernánBüchiBuc,“HowChileSuccessfullyTransformedItsEconomy”,inBackgrounder,No.1958,September18,2006,p.7.

  [17]在军政府执政期间,智利的平均关税率从100%以上降至稳定的15%的关税率。文人政府继续单方面削减进口关税,直至6%的水平,在此基础上启动了自由贸易协定谈判。álvaroGarcíaHurtado,“DevelopmentinChile1990-2005”,inLessonsfromaPositiveExperience,ResearchPaper,No.2006/13,p.2.

  [18]BertelsmannStiftung,BTI2012—ChileCountryReport,Gütersloh,BertelsmannStiftung,2012,p.15.

  [19]巴勃罗?卡夫雷拉:《跨入21世纪的智利》,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3页。

  [20]智利经历了1974~1983年、1985年和1990年三轮私有化改革。到1998年,公有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从1973年的39%降至9%。AnaI.Eiras,“Chile:TenStepsforAbandoningAidDependencyforProsperity”.www.heritage.org/.../chile-ten-steps-for-abandoning-aid-depen

  [21]有关90年代中小企业的发展政策,参见CeciliaAlarcónAndGiovanniStumpo,“PoliciesForSmallAndMedium-SizedEnterprisesInChile”,inCepalReview,No.74,August,2001.

  [22]CNIC,“EvaluationPanel,EvaluationReportofNationalInnovationStrategyforCompetitiveness”,Chile,March,2010.

  [23]álvaroGarcíaHurtado,“DevelopmentinChile1990-2005”,inLessonsfromaPositiveExperience,InResearchPaper,No.2006/13,p.4.

  [24]MarcusTaylorSource,“FromNationalDevelopmentto‘GrowthwithEquity':Nation-BuildinginChile,1950-2000”,inThirdWorldQuarterly,Vol.27,No.1,p.79.

  [25]R.Gwynne,C.Kay,“Viewsfromtheperiphery:futuresofneoliberalisminLatinAmerica”,inThirdWorldQuarterly,Vol.21,No.1,2001,p.141.

  [26]2006年智利全国中小学发生抗议示威活动,要求政府取消把教育权力下放给市政府的命令;2011年学生运动要求政府实行免费教育,提高教育质量。

  [27]BertelsmannStiftung,BTI2012—ChileCountryReport,Gütersloh,BertelsmannStiftung,2012,p.21.

  [28]BertelsmannStiftung,BTI2012—ChileCountryReport,Gütersloh,BertelsmannStiftung,2012,p.18.

  [29]BertelsmannStiftung,BTI2012—ChileCountryReport,Gütersloh,BertelsmannStiftung,2012,p.18.

  [30]BertelsmannStiftung,BTI2012—ChileCountryReport,Gütersloh,BertelsmannStiftung,2012,p.18.

  [31]BertelsmannStiftung,BTI2012—ChileCountryReport,Gütersloh,BertelsmannStiftung,2012,p.19.

  [32]中等家庭部门是指那些收入位于全国收入中位数的50%~150%之间的家庭。

  [33]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编:《2011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70页。

  [34]智利驻中国大使馆和清华大学合编:《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社会凝聚力与和谐社会的共识及经验交流》,北京,智利驻中国大使馆,2010年,第101~103页。

  [35]如哈维尔?桑蒂索曾提到:“智利常常被当作‘好的自由市场主义者’的代言人,……俨然一个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典范。”参见哈维尔?桑蒂索著,高静等译:《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74页。

  [36]MarioSznajderSource,“DilemmasofEconomicandPoliticalModernisationinChile:AJaguarThatWantstoBeaPuma”,InThirdWorldQuarterly,Vol.17,No.4,1996,p.732.

  [37]RicardoFfrench-Davis,“EconomicReformsinChile:FromDictatorshiptoDemocracy,PalgraveMacmillan;SecondEdition,October12,2010,preface,p.165,182.

  [38]PeterJ.Meyer,“Chile:PoliticalandEconomicConditionsandU.S.Relations”,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www.fas.org/sgp/crs/row/R40126.pdf.p.3.

  [39]MarcusTaylorSource,“FromNationalDevelopmentto'GrowthwithEquity':Nation-BuildinginChile,1950-2000”,inThirdWorldQuarterly,Vol.27,No.1,p.82.

  [40]苏振兴先生较早就注意到J?拉莫斯和弗伦奇-戴维斯有关文人政府已经偏离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智利的经济成就是“逐步背离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参见苏振兴:《智利的经济政策与发展模式》,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2期。

  [41]1975年,智利的产出下降了12.9%,失业率上升到16.9%,财政赤字虽降低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但通胀率仍然在380%。参见EvaA.Paus,“EconomicGrowththroughNeoliberalRestructuring?InsightsfromtheChileanExperience”,inTheJournalofDevelopingAreas,Vol.29,No.1,Oct.,1994,p.37.

  [42]1982年,智利的GDP降至14.1%,失业率达到23%以上,实际工资下降10%以上。参见HernánBüchiBuc,“HowChileSuccessfullyTransformedItsEconomy”,inBackgrounder,No.1958,September18,2006,p.1.

  [43]1985年以后,智利军政府的经济决策者不再将出口仅仅视为融入国际市场,而是将其看作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力量;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不再单纯致力于稳定价格,而是将宏观经济政策视为能够促进潜在生产能力的手段。

  [44]在1973年发生军事政变之前,智利政府控制了25家银行,近500家公司和3700个农场;在经历了私有化进程后的1990年,政府手中尚存1家银行和41家企业,其中包括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参见JavierMartinez,AlvaroDiaz,Chile:TheGreatTransformation,Washington,TheBrookingsInstitution,1996,p.54.

  [45]JavierMartinez,AlvaroDiaz,“Chile:TheGreatTransformation”,Washington,TheBrookingsInstitution,1996,pp.2-3.

  [46]时任财政部长布奇总结道:“由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大型团队对完成基础性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参见HernánBüchiBuc,“HowChileSuccessfullyTransformedItsEconomy”,inBackgrounder,No.1958,September18,2006.p.3.

  [47]WilliamR.Keech,“Democracy,DictatorshipandEconomicPerformanceinChile”.

  www.cgu.edu/include/SPE_Keech2004.pdf.p.4.

  [48]AlejandroOrtega,InternationalEffectsontheDemocraticOnsetinChile,Stanford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28Spring2010.www.stanford.edu/group/sjir/pdf/Chile_11.2.pdf

  [49]K.Remmer,PartyCompetitionandPublicPolicy:ArgentinaandChile,1890-1930,Lincoln,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1984,p.210.

  [50]JavierMartinez,AlvaroDiaz,Chile:TheGreatTransformation.Washington,TheBrookingsInstitution,1996,p.139.

  [51]哈维尔?桑蒂索著,高静等译:《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52]1986~1987年军政府先后宣布允许大多数政治流亡者回国,释放大批政治犯,开放党禁,对反对派作出让步。1988年皮诺切特答应接受公民投票结果,不再担任总统,但与反对派谈判,保留了1980年宪法中规定的一些军人特权,其中包括皮诺切特留任8年陆军总司令和具有“终身参议员”身份,保持1978年大赦法律的有效性。这些妥协阻碍了文人政府政治改革的步伐,直到2005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1980年宪法作出了58条实质性修改,智利才真正回归到民主国家的行列。

  [53]即1836~1839年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联邦的战争;1861~1866年反对西班牙人的海上战争;1879~1884年与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南太平洋战争”。

  [54]智利政府领导的与南方阿劳坎人的战争直到1883年才结束。

  [55]DavidE.Hojman,“NationalCulture,CulturalChangeandEconomicDevelopment:TheChileanCase”,inResearchPaperSeries,No.7,2004,p.10.

  [56]江时学:《拉美二百年发展进程中的五大难题》,载《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

  [57]张家哲:《拉美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载韩琦等主编:《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

  [58]哈维尔?桑迪索著,高静等译:《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74页。

  [59]智利的基尼系数从2002年的0.57降至2009年的0.53,2012年仍为0.49,尽管呈下降趋势,但变化并不太大。参见www.indexmundi.com/chile

  [60]在过去10年中,智利的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在增加,2005年占GDP的0.6%,2010年占GDP的0.8%(这仅是全球平均水平),但远远低于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

  [61]AndrésSolimano,“ThreeDecadesofNeoliberalEconomicsinChileAchievements,FailuresandDilemmas”,inResearchPaper,No.3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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