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战以后，美国文官政府与军方之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s)不仅是美国学界争论不休的议题，也涉及美国民主政体的操作、稳定以致合法性的问题。二者之间的均衡、和谐与否，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中的若干重大决策的成败。了解美国军政关系的历史走向，把握美国军政关系的内涵与外延，对于现实地评估民主制度的“长”“短”项，掌控中美关系的主线，应对双边关系的不测以致危机，都有现实的和理论的需要。
（发表于冯绍雷主编的《思想史与国际政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87-122页）
二战以后，美国文官政府与军方之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s)不仅是美国学界争论不休的议题，也涉及美国民主政体的操作、稳定以致合法性的问题。二者之间的均衡、和谐与否，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中的若干重大决策的成败。了解美国军政关系的历史走向，把握美国军政关系的内涵与外延，对于现实地评估民主制度的“长”“短”项，掌控中美关系的主线，应对双边关系的不测以致危机，都有现实的和理论的需要。
一、美国军政关系的理论沿革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1957年发表的《士兵与国家》一书，[1] 为西方现代军政关系研究之首创。 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美国学界中少有的比较彻底摆脱传统欧洲学派的力作。在此前后，尽管美国学界开发了大量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理论著述，主导了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中几乎所有领域，但均未摆脱源于欧洲的传统西方政治思想理论的三大范式，即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2] 美国政治学界中这种理论的贫困，即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创新，其实也是美国社会中强大的、无处不在的反知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折射。[3]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初，法国学者德奎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考察美国时就曾注意到，美国教育重普及而轻提高，有广度而无深度，重实用技术而忽视哲理。其结果是初等教育普及，却鲜有重量级的知识精英。[4]
《士兵与国家》一书的独到之处在于，该书是1832年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5] 一书问世135年后，西方学者首次系统地阐述了西方民主政体中的军政关系问题。相比之下，克劳塞维茨仅仅是从政治与军事、外交手段与战争行为等广义甚至抽象的角度提出了问题。虽然这对于欧洲国家中盛行的尚武风气，以及未来百余年中愈演愈烈的欧洲战事和世界大战，不失为某种清醒剂；然而对当时西方国家中日益膨胀的军界势力、及其与政治/民众之间的整合问题，并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二十世纪由欧洲开始的“总体战”(total wars) —— 即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 —— 极大地削弱了欧洲的国际地位，无论是战胜国和战败国均沦为二流国家， 欧洲军政关系发展的自然进程也由此转向。战争疲劳症和战争恐惧症，使欧洲军队和军事战略在欧洲政治和社会中的地位重新回归“正常”。而冷战期间，欧洲以外的超级强国（美国和苏联）又主导了欧洲事务，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方面的自主性也因此而降低。
与欧洲的走势相反，两次大战中均采取后发制人的美国得以在战后主宰世界。1939年二战在欧洲爆发，美国三军（陆、海军和陆战队）总兵力不足35万（其中陆军20万，海军12.5万，海军陆战队2万），且武器装备远逊于欧洲主要国家；二战结束时，美军兵力达一千二百万，增长了34倍。美国不但成为所谓“民主的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罗斯福语），而且是世界唯一的核武器国家。[6] 美军则在全球设点布局，扩展美国的势力范围，成为美国霸业的矛与盾。在外交、防务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层面，美军也成为美国政治和政策制定当然的和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传统民主政治的运作机制已无法容纳其日益扩大的利益诉求。与此同时，美军本身技术含量突飞猛进，文官政府已难以用简单的行政机制管理美军，以主流社会的自由主义理念为美军进行“思想控制”也难以梳理复杂的技术因素。更加专业化、技术化的美军不断拓展其专业领域，而这对大都是“通才”(generalists)的政界人士来说，对军方的领导和控制要么力不从心，要么鞭长莫及。[7]
根据亨廷顿的观察，二战后美国军政关系失衡，其中还有一个“结构性”问题，即美军操作环境的“不对称”性。首先，美军在世界各地通行无阻、无拘无束；然而在美国国内却受制于文职官员，且必须与其他利益集团“公平竞争”，分享有限的资源。[8] 美军内外“待遇”的强烈反差，或许是美军对内桀骜不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重要原因之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总统与战区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之间的冲突，凸显了美国政治中“武盛文衰”的大势，以及美军在国内民主环境中反而“水土不服”的现象。
有鉴于此，亨廷顿在《士兵与国家》中首次提出所谓“客观控制”的概念(objective control)，即美国文官政府应允许军界在专业化和现代化等领域拥有相当自主权，以换取军方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文官政府的认可和服从；在军事技术发展一日千里的时代，军方的自主管理与自我调节势在必行，对此文官政府不必时时处处插手军界事务。与“客观控制”相对应的是所谓“主管控制”(subjective control)，即文官政府对军队控制的最大化(maximizing civilian power)，以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念使军队“文明化”(civilized the military)。[9]
其实，亨廷顿为美国军政关系开出的“客观控制”的“文武之道”，是不得不为。首先，二战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美军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美国国内最具影响的利益集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更不情愿回到战前的状态。其实文官政府为了美国的全球利益，也无意为重新控制美军而放弃美军在世界范围的存在。有鉴于此，亨廷顿把美国军方与文官政府之间这一复杂的互动定性为“共生”（symbiotic）、依存和竞争的关系。并以“客观控制”的方式重新规范游戏规则，避免军方“出轨”，进而动摇美国的民主体制。尽管如此，亨廷顿对美国军政关系的长远走向仍然是悲观的，亨廷顿在《士兵与国家》一书的结论中认为，美国的军事安全与自由主义理念之间的冲突之缓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美国外部的威胁（前苏联）程度降低从而导致军队地位的降低，要么削弱美国自由主义的理念；在前者的威胁无法消除的情况下，亨廷顿认为美国的理念有必要偏向和迁就军方的保守主义信条，舍此便无法实现军政关系新的均衡（new equilibrium）。[10]
如果说亨廷顿的军政关系说属于“机制分离”派（institutional theory），即在军政之间进行体制上的重新规范，毛里斯·杰诺维茨(Morris Janowitz)则强调军政之间的“融合”(convergence)。杰诺维茨也认为信奉保守主义的军队是对民主自由理念的威胁。与亨廷顿不同的是，杰诺维茨认为亨廷顿的“分离”建议为下策；在一个健康的民主体系中，民众必须以更为积极的参与方式融入军事体制；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募兵制，以此确保军人对自身“公民”（citizen）、而非“雇佣”(mercenary)身份的认同。为此，杰诺维茨还主张在美国大学中大力推行“后备役军官培训项目”（Reserve Officer Training Corps, or ROTC）, 以确保军事院校无法垄断对军官的培训，以此维系军队与社会的联系。尽管杰诺维茨的“融合”论与亨廷顿的“分离”论南辕北辙，杰诺维茨对未来美国军政关系的走向却与亨廷顿惊人的相似，认为前景只有两种：军队的文明化（civilization of the military）或美国社会的军事化（militarization of society）。哪种前景更有可能，杰诺维茨并未言明。但事态的发展证明是后一种趋向，即社会的军事化。[11]至此，杰诺维茨的“融合论”与亨廷顿“分离说”殊途同归，美军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日趋重要和特殊的地位，为大势所趋。[12]
亨廷顿为美国的军政关系确立的规范，在多大程度上理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和理想目标，这也许是亨廷顿的《士兵与国家》的最大贡献。 亨廷顿理论框架的另一贡献，是在学界和政策界之间开拓了军政关系研究的一片天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西方的学者，此后美国军政关系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逐步成为一个跨学科、与政府和军方关系极为密切的特殊的知识园地（intellectual space）。[13] 如今，亨廷顿所开创的这一领域已半个世纪有余，其中一些主要概念已显陈旧，显然无法与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军政关系与时俱进。然而其基本理念——如“客观控制”、“主观控制”等——仍为后人所沿用和争论。
二、美国军政关系的历史轨迹：
亨廷顿对美国军政关系的担忧是实实在在的，他在《士兵与国家》一书中称美国的军政关系已经处于“危机”状态（crisis）。[14] 此言并非耸人听闻。其实，《士兵与国家》一书本身就是一部应急之作。起因是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战争期间公然违抗杜鲁门总统的命令，执意扩大战争。此后，美军人抗命和犯上的例子屡见不鲜。朝鲜战争以后，军方的开支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又与政界和商界打造盘根错节、无孔不入的军工集团。军工集团的呼风唤雨之力，甚至连二战期间曾担任联军欧洲战区司令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为之震动，在1961年初的卸任演说中，艾森豪威尔警告美国军工集团对政治和社会的负面影响。艾森豪威尔的警告，标志着美国文官政府在应对日益强大、且咄咄逼人的军工集团的压力时，美国的“国家利益”已日益屈从某些利益集团的私利。[15] 在传统的文官政府和美军之间军工集团的出现，为美国的军政关系注入了更为复杂的因素。美国军政关系似乎是永远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循环往复之中。
学人的担忧、官员的无奈是一回事；美国国家安全精英所塑造和渲染的美国军政关系又是另一回事。整个冷战期间，精英们衡量美国的军政关系正常与否的标准似乎只有一个：即美军是否有发动政变、推翻政府的意向（propensity）；除此之外，军政之间的任何纷争均属正常，无关大局。[16] 而事实上，美国文职官员与军方的互动是介乎于“零和”之间的广大灰色地带。尽管没有军事政变发生，但军政关系远非平顺。
2.1 杜鲁门时期：军人坐大： 杜鲁门作为美国战后首任总统，任期内经历了美国军政关系最严重的危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当时麦克阿瑟将军坐镇日本，在朝战初期我行我素，使美军遭受重大损失；又执意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还对杜鲁门总统不屑一顾，迫使杜鲁门中途换将。麦克阿瑟事件被认为是美国军政关系前所未有的危机，类似“抗上”的事例直到二十一世纪才再度出现（奥巴马与麦克里斯特尔将军）。
然而远在麦克阿瑟将军挑战杜鲁门总统几年以前，美国的军政关系就危机四伏。二战一结束，美国三军（海军、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就竭力阻止杜鲁门总统建立统一指挥体系（unified command）的努力，力图保持各军种各自为政的现状。为此，军界高官们四处游说，到处串联，极力诋毁杜鲁门整合美军的计划。海军上将厄尼·金甚至对国会说，杜鲁门的计划“不符合民主观念”。无奈，杜鲁门只好与军方“谈判”，幕后交易，妥协了事。此后设立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各军种尤其是海军和陆战队，均保留了极大的自主性，统一指挥只是形式上的。身为三军统帅，杜鲁门总统在军机大事上只能与三军首长“协商”而不能发令，在美国军政关系世上开了先例。从此以后，文职官员也只能事事与军方商量。在预算、核武器控制权、种族平权问题上，军方事事要价，处处设卡，使杜鲁门十分头疼。而最为尴尬的莫过于直接分管军队的文职官员国防部长了。他既不能得罪军界高官，又必须执行总统的指令，美国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佛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因此神经崩溃，卸任后不久便自杀身亡。[17] 美国军方对杜鲁门文官政府的种种不敬，由此可见，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间的冲突，绝非是个别或特殊的现象，更不可简单归咎于麦克阿瑟将军放荡不羁、我行我素的性格。而是美军对战后第一届文官政府一系列不合作甚至挑战行为的自然延续和总爆发。事实上，在杜鲁门任期内，与军方的冲突似已成常态。按美国历史学家麦克·霍根（Michael Hogan）的话说，在杜鲁门执政时期“要军界领导人尊重文官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利已不可能。… … 军人要求在决策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对他们不喜欢的政策极力抵制，有时甚至是公开违抗包括总统在内的文职官员的命令。”[18]
2.2 艾森豪威尔与军工集团的崛起 按照常理，由艾森豪威尔这样资深的五星上将、二战英雄担任总统，是可以理顺杜鲁门时期严重扭曲了的军政关系的。为此，艾森豪威尔撤换了所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亲手安排新人选。然而事态的发展与预期完全相反。艾森豪威尔不仅无力扭转局面，反而在一系列重大军事安全问题上且战且退，屈从军方压力，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起因是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Massive Retaliation）。甚至在上任之前，艾森豪威尔就认为，在核武器时代进行战争是完全无效（completely futile）甚至是愚蠢的（stupid）。 “大规模报复战略”实际上是建立在尽量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的“廉价”战略：即对外以核武器威慑苏联，使其不得轻举妄动；对内消减军费、裁减军队，实行“小政府”、少征税，达到政府收支平衡。然而艾森豪威尔一举两得的大规模报复战略，首先就在陆军通不过。因为陆军是裁减的首选。艾森豪威尔一手栽培的陆军参谋长李奇微（Ridgway）将军带头发难，指责艾森豪威尔的计划是逻辑混乱、不现实、不道德，与军人的荣誉和传统相搏；并拒绝执行裁军命令。无奈，艾森豪威尔被迫于1955年解除了李奇微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其继任马克思威尔·泰勒将军（Maxwell Taylor）就职时，宣誓要忠实执行文官政府的命令，但上任后接着与艾森豪威尔作对。《纽约时报》1956年在头版以“军官们造反了”为题（Colonel’s Revolt），来形容泰勒抗命犯上的行为。
如果说陆军是为自身生存而与文官政府处处作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受益者空军则顺水推舟，借大规模报复战略之名，大力扩充战略空军的实力，把本来以减少军费为主旨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变成战略空军的摇钱树。为此，空军不惜谎报军情、肆意夸大苏联的军事实力。五十年代初，美国战略空军挑选了前苏联境内的70个目标作为其打击对象；到1956年，战略空军的打击目标已多达2,997个；1957年达3,261个；1959年战略空军估计，美国的核打击目标在1963和1970年将分别达到8,400和10,400个。此间，美军的核弹头储备已从1953年的1,169枚增加到1960年的18,638枚。原本是为了节约军费而制定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军方的肆意篡改中早已面目全非，美国为之付出巨大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军方与军火商勾结一气、里应外合，组成盘根错节的军工集团（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美国国内政治开始出现军事化（militarization）的倾向。军人出生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1961年1月17日的告别演说中，提醒美国各界要警惕军工集团对美国政治和社会无孔不入的影响力。艾森豪威尔的表白，表明这位军人出身的总统在任八年，也是与军方打交道失败的八年。[19] 如今，美国军工集团已不仅仅局限于军界和军事工业集团，而是繁衍成为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军界-军工-石油-政界-好莱坞-学术-媒体庞大的联合体（complex），与美国政治、社会的日常运作已难分彼此。[20]
2.3 肯尼迪时期：从古巴到越南 继任的肯尼迪政府给人以朝气蓬勃、“出类拔萃”[21] 的形象，与艾森豪威尔的老人政治有天壤之别。然而在肯尼迪政府光鲜的表象背后，愈是美国军工集团挥之不去的阴影。事实上，美国军工集团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已经发展成为左右美国政治的庞大的利益集团。1960年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和约翰逊就是在军工集团的纵容下（保罗·尼茨是背后主谋），攻击共和党扩军、“尚武”不力，使美国的战略导弹数量大大低于苏联，编造了所谓 “导弹差距”问题。[22] 既然是借军工集团之力入主白宫，肯尼迪本人亦深知华盛顿政治漩涡中军工集团呼风唤雨的能力，因此上任后也对之保持距离和戒心。
与此同时，军方对总统及其身边书生背景的所谓“出类拔萃”之辈也不屑一顾；同时也在评估新任总统的政策意向，试探其对军方的态度。而双方在古巴问题上交锋的第一个回合，军方就占了上风。其实，美军方在肯尼迪就职前就酝酿入侵古巴，而此时中情局也在秘密训古巴流亡分子，并在肯尼迪上任后不久即呈报入侵方案。美官方后来解密的档案表明，肯尼迪对中情局的入侵方案犹豫不决，[23] 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姆尼泽将军对此加以评估。而莱姆尼泽明知中情局的入侵计划漏洞百出，风险极大，却予以放行；并在入侵行动遭遇意想不到的抵抗时拒绝提供空中支援，从而导致1961年“猪湾事件”的惨败， 令就职不足百日的肯尼迪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尴尬万分。而军方的真正目的则是巴不得中情局的行动失败，军方即可“名正言顺”地大举入侵古巴。肯尼迪事后大有上当受骗之感，然而悔之晚矣。[24] 此后肯尼迪本人对中情局和军方更不信任，转而倚重由麦乔治·邦迪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在一年半以后古巴导弹危机的13天的日日夜夜里，肯尼迪主持的处理危机的“执行委员会”（ExCom）仅仅与军方高官会面一次；为了保持与苏方联系的畅通，肯尼迪绕过美国军方和情报系统，启用其任司法部长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通过克格勃在纽约的特工，直接与赫鲁晓夫单线联系，最终达成协议、化解危机。整个危机期间，军方都力主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为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指令与不顾，坚持以军方的“标准行动条令（Standard Operational Procedure）” 拦截苏联船只，即以舰炮对甲板上载有弹道导弹的苏联货船上空发炮警告。这在麦克纳马拉看来无疑是在拿核战当儿戏。事实上，美国军方一直在伺机扩大事态，以实现其军事上入侵古巴的最终目的，这与肯尼迪尽量控制、最终化解危机的设想南辕北辙。[25]
1963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得以化险为夷，使美国军政关系的天平向文官政府倾斜。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执意在预算、军购、军力配备、核战略、作战计划、应急方案等各个方面对军方进行全面和直接的控制。来自学界的麦克纳马拉和他的助手坚持军方的任何决定和方案都必须有理有据，并且有充分的数据支持。而军方高官们则根据传统、经验和习惯，加上个人的判断来应对麦克纳马拉各种学究式的问题。私下里，军方高官们牢骚满腹。空军参谋长李梅上将(LeMay) 把麦克纳马拉和他手下的“神童”们(whiz kids) 称之为“自我标榜的军事专家”，但实际上只是“业余水平”，自以为比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还在行。空军参谋总长托马斯?怀特则认为麦克纳马拉带来的那些过分自信、目中无人的所谓“防务谋士”(defense intellectuals)，其实都是些不食人间烟火、对美国的敌人缩手缩脚的人。
对麦克纳马拉来说，最令其吃惊和反感的莫过于美国战略空军的作战方案了。空军的打算是，一旦别的办法不行，就打算动用核武器，把共产主义世界炸个“底朝上”。另一方面，军方则认为麦克纳马拉不过是个两面三刀的伪君子；为达到目的，对国会、媒体和下属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无诚信可言。在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时，美国文职官员与军方的关系实际上已处于危机状态(crisis proportion)。然而普通美国人、甚至名牌大学的学生学者，对美国当时军政间的深度裂痕都知之甚少，看到的只是军政和谐的表象；对出自华盛顿的国家安全政策以及美军在世界各地的部署和征战当然也坚信不疑，甚至毫无保留地支持(unquestioning deference)。[26]
在肯尼迪时期的军政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军人是否服从文官统治的问题。由于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和冷战体系的形成，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中意识形态化和军事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到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的文官政府本身不仅难以独善其身，更有身不由己或与军工集团同流合污的倾向。 比如，为应对以戈德华特（Goldwater）为首的共和党极右派攻击民主党对共产主义“手软”的指责，肯尼迪政府以及后来的约翰逊政府一步步卷入越南战争。[27] 肯尼迪上任之初，美军在越南仅800人；到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身亡，驻越美军为19,000人。约翰逊接任总统后，美军人数更达50万之多。此间，倒是美国军方不情愿大规模卷入越战。1967年夏，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以集体辞职相威胁。[28] 至此，美国政治中倒是文职官员更为热衷于穷兵黩武。亨廷顿几年前提供的“客观控制”的理论框架 ——即文官掌权、武将听命；军人习武、不干其政——实际上已经破产：它既不能描述和解释美国的军政关系，更无法指导实际的政策操作。一个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自制的文官政府，比之出舞枪弄炮的军人，对美国政体和国际安全将构成更大的威胁。
事实上，肯尼迪总统与副总统约翰逊之间的微妙关系更值得玩味。1963年11月 22日肯尼迪遇刺前，签署了一份《第236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计划从1963年圣诞节开始从越南撤军1000，两年内撤出美国在越的全部军队（19,000名）。肯尼迪被刺40年之后，当时担任副总统的约翰逊的情妇马德莱娜?布朗(Madeleine Brown)，接受了法国《费加罗杂志》专访时披露，刺杀肯尼迪的幕后策划和指挥者就是约翰逊本人，背后是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29] 有关肯尼迪遇刺的著述汗牛充栋，包括法国媒体最新披露在内的绝大部分分析都指向利益集团的阴谋。如德州石油巨头与约翰逊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30] 但几乎都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副总统约翰逊在肯尼迪死后两小时即宣布接任总统，并在肯尼迪葬礼的第二天就签署了《第273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对肯尼迪签署的逐步撤军《备忘录》来了个180度的转向，开始大规模向越南增兵，美国在越南的 “升级”从此走上不归之路，投入兵力最多达50万人。[31]
同样受到共和党右翼的攻击，为何肯尼迪得以顶住压力而决定逐步撤军，而约翰逊却反其道而行，大规模干预？[32] 一个可信的解释是，肯尼迪的逐步撤军决定一旦实施，将严重影响美国庞大的军工集团数千亿美元的军火产销和战争红利；而来自美国南部的副总统约翰逊不仅代表了该地区传统的石油工业，而且也是日益崛起的武器、航天及其有关的产业综合体的代言人，更顺应了美国军方内部的军备采购系统的意愿。[33] 不管约翰逊本人与刺杀肯尼迪的事件本身有无瓜葛，肯尼迪尸骨未寒，约翰逊就匆忙改变前任的撤军决定， 至少不能排除军工集团的因素。
肯尼迪被刺以后，越战又打了12年。美军投入了除原子弹以外几乎所有的现代化武器，仍无法挽回颓势。越战作为美军在二十世纪最长的战争，为何美国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付出代价如此之高，实际上与这一期间美国军政关系的特殊性有关。首先是美国高层文官一开始就大事化小，把本来就是一场残酷的战争说成是“警察行动”(police action)。同时，分管军务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与军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后任美驻南越大使）串通一气， 一味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美国民众当然无从知晓真相。在具体决策中，甚至军方高官也被排除在外，至多是被要求提供一些“咨询”；重大军事战略仅由少数文官制定，然后叫军方照办。为了配合约翰逊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国内政策，麦克纳马拉专门设计了所谓“逐步升级”战略(gradual escalation)，人们也因此逐步习惯了这一遥远的战事。直到1968年的“春季攻势”(美方称之为Ted Offensive)，越方在南越100多个城镇对美军发起大规模攻击。尽管越方伤亡巨大，但对美军、美国国内舆论和约翰逊政府震动极大，美国内反战呼声迭起；麦克纳马拉所制定的军事战略彻底破产；为此，麦克纳马拉引咎辞职，约翰逊也宣布放弃竞选下任总统。与此同时，美军驻越总司令维斯特莫兰将军要求增兵20万的请求也被否决，美军在越南取胜的可能已不复存在。[34]
2.4 越战“后遗症”：“温伯格主义”、美军与政治“挂钩”、与社会“脱钩” 鲍威尔将军（后任里根的国家安全主任和小布什的国务卿）在其回忆录中称，美军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对文官们直言不讳；对于打而不赢的战争，军方应大声说“不”；且尽可能避免卷入与美国核心利益关系不大的冲突之中。[35] 这些以美军在越战中以巨大代价和最后失败换来的教训，加之1983年黎巴嫩自杀式袭击给美军造成的巨大伤亡（241名美军死亡），构成了1984年发表的“温伯格主义” 的核心，[36] 并在冷战结束初期由“鲍威尔主义”(Powell Doctrine)进一步加以肯定。[37]
“温伯格主义”的意义有二。首先，它对美国未来使用武力制定了严格的先决条件，即必须是涉及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时；必须具有明确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必须事先得到公众和国会支持；以及必须作为最后手段。第二，一旦文官政府决定使用武力，军方应有权决定如何操作。“如果我们决定有必要在某种形势下动用武装力量，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势在必胜；如果我们不情愿使用武力或不愿意为达标而提供必要的资源，就干脆不要动用武力。”[38] 换言之，美军不打则以，打则必胜。可以说，温伯格主义的制定是汲取了越战的教训，事实上是代表军方，以亨廷顿的“客观控制”为蓝本，重新界定美国的军政关系。
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也进行了重大转向，即由进行朝鲜、越南之类的所谓“有限战争”，转向美军的传统对手前苏联以及由此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常规战争。美军的转向得益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七十年代的美苏缓和由于苏联军力的膨胀以及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已走入死胡同。二是以保守主义和强硬派著称的里根于1981年入驻白宫，把前苏联称之为“邪恶的帝国”，对苏奉行强硬路线，积极整军备战，致力于“星球大战”，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各个领域与前苏联全面竞争和对抗。
与此同时，美军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的定位发生了静悄悄的、却具有实质性的变化。里根上任后不仅重新调整军事战略，同时致力于扭转军人在美国公众中的负面形象，不失时机地对军人大加赞扬，称军人为美国社会的出类拔萃之辈。里根甚至开创了总统行军礼的先例（以后的总统，不管当没当过兵，都对警卫还以军礼；而里根的前任们，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尽管有更为显赫的从军经历，却总是以文官形态出现在公共面前）。甚至对刚刚结束的对美、越人民都造成巨大创伤的越南战争，里根也多以溢美之词。里根对军人的关爱——不管是在言辞上或是物质上的——使美军开始钟情于政治上更为保守的共和党。而在此之前，美国军人在政治上总是超脱的。事实上，美军已开始逐渐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利益集团，而非仅仅作为服务于国家的一个部门。美军向“参政”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美军的这一参政方式，实际上是美军作为一个整体的某种心照不宣的意向，而非军方的正式决定。 越战后美军的最大变化是由志愿兵取代募兵制，或称“大离婚”(the Great Divorce)。此举的直接效果是，美国一般民众对美军海外用兵从此兴趣大减，军队也与社会渐行渐远；Michael Doyle的“民主和平论”的主要前提——即国民直接承受国家对外战争的负担——从此不复存在。[39] 9/11以后，一般美国人及其在国会的代表，对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都极力支持，很少提出疑问。如今，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已近十年，开销达万亿；然而恐怖分子越打越多，恐怖手段无奇不有。而美国社会中居然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反战运动。 美军与美国社会基本“脱钩”，美军的海外军事行动已不受制于美国国内民意和舆论的制衡。[40]
2.5 柯林顿：后冷战的诱惑与制约 海湾战争美军大获全胜，冷战嘎然而止，处于“单极瞬间”的美国[41] 已无敌手，柯林顿时代的美国顺势将战略重点转向以人道救援为目标的所谓“克林顿主义”。九十年代，美军在索马里、海地、波士尼亚以及其他“麻烦地区”频频用兵。与此同时，1990至2000年间美军的人员减少了33%，预算减少27%，而美军在世界多处设点、布阵，人力、物力和士气均大受影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力主审慎用兵，视为人权而战的“柯林顿主义”为不务正业；而柯林顿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却积极“请战”，《时代周刊》因此称波士尼亚战争为“奥尔布赖特的战争”（“Albright’s War”）。[42]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白宫方面主张短期空中打击和地面干预；军方高层则坚持延长空中打击，并避免地面部队卷入。不仅如此，军方还阳奉阴违，以各种手段迟滞地面装备的输送，以拖延地面行动的开始。[43]
其实，美国军方一开始就看不起当年参加反对越战的克林顿。整个八十年代，军人的地位在里根的关爱下，经过海湾战争和冷战胜利的洗礼，早已洗刷了当年的“耻辱”。而且，克林顿执政初期，就与军方在同性恋参军问题上迎头相撞。柯林顿在竞选时就提出美军应对同性恋者敞开大门，并保证一旦当选，一定要解除禁止同性恋参军的禁令。对此，以鲍威尔为首的军中高层人物公开抵制柯林顿的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暗示要以集体辞职来抗议。无奈，克林顿只好与军方妥协，实行所谓“不问不说”(Don’t ask, don’t tell)的政策。在同性恋参军问题上碰壁，又赶上美国1993年10月干预索马里失败，柯林顿在美军高层中已威信扫地。在以后的任期中，克林顿对军方束手无策，听之任之。然而双方在公开场合还可以逢场作戏，以维持美国军政和谐的表象：即克林顿装模作样在发号施令，军人们家装服从指挥(Clinton pretended to give orders and the military pretended to obey)。[44] 克林对的尴尬处境从其性丑闻中可见一斑。整个九十年代，美军中不断有性丑闻见诸于媒体，比如海湾战争几个月后发生的“尾钩”(Tailhook)事件，涉及到一大批海军高官。其他军种也不时有性丑闻曝光。尽管如此，军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不降反升，相比之下，克林顿本人的性丑闻不仅为媒体大肆渲染，而且成为国会调查的对象，几乎受到弹劾，从此名声扫地。[45]
2.6布什治军：“军事革命”与“战时总统” 军方对克林顿政府的抵制以致厌恶不仅仅在于政策分歧。对于大都有越战经历的高层将领来说，冷战以后的美国的三军统帅（总统）不仅没有军旅经历，当年要么反战（柯林顿），要么“避战”（小布什），至少在人格上难以为曾经为国效力的军方将领所折服。尽管如此，美军高层对共和党的小布什政府还是给予相当期望。这不仅由于布什内阁中有两位前防长（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更因为布什在竞选中对军方多有承诺，并且极力反对以人道主义为由到处用武的“柯林顿主义”。赖斯在2000年8月1日的共和党大会上宣称，美军“不是国际警察。不是世界的911”。[46]
然而布什的治军理念很快就与军方的利益相搏，导火索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军事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即走精兵之路，把“大而全”的冷战机器，以高科技打造成一个少而精的美军。无论在任何意义上，拉姆斯菲尔德的理念都无可非议，至少是在与时俱进。然而拉姆斯菲尔德对五角大楼的“整肃”、使美军“消肿”的做法，意味着裁减过时和昂贵的武器研发项目，直接影响到美军中各军种的利益和数不清的武器承包商的利润。拉姆斯菲尔德的努力虽有所斩获，然而阻力重重，军中怨声载道。拉姆斯菲尔德对此十分失望，又无可奈何。9／11事发前一天，拉姆斯菲尔德对五角大楼雇员“训话”时表示：
今天的议题是一个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敌人。这个敌人是世界上中央计划体制最后的堡垒之一。它以五年计划的强制方式，从一国之首都发号施令，力图使其指令跨越时空，达及五洲四海。这个敌人对自由思想和新颖思维的打压不竭余力。它干扰美国的国防，使在美军服役的男女公民处于危险之中。
也许这个敌人听起来像是苏联，但苏联已不复存在。而今天的这个敌人则相当狡猾和残忍。也许你们认为我是在描述世界上所剩无几的老朽的独裁者，但那些独裁者亦来日不多。无法与这个敌人的实力和规模相提并论。
这个敌人近在眼前，它就是五角大楼的官僚机构。[47]
随即发生的9/11恐怖袭击，至少暂时搁置了布什政府与军方的纠葛。随之而来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事，主战的文官与军界纷争再起。在军事战略层面，阿富汗战事未了，布什政府即下令美军挥师伊拉克，遣散的塔利班力量因此得以喘息，最终卷土重来，对阿富汗重建构成严重威胁，军方至今对此耿耿于怀。伊拉克方面，美军高层主张以数十万大军对伊构成数量和质量上的绝对优势；副国防部长、新保守主义干将沃夫威茨则认为如此用兵“过于离谱”（wildly off the mark）。此后，美军虽速战速决，却由于政策失误和兵员匮乏一直难以对伊进行有效占领和管制。2006年秋，布什政府最终意识到增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军方则得出相反的结论，即美军在伊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手段”，增兵越多，问题也会越多。[48] 布什政府最终决定对伊增兵两万，对早已“过载”的美军来说， 这意味着更长的轮换周期，更少与家人团聚，更多的心理压力和心理障碍（即“创伤后压力综合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更多的军内暴力事件。胡德堡陆军基地2009年11月5日的枪击事件（13人死、30余人伤），凸显了美军所承受的巨大的心理压力。
布什政府与军界矛盾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以新保守主义为干将的布什外交-军事政策团队，对军队的专业技术领域和操作层面成功地进行直接控制和干预。这在越战以后尚属首次，不仅与“温伯格主义”的审慎用兵、不打则已、打则必胜的原则，也违反了亨廷顿为美国军政关系所设立的行为规则，即美国文官政府与军界的“分工”：军方在专业化领域拥有自主权；文官政府则掌管“战与和”这样与美国国家利益有重大关系的决策权。
布什政府中文官政府越俎代庖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布什本人的原因。一方面是为避免柯林顿时期军方对文官政府的“不敬”，更是由于受到著名新保守主义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艾律奥特·库恩(Eliot Cohen)2002年的《最高统帅》一书[49] 的启发，立志做库恩笔下像林肯、克列孟梭、丘吉尔、本-古里安等文官出身的“战时统帅”。据库恩本人伊战两年以后称，布什不顾军方反对发动对伊战争，《最高统帅》一书是启蒙和指南。对此，库恩将其演讲的题目定为《坐在扶手椅上的杀手》(“Armchair Killers”)，[50] 以此为布什树立“战时总统”的形象。然而这并不能挽回伊拉克日益恶化的时局，美军中近半的官兵认为布什指挥不当，使美军在伊拉克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地。[51]
尽管如此，军方很少公开挑战布什政府，即便是军方有充分理由证明文官政府的错误的时候也是如此。2003年，陆军参谋长辛塞克(Shinseki)认为布什政府用于进攻伊拉克的兵力太少，然而辛塞克也只是是通过正常渠道（先在内部、然后在国会作证）发表意见。[52]
军方对共和党政府百依百顺的态度，在2009年初奥巴马入主白宫时，开始发生微妙变化。
2.7 奥巴马未“老”先“衰”？ 2010年6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解除了美军驻阿富汗司令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上将的职务，任命四星上将、美国中央战区司令帕特瑞斯 (David Petraeus)接任。
麦克里斯特尔将军接手阿富汗战事仅一年即去职，美国左翼的《滚石》杂志2010年6月号的专访文章是导火索。文中麦将对奥巴马和其他高层文职官员出言不逊，说他对奥巴马总统感到失望，还嘲笑了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美驻阿大使等高官。 然而奥巴马阵前换将，非一日之寒。一年来，奥巴马政府与军方就阿富汗战事的分歧此起彼伏，此轮美国军政交锋的源头是在2009年9月麦克李斯特将军在媒体上对奥巴马政府发起的轮番攻势。9月20-21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分别透露了麦克李斯特将军在8月30日提交给奥巴马政府的的一份秘密报告；在这份66页报告中，麦克李斯特要求奥巴马政府对阿富汗紧急增兵3-4万，否则美国将输掉阿富汗战争。[53] 9月27日，麦克里斯特尔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的《60分钟》节目采访，公开要求奥巴马总统向阿增兵四万，否则美军必败。四天后，麦克里斯特尔在伦敦战略研究所演讲，公开质疑副总统拜登消减驻阿美军的主张。事实上，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团队正在重新评估就阿富汗问题；而麦克里斯特尔则无法容忍文职官员的议而不决。一个月里，一位战区司令官数次在公开场合高调质疑总统的决策，挑战奥巴马的权威，在美国军政史上极为和罕见。这不仅极大地制约了奥巴马政府内外变革政策的实施，也凸显了美国军界与文职官员之间微妙复杂的互动关系中似渐加深的裂痕。
麦克里斯特尔出身军人世家，长期服役于美陆军特战部队；在2001年和2003年的阿、伊战争初期，分别指挥特战分队深入敌后，出奇制胜，包括生擒萨达姆。麦克里斯特尔2009年5月接手阿富汗战区总指挥后，发现仅以军事手段应对塔利班不仅收效甚微，且大量平民伤亡引发日益强烈的反美情绪，反而使塔利班大得人心。麦克里斯特尔因此建议美军应以保护平民、发展经济、争取人心、巩固现有“成果”为主。然而此举势必以大幅增兵为前提。在技术层面，麦克里斯特尔的主张不无合理之处；然而竞选和执政初期曾数度允诺增兵阿富汗的奥巴马，后来更有意政治解决阿问题，甚至不排除延揽塔利班势力参政的方式，至少要防止美国更深一步的军事卷入。
麦克里斯特尔作为战区指挥官，绕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长这些正常渠道，直接通过媒体向美军最高统帅（总统）“喊话”，已超越了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军政关系的底线，与当年麦克阿瑟将军在朝战初期公开挑战杜鲁门政府，只是程度不同。然而麦克里斯特尔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海军上将（Mullen）和伊战英雄、中东司令部司令帕特瑞斯将军的爱将，在军界和情报系统有相当的人脉基础，其主张也得到保守势力的强劲支持。其公开“犯上”，使增兵阿富汗问题高度政治化，极大压缩了奥巴马政府目前对阿富汗战争进行的战略评估和决策的空间。事实上，奥巴马政府由此陷于两难境地，即增兵势必增加美军伤亡，引发社会反弹；反之则会被保守派扣上“绥靖”和“不忠”的帽子。由此，奥巴马为其政治理念和战略目标必须付出更大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奥巴马的理念，加上诺贝尔和平奖，又使其不情愿对阿大举增兵。唯一可取的战略就是继续以特战部队和无人机追杀基地头目。这虽然是麦克里斯特尔将军的特长，但对稳定阿富汗局势难有作为。
麦克里斯特尔将军作为阿富汗战区指挥官，在国内和国际场合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挑战三军统帅，这与美国军方在布什执政期间的忍气吞声有天壤之别。也许正是因为美国军方在布什执政期间由于过分屈从文官政府而付出相当代价，白宫的“颜色革命”（奥巴马最为首位黑人总统入主白宫）似乎为军方提供了一个重新梳理与文官政府关系的契机。麦克里斯特尔最终被解职，由伊战英雄帕特瑞斯将军接手阿富汗战事，奥巴马为首的文职官员与美国军方的关系恢复了某种平衡，但事件本身对奥巴马政府的负面影响是先而易见的。回头看，无论奥巴马如何回应，是否增兵阿富汗，增兵多少，其总统的权威和形象均已受损。在政策操作层面，奥巴马政府不过是继承了前任的烂摊子，甚至还未来得及施展自己的军事战略，其决策能力和意志就已受到下属的公开怀疑和挑战。相比之下，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频频失误，军方人士也只是在幕后或通过正常渠道（如国会作证）与布什政府交涉。
麦克里斯特尔将军此时挑战总统和美国宪法底线，也许不是简单的军政不和就可以解释的。事实上，麦克里斯特尔并非唯一对奥巴马说“不”的美国高官。 就在麦克里斯特尔将其对阿富汗的悲观报告有意泄露给《华盛顿邮报》前不久， 南卡众议员威尔逊在奥巴马国会就医保问题演讲时大喊“你撒谎!” 这种公然违反议程、在最高立法机构粗暴打断总统发言的现象，在美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54] 而在此前数月中，奥巴马在医疗、金融、税收、就业领域的改革政策，都在美国政治生态日益政治化和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气氛中被曲解以致被肢解。从2009年1月到10月，美国极右派的喉舌《福克斯》电视频道的实政节目主持人格兰·拜克（Glenn Beck）竟使用了127次“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字眼；330次“共产主义”，404次“社会主义”。[55] 看拜克的节目，美国方佛又回到了麦卡锡时代。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2009年10月授予奥巴马本年度和平奖，然而即便是对这样有助于提升美国国际形象的象征性举动，美国主流的自由派媒体的普遍反映愈是相当负面。[56] 居然看不到奥巴马的和平奖，不是对布什政府的简单否定，更可能是担心奥巴马在内政、外交和安全问题上显而易见的困境，最终会使美国的单边主义卷曲重来，祸及全球。
奥巴马刚入主白宫，即受到诸种“特殊礼遇”，不能不使人怀疑是否有某种“种族”成分在暗中发酵。然而作为美国首任黑人总统，族裔问题很可能是奥巴马任期内最难有作为的领域。早在2008年大选中，奥巴马的策略就是尽可能地回避或“超越”族裔问题，美国黑人主流对此一直有自己的看法。2009年中，一个偶然的事件凸显了奥巴马在族裔问题上“中立”却又相当尴尬的处境。哈佛大学黑人教授盖茨2009年7月16日在自己家里由于“行为不轨”(disorderly conduct)而被白人警察拘捕，奥巴马在事发之后对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城警察局的“低度”批评(“Cambridge police acted stupidly”)，居然引发了剑桥市警察组织的集体抗议，要求奥巴马公开道歉。其实，奥巴马对警方的批评并不过分，警方是在确认盖茨教授是房主以后仍以“态度不好”而将其拘留。然而整个事件由媒体无限放大，奥巴马不得不数次出面澄清，“承认”对事件了解不够，最终以白宫“啤酒高峰会”(beer summit)的方式息事宁人。[57] 为此，代表美国黑人知识精英的哈佛大学黑人社会学教授奥兰多认为，奥巴马在任期内不可能在族裔问题上有明显动作，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不是白宫中四年八载的“颜色革命”就可以根除的。[58]
身为总统，尤其是黑人总统，居然对美国国内仍然极为普遍的歧视少数（尤其是黑人）的现象无可奈何；任何白人总统，对类似明显的歧视现象可能都会有更鲜明的倾向性。奥巴马政府任期之初，军方在增兵问题上即以挑战甚至“最后通牒”的方式“发难”，此后又不断有意无意地通过媒体矮化和嘲弄奥巴马政府，无疑为美国军政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族裔因素似乎又成为可以意会却无法言传的新变数。
三、美国军政关系：理论的困惑与困惑的现实
从杜鲁门到奥巴马，从二十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历经了漫长的冷战，到二十一世纪仍无止境的“反恐”战争，美国的军政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已经无数次挑战和冲击亨廷顿在五十年代为美国文官和军人划定的泾渭分明的“客观控制”的框架。显然，亨廷顿的“客观控制”概念仅仅是一个理想的和理论上的诉求，甚至从一开始（五十年代）就有力不从心之感。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1961年)，告诫美国人要警惕军工集团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已经羽毛丰满、咄咄逼人的军工集团的某种最后的也是无效的抵抗。在这一点上，美国军政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或常识问题。在政治层面，美国五十年代的内政与外交均呈现右倾化、意识形态化和军事化的倾向；而亨廷顿所专注的军政关系的“危机”仅仅是冰山一角。与此同时，现实主义无论是作为决策观念还是外交理论框架，都在发生变异；这既是美国军政关系的产物，有反过来影响军政关系的走向。
其实，亨廷顿的“客观控制”的理论框架还是有其理论刚性甚至不乏可操作性，尽管与源于欧洲的经典理论——如自由主义、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凯恩斯主义——相比，仍属有观点而无深度思想的“亚”理论。然而其前提却是建立在过于机械、幼稚甚至是一厢情愿的假设之上：即文官谈和、军人好战；只要前者能够在政治和战略层面支配后者，只要后者满足于在其专业领域埋头拉车而不问其路，军政之间就会相安无事。然而亨廷顿却忽视了美国政治在二战以后的若干大趋势，即美国文官政治的军事化以及军人的政治化。二者角色的互换造成了一些反常现象，即文官甚至比军人更热衷于海外用兵（如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柯林顿政府以及小布什政府），而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似乎更主张审慎用兵。[59] 亨廷顿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甚至完全忽视了军事学家的克劳塞维茨所提出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常识；以及其先驱孙子的名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无论是文官执政或军人当权，少用、慎用、或不用武力为上策。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所开创的军政关系的理论框架，实际上是违反常识，见树不见林，在理论和政策层面都有误判和误导之嫌。
美国内政与外交的右倾化、意识形态化和军事化的倾向，在后冷战时期更加明显。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据美国国会调研部(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04年的统计，美国从1798年到2004年的206年间，一共有320次公开使用武力(overt use of military force)的记录，平均每年1.5次。然而如果把这一阶段以冷战结束的1991年一分为二，那么前193年（1798-1991）美国每年平均用兵1.15次；后冷战时期的13年（1991-2004）美国年平均用兵次数达7.8次，几乎为冷战结束以前年平均数的7倍。而这还不包括美国情致系统的秘密行动。[60]
对此，美国现实派大师基辛格深有“今不如昔”又无可奈何之感。他在9/11数月前出版的《美国还需要外交吗？》一书中认为，美国除了军事和经济政策以外，已无外交而言；即便有，也多是“最后通牒”式的一纸命令。[61] 这位出生在德国的移民，认为美国的外交过于意识形态化，并有强烈的传教者的风格；而欧洲的外交则更现实主义。[62] 大多数美国人自认为是上帝选民，具有天然的道义优势；既然是好人，就不会也不可能干坏事；美国人因而对欧式现实主义有本能的蔑视和抵制。基于这一点，美国人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往往是狭义的和价值判断式的，即现实主义等于不择手段、动辄诉诸武力的马基亚威里主义(Machiavellism)。然而美国人似乎忘记了古典和传统现实主义的另一面，即量力而行、知彼知己、不轻易动武、争取战之必胜，等等。然而这一切现实主义的“忠言”，对激情有余的新保守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这两支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支柱，都是“逆耳”之论，绊脚之石，均在“冷处理”一类。9/11以后基辛格辞去了调查9/11袭击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中央情报局也将其从顾问名单中除名。[63] 2006年元月5日，布什为伊拉克问题召集前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到白宫聚谈，基辛格居然没有露面，在华盛顿引起相当震动。[64] 美国现实派的弱化和边缘化，在冷战结束后就己开始。老布什政府可以说是美国现实派的末班车。基辛格作为美国战后现实主义派外交元老在9/11以后从外交政策咨询界淡出，是否标志着现实主义学派历史的“终结”，还要拭目以待。
现实主义在冷战结束以后在美国决策界被边缘化，在学界却繁衍出所谓 “进攻型” 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 。[65] 不言而喻，其对应面当然是“防守型” 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66] 如果“防守型” 现实主义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延伸——即认为包括大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扩张行为都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 “进攻型”现实主义则是建立在对传统的批判的基础之上。虽然“进攻型”现实主义与“防守型” 现实主义都认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概念，但“进攻型”现实主义更强调人性中之原始的自私和求生本能，并将其引伸至国与国之间无止境的竞争和争夺的关系，认为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对于这一点，芝加哥大学的约翰?密尔什默(John J. Mearsheimer)曾有形象比喻：“世上每只脖子上都有一双令其窒息的手(...for every neck, there are two hands to choke it).”[67]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这场辩论不仅仅是象牙塔内的书生意气，它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战略所面临的“何去何从” 问题，即在二十世纪战胜了几乎所有主要意识形态的对手之后，美国是继续维持现有的国际体制和既得的安全利益，还是重新整合现存的国际安全体制，进而向获得绝对安全的极终境界挺进？在冷战结束后十余年里，所谓“进攻型”现实主义与“防守型” 现实主义的论战愈演愈烈，而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唯一超级强国的安全感似乎越来越小，越来越少，似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和美国过不去。与此同时，美国又很难锁定一个真正的、明白无误的敌手，以倾注美国庞大的国力战而胜之。这种忐忑不安心理的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自我错觉。9/11以后，布什政府“与时俱进”，把“先发制人”作为美国的军事战略，其 “合理内核”有二，一是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新保守主义，二是 “ 进攻型” 现实主义的理念；难怪美国学界最先注意到“ 进攻型” 现实主义的Jack Snyder 一开始就把“进攻型” 现实主义界定为“侵略型” 现实主义(aggressive realism).[68] 说美国学界的“军事化”，其实也不过分。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军政关系与其说是受到亨廷顿“客观控制”模式的约束，不如说是受到“ 进攻型” 现实主义理论的驱使和引导。在这一大气候中，美国军方和军工集团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展。在美国政府各部门中，国防部的预算最多，2009年度达7,119亿美元，占全球军事总开支1.531兆亿美元的46.5%。[69] 如此天文数字的军费，支持着遍布美国及世界各地3000余处军事基地和设施，包括700余处分布于130个国家的海外基地，供养130万现役军人，70万文职人员，以及110万后备役军人。包括737处分布于130个国家的海外基地（2006年数字），而五角大楼本身使用面积达34．4万平方米，走廊全长28公里，停车场可容纳8，770辆汽车，还有131座楼梯，691个饮水器，284个厕所，4200个挂钟。每天使用这些设备的雇员有23，000人，每天要打20万次电话。相比之下，主管美国外交的国务院2008年预算仅90亿美元，为军事预算的1.26%。[70] 为此，现任防长盖茨曾打趣说，美军中乐师人数都超过比美国外交官的数量。[71]
由于军工集团的触角和影响已深入美国各界，其利益代言人也进入政府各阶层各部门。正应为如此，文人好战甚于军界的例子比比皆是，越战和伊战都是如此，因此有“鸡鹰”之称(chicken hawks)。明明是鸡，却偏偏以鹰的行为行事；即从未有军旅生涯的文职官员，甚至比职业军人还要好战。在军工集团撒下的“大网”中，几乎没有哪个政客可以“漏网”，且不分左右，民主共和两党通吃。据《波士顿环球报》2007年报道，截至2006年的选举周期，接受美国武器承包商捐款最多的前10位参议员中包括数位民主党重量级人物：麻省参议员肯尼迪（已故），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柯林顿（现任国务卿），新泽西州参议员多德，以及加州参议员范恩斯坦。[72] 在2009年关于增兵阿富汗的辩论中，一贯以自由派为标志的范恩斯坦似乎比任何人都更倾向于支持军方立场。而在奥巴马内阁成员中，力主对阿增兵的恰恰是国务卿希拉里。相比之下，海军陆战队出身的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琼斯则主张审慎行事。在对华问题上，希拉里也是奥巴马外交团队中最热衷于对华强硬的人士。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希拉里数次主导对华发难：2009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对中国温家宝总理和中国的立场故意“下套”；[73] 2010年初利用谷歌风波先声夺人、占据“道德制高点”、借机屏盖和抵消售台武器和会见达赖对中美关系的伤害和美方不可推卸的责任；[74] 2010年7月在南海问题上带头发难，如此等等。很难说奥巴马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对希拉里有多大约束；很难想象希拉里会十分尊敬一个连战地指挥官都管不住的总统；更不用说奥巴马事实上是希拉里获取总统宝座的拦路虎这样的“旧恨”。
美国军政关系中文官军事化和军人政治化的趋向，不能不使人关注美国政体的稳定性、决策的理性与否、及其自我调整的能力。长期以来，美国都自诩其“三权分立”的民主设置最合理也最稳定。尤其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国会和参议院），在美国宪法中被指定为“第一政府”(first branch of Government)，可以与行政部门平起平坐。美国宪法的第一条还明文规定国会对美国政治和外交的运作的一系列职权，其权限甚至超过宪法第二条中授予总统的各种权利。然而在美国政治的实际运作中，国会的作用却要大打折扣，尤其是在涉及外交和军事问题上。事实上，美国的政治史就是一部美国行政部门、尤其是总统权利不断扩展的过程。尤其是在每次大规模战争期间和战后，行政部门的权利都要有一次长足的发展，政治权利的天平进一步向行政部门倾斜。冷战结束后，唯一曾制约美军的前苏联垮台，美军已无敌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警察，美军甚至把世界划分为各个区域司令部，如太平洋司令部（PACOM）、中部司令部（CENTCOM）、非洲司令部（AFRICOM）等。美军的触角遍及全球，至少有两个意义。一是美军的对世界的“覆盖面积”已远远超过分管外交的国务院；这也意味着包括美军在内的美国行政部门、尤其是作为美军最高统帅的总统的权利已经扩展到世界范围。如果美国文官的军事化和军人的政治化是一个事实而非假说，那么基辛格认为美国没有对外政策、只有对外军事政策的论点就不难理解；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每年对外公开用兵的平均次数骤然窜升，由冷战前的平均每年1.15次上升到7.8次。
对于美国文官的“军力”膨胀现象，美国学者早在六十年代就有所注意。威尔德斯基（Aaron Wildavsky）认为，美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总统，一个是在内政方面处处碰壁、不得其手的总统；另一个是在外交方面无所顾忌、我行我素的总统。[75] 所谓三权分立，充其量只是用于美国内政。这意味着美国的高官无论在世界上做什么，都不大会受到立法部门的追究，但稍微触动国内的法律（如水门事件）或道德黄线（如克林顿的“陆文斯基门”丑闻），都会被穷追猛打、甚至遭受弹劾。由于国内的种种限制和国际上的近乎绝对的自由的巨大反差，美国的文职高官和军人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堤内损失堤外补”，常常以对外用兵转移国内问题的矛盾和视线。
如果说美国的军政关系和三权分立都无法约束美国的对外行为，美国的普通民众对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更束手无策。确切说，由于美国在越战后期（1973年）结束了征兵制，一般民众对美国以外的事情基本不关心，更不了解。究其原因，除了美国主流媒体的误导和一般民众教育水平低下，[76] 美军在海外如何行事，与大部分美国人的实际利益毫无关连，人们自然不闻不问。长达8年的伊拉克战事，美国国内居然没有任何成气候的反战运动，任凭执政者和军人在外面倒海翻江，比起六、七十年代的情景，有隔世之感。美军的另一些做法，比如由私营企业包揽越来越多的军事行动和后勤功能，使国会和媒体更加难以问询和监督。
一个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在对外关系中约束自身行为的民主国家，可能是比非民主、甚至集权国家对人类社会更加危险的政治制度。美国有学者曾经把这类比非民主甚至集权国家更危险的民主国家界定为刚刚开始进行民主化、内政极不稳定的国家；[77] 事实上，后冷战时期的美国更像是一个无法控制自身行为的 “青少年”。对于这样一个对外用兵极为轻率、国力又超级强大的国家，如果仍然沿用“美国内政好而外交不好”的简单判断，甚至在中国的使馆被美机“误炸”以后仍坚持己见，[78] 不仅极不准确，而且极不负责。如此中国的知识精英，对西方和美国的认知甚至停留在五四以前的水平，即对深度加害中国的西方列强居然一厢情愿地以“德”、“赛”二“先生”加以理想化，当然无法摆脱“先生为何老打学生”的伪命题。甚至一百多年前的克劳塞维茨都知道“军事是政治的继续”的常识。如今美国的外交问题，实际是出在国内制度本身，不仅有结构上的弊端，也有政治文化的痼疾，同时也表明美国学界的偏执和误区。对美国和西方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实证的（empirical）基础之上，而非以个人的价值判断和好恶加以取舍。
1917年4月2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作证时，发誓要使世界对民主更安全(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79] 冷战结束以后，美籍印度学者扎卡利亚(Zakaria)根据新近民主国家的不稳定和好战性，认为应该使民主国家对世界更安全(make democracy safe for the world)。[80] 2008年美国大选前夕，笔者就美国外交的走向提出了“使美国对世界更安全”的观点 (Making America Safe for the World)，[81] 也许不是杞人忧天。
结束语：“2012年序曲”
2012年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政治符号。奥巴马要在2012年实现连任；美国以外，俄国、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坛都要重新洗牌；中国大陆的第五代也将呼之欲出。然而对于打遍世界的美国职业军人来说，法国军事天才拿破仑败退俄罗斯两百年后的2012年，有可能是他们掌控世间最后一块“净土” ──美国本土的时刻。与政治家们四年八载的政坛轮回不同的是，这一大胆离奇的预测竟然出自美国军方，且在18年前。
1992年，美国空军军官小查尔斯?敦莱普（Charles Dunlap, Jr.）就读华府的美国战争学院时，撰写了一篇题为《2012年美国军事政变的根源》的作文，后公开发表，轰动一时。敦莱普的想定是，九十年代初，美国一口气打赢了两场战争，即1990-91年的海湾战争和冷战。此后，美国政坛日益腐败、官吏无能、毒品泛滥、犯罪猖獗、民不聊生，美国上上下下唯一还能有所作为的就剩下军队了。从此，世间已无敌手的美军一步步接管了美国政府的各种职能：治安、医疗、教育、环保、民航、甚至土木工程。美军深深介入民事，导致来两个极端现象。一方面，美军自然而然地要求更大的政治发言权；另一方面，美军官兵及其家属子女愈是生活在遍布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一座座无所不有但又与世隔绝的兵营和基地中，动荡不安的外部世界与安逸平静的兵营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他们蔑视、鄙视以至敌视平民百姓和政府官员。终于在2012年的某一天美国总统“病逝”时，军方顺水推舟地“接管”了白宫。[82]
敦莱普本人希望其大胆想定永远停留在纸面上。然而对于美国军政关系的分析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敦莱普的预测是对是错，能否兑现；敦莱普的所勾画出的完全颠倒的美国军政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程度问题（matter of degree）。敦莱普的预言也许永远不会完全实现，然而美国军政关系本身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即文官的军事化和军人的中政治化。人们也许还会记得，前苏联之所以顷刻间垮台，固然有种种政治、经济因素，改革后期苏联红军的“政治化”是重要原因之一。格氏的“新思维”、尤其是从东欧撤军和签订美苏中导条约，使苏军失去了重要的“专业资本”（professional assets）；改革后期苏联各地的乱象以致无政府的局面，使苏军作为国家秩序的捍卫者难以接受；与此同时，改革本身又允许苏军官兵参加苏维埃代表的选举，这在体制上打开了苏军参政的大门。在俄罗斯1991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叶利钦和雷斯科夫(Nikolai Ryshkov)这两位领先的总统候选人，均以现役军官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苏军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大潮中，已经无可挽回地分裂为改革派和反改革派。这既是数月后“8/19”政变的起因，也是政变迅速流产的原因。[83] 美国的军政关系的历史本身表明，民主体制本身并不一定可以有效整合这一关系的保证。
奥巴马解除了麦克里斯特尔驻阿美军司令职务，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军方和军工集团在美国内政中的强势，更无力扭转阿富汗战场的颓势。事实上，在奥巴马和新任美军驻阿司令帕特瑞斯将军之间，新一轮的军政博弈已见端倪。2007年美军对伊拉克的增兵颇有成效，帕特瑞斯顿时成了极端保守派和新保守派的宠儿，2010年5月还获得新保守派大本营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以新保守派巨头命名的“艾文?克里斯特尔奖”（ Irving Kristol Award），[84] 帕特瑞斯2012年以共和党身份竞选总统的说法也不胫而走。奥巴马任命帕特瑞斯为美军驻阿富汗司令，可谓一石数鸟。一是外放帕特瑞斯，可短期排除2012年一个潜在的竞选对手。此外，如果帕特瑞斯在阿富汗成功，奥巴马可以自娱为点将有功；帕特瑞斯受挫，自然会成为替罪羊。
然而任命帕特瑞斯不到半年，奥巴马的民主党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大败，不仅输掉了众院的多数，还有大批州级政府为共和党接管。2009年初，奥巴马高调入主白宫，还未来得及展现其施政理念，即进入所谓“跛鸭”（lame duck）状态；[85] 如今民主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大败，作为弱势总统已成定局。美军中麦克里斯特尔式的人物显然不会甘心寂寞。如前所述，一个在国内难有作为的美军最高统帅，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国际军事和安全领域寻求更大的自由度。就算奥巴马本人无意在世界各地再现小布什式的“牛仔”风度，他能够管住军人、约束希拉里吗？！
从现在起到2012年，美国的军政关系会如何演变？既拿和平奖又大笔售台武器的奥巴马是否会连任？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对外关系和军事战略会如何定位和实施？美国的民主政治会向何处去？人们有必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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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muel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2] 这包括属于自由主义范式的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的“政治文化”概念(political culture as “civic culture”), 见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政治发展论(political development)”。属于传统现实主义范式的有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见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4th ed. (Alfred A. Knopf, 1967), 3-21；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的“霸权稳定论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见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华尔茨的（Kenneth N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见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1979)。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有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nstein)的“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 theory)”, 见“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4, no. 4 (1974), 387-415. 即便是冷战结束后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未脱离韦伯的(Max Weber)“主观意识决定论”的体系，见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美国政治学界以致整个社科界在二十世纪所孜孜以求的科学化，或量化(quantitative approach),其实也未摆脱传统西方政治理论中追求理论“纯度”最大化和变量单一化的倾向。
[3] 关于美国的反知识主义，见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2); Susan Jacoby, 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8).
[4]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1), p. 53.
[5]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Indexed Editio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6] Andrew Bacevich, “Elusive Bargain: The Pattern of U.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in Andrew Bacevich, ed., The Long War: A New History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12.
[7] Huntington, 1957, pp. 315-73.
[8] Huntington, 1957, p. 316.
[9] Huntington, 1957， p. 80.
[10] Huntington, 1957， p. 456-57.
[11] 见Andrew Bacevich, 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How Americans are Seduced by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 Morris Janowitz,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ortrait (Glencoe, Illinois: Free Press, 1960).
[13] 见Edward Coffman, “The Long Shadow of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55 (January 1991): pp. 69-82; James Burk, “Morris Janowitz and the Origins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Armed Forces & Society 19 (Winter 1993): pp. 167-185; Karl Haltiner, “The Definite End of the Mass Army in Western Europe?” Armed Forces & Society 25 (Fall 1998): pp. 7-36; James Burk, "Theories of Democratic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29, no. 7 (2002): pp. 7-29, http://www.tutorien.org.dd17026.kasserver.com/uploads/media/J.Burke_2002-_Theories_of_Democratic_Civil-Military_Relations.pdf, accessed 10 October 2010.
[14] Huntington, 1957, p. 315.
[15]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pp. 202-4.
[16] Bacevich, 2007, pp. 207-11.
[17] Bacevich, 2007, pp. 218-23.
[18] Michael Hogan, A Cross of Iron: 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1945-1954 (Cambridge, UK, 1998), p. 469.
[19] Bacevich, 2007, pp. 225-30.
[20] Nick Turse, The Complex: How the Military Invades Our Everyday Live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
[21] 见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The Random House, 1969)。该书中文版标题为《出类拔萃之辈》。
[22]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 (McGraw-Hill, 2008), pp.202-203.
[23] 见Aleksande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 Kennedy, 1958-1964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第84-5页。
[24] Peter Kornbluh, ed., Bay of Pigs Declassified: The Secret CIA Report on the Invasion of Cuba (New York，1998)。
[25] 肯尼迪部分也参考了Bacevich, 2007, pp. 230-33.
[26] Bacevich, 2007, p, 234.
[27]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Fawcett Publications, Inc., 1969); Russell Baker, “What L.B.J. Knew?”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1997, p. A19.
[28] Michael Desch, “Bush and the Generals,” Foreign Affairs, Vol. 86 Issue 3 (May/June 2007), pp. 97-108.
[29] 据法国《费加罗杂志》对约翰逊的情妇马德莱娜?布朗的专访，1963年11月21日，也就是肯尼迪遇刺的前一天晚上，马德莱娜参加了一个为中情局长胡佛举行的晚会。约翰逊到得很晚，到后便与一些人到一间小屋里开了十几分钟的会，其中一人还参加了后来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华伦委员会。实际上正是这次密会制定了刺杀肯尼迪的计划。当约翰逊走出来的时候，他对马德莱娜小声说：“从明天起，这个该死的肯尼迪就不会再妨 害我。这不是威胁，而是说到做到。”第二天上午，在肯尼迪遇刺之前四小时，马德莱娜接到约翰逊从他与肯尼迪一起下榻的旅馆打来的电话，他将前一天晚上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马德莱娜当时并没弄清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但在肯尼迪被杀后她一切都明白了。这句话给她印象如此深刻，令她一生都难以忘却。马德莱娜还回忆 说，大约一个月后，她问约翰逊他是否介入刺杀肯尼迪的案件，约翰逊顿时勃然大怒，责怪她不该谈论这个话题。接着，他对马德莱娜说：“你不是认识我的朋友吗，是他们杀了他。” 见杨汝生，“刺杀肯尼迪是个超级阴谋”，《环球时报》，2003年11月20日，http://news.sina.com.cn/w/2003-11-20/12502175345.shtml。约翰逊的原话是： “After tomorrow, those goddamn Kennedys will never embarrass me again—that’s no threat, that’s a promise.” 见William Pepper, An Act of State: The Execution of Martin Luther King (New York: Verso, 2003), p. 127。
[30] 法国一家电视台的两个记者威廉·雷蒙和贝尔纳·尼古拉在经过长达三年的调查后也充分认定：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幕后指使正是当时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电视台还播出了他们制作的纪录片。根据该纪录片，1960年总统大选时，肯尼迪与约翰逊曾为谁能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争得不可开交，由此播下不和的种子。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后，约翰逊虽然当了他的副手，却始终生活在压力之下。约翰逊出生于得克萨斯州，当地石油大亨源源不断充实他的秘密金库。根据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对约翰逊的调查，一些德克萨斯石油大亨的贪污大案涉及约翰逊。另外，肯尼迪决定进行财政改革，大幅削减得克萨斯石油大亨在税收上享受的优待。该议案如果获得通过，将使这些石油巨头失去上亿美元的利润，也将影响到约翰逊的秘密金库。1963年年底，快被肯尼迪兄弟逼到绝路的约翰逊不惜铤而走 险，借助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密切关系，一手策划了震惊世界的刺杀肯尼迪事件。见《北京青年报》，“法电视台记者调查3年 称肯尼迪遇刺有新解”，2003年11月15日，http://news.sina.com.cn/w/2003-11-15/17292143809.shtml。
[31] http://timelines.com/1963/10/11/president-kennedy-issues-nsam-263-ordering-the-withdrawl-of-1-000-military-personnel-from-vietnam-by-the-end-of-1963
[32] 据美国主流媒体后来根据约翰逊的电话录音披露，其实就自约翰逊下令增兵时，其本人对越战前景亦相当悲观(pointless)，更担心是被右翼攻击。见Russell Baker, “What L.B.J. Knew?”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1997, p. A19。
[33] Fletcher Prouty，“Lyndon B. Johnson, John F. Kennedy and the Great American Coup D’detat,” http://www.prouty.org/johnson.html.
[34] Bacevich, 2007, pp. 235-37.
[35] Desch, 2007, ibid.
[36] “温伯格主义”于1984年11月发布。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Weinberger_Doctrine。
[37] Colin Powell, “U.S. Forces: Challenges Ahead,”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2/93), p. 38.
[38] 引自美国《纽约时报》:“Excerpts From Address of Weinberger,”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9, 1994), p. A5.
[39] Doyle 的原话为：“When the citizens who bear the burdens of war elect their governments, wars become impossible.” 见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December 1986), p. 1151.
[40] Bacevich, 2007, pp. 242-45.
[41]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90.
[42] 见John Norris, Collision Course: NATO, Russia and Kosovo (Praeger Publishers, 2005), p. 26.
[43] Michael Desch, op cit.
[44] 见Richard Kohn, “Out of Control: The Crisis i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 35 (Spring 1994), pp. 3-17.
[45] Bacevich, 2007, pp. 247-49.
[46] 911是美国紧急电话号码，任何人任何地点和时间都可拨打。见Condoleezza Rice, speech at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August 1, 2000, http://www.famousquotes.me.uk/speeches/Condoleezza-Rice/index.htm.
[47] 引自Jeremy Scahill,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Nation Books, 2007), 第50页。
[48] Bob Woodward, The War Within: A Secret White House History 2006-2008, (Simon & Schuster, 2008).
[49] Eliot Cohen, Supreme Command: Soldiers, Statesmen, and Leadership in Wartime (Free Press, June 2002).
[50] Eliot Cohen2005年5月4日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莫尚中心(Mershon Center)的演讲。
[51] Michael Desch, “Bush and the Generals,” Foreign Affairs, Vol. 86 Issue 3 (May/June 2007), pp. 97-108.
[52] Michael Desch, “Obama and His General: Should McChrystal Salute and Obey?”,” Foreign Affairs , October 27, 2009,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5662/michael-c-desch/obama-and-his-general.
[53] Eric Schmitt and Thom Shanker, “General Calls for More U.S. Troops to Avoid Afghan Failur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0, 2009, www.nytimes.com/2009/09/21/world/asia/21afghan.html; Bob Woodward, “McChrystal: More Forces or 'Mission Failure': Top U.S. Commander For Afghan War Calls Next 12 Months Decisive,”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1, 2010,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9/20/AR2009092002920.html.
[54] Carl Hulse, “In Lawmaker’s Outburst, a Rare Breach of Protocol,”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0,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9/10/us/politics/10wilson.html.
[55] Kathleen Parker, “Send Out the Clowns,”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8,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10/16/AR2009101602508.html.
[56] Steven Erlanger and SherylGay Stolberg, “Surprise Nobel for Obama Stirs Praise and Doubt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2009，http://www.nytimes.com/2009/10/10/world/10nobel.html.
[57] Ted Fitzgerald, “Cambridge police press conference,” July 24, 2009, http://www.bostonherald.com/news/regional/view/20090724police_groups_sound_offense_at_obama_patrick_comments/.
[58] Orlando Patterson, “A Job Too Big for One Ma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1/04/opinion/04patterson.html?_r=1&scp=1&sq=Olando%20Patterson&st=Search.
[59] 艾森豪威尔曾多次谈及战争的残酷：“I hate war as only a soldier who has lived it can, as one who has seen its brutality, its futility, its stupidity.”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of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those who are cold and not clothed.” Cited from Bob Herbert, “A Tragic Mistake,”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2009, p. A29.
[60] Steven Hook, U.S. Foreign Policy: The Paradox of World Power, 3rd ed. (CQ Press, 2010), p. 314; Richard Grimmett, “Instances of the 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broad, 1798-2008,”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2, 2009.
[61]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NY: Touchstone Books, 2001), p. 27.
[62] Ibid., pp. 237-40
[63] Dmitry Shlapentokh, “Kissinger, the Incovenient Adviser,” Asia Times, January 19, 2006, http://atimes01.atimes.com/atimes/Middle_East/HA19Ak01.html.
[64] David E. Sanger, “The Struggle for Iraq: The White House; Visited by a Host of Administrations Past, Bush Hears Some Chastening Word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6, 2006, p. A10.
[65] “进攻型” 现实主义和“防守型” 现实主义作为概念的提出始于Jack Snyder 1991所著，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12. “进攻型”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有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p. 5-56;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5-49;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sity Press, 1997); Samuel P. Huntington, “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Spring 1993), pp. 68-83; and Eric J. Labs, “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si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4 (Summer 1997), pp. 1-49.
[66] “防守型” 现实主义的主要著作包括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Walt, Revolution and War (Ithaca, N.Y.: Con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Barry Ro.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2 (Spring, 1990), pp. 137-168; Christensen, “Perceptions and Alliances in Europe, 1860-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1 (Winter 1997), pp. 65-98;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Spring 1998), pp. 5-43; and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 Y.: Co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67]见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p. 29-54.
[68]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69] 引自World Military Spending, chapter 5 of th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s 2010 Year Book, http://www.globalissues.org/article/75/world-military-spending#WorldMilitarySpending。
[70] 引自Pentagon Facts and Figures, http://pentagon.afis.osd.mil/facts.html；Steven Hook, U.S. Foreign Policy: The Paradox of World Power, 2nd Edition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8), 第157，176-77页。
[71] David Sanger, “A Handpicked Team for a Sweeping Shift i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12/01/us/politics/01policy.html.
[72] Nick Turse, The Complex: How the Military Invades Our Everyday Live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 p. 30.
[73] 在2009年12月7-16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上，中方一直不接受美方的“核查”要求，并坚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得到来自发达国家在减排方面的资助。对此美方一直拒绝。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希拉里突然抛出美国打算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提供1000亿美元援助的允诺，使中方处于极其尴尬的局面。按一些美国分析人士的观点，希拉里实际上使中国掉入一个她所设计的“聪明的陷阱（clever trap）”：如果不接受西方的援助和核查，中方无法自圆其说，在世人面前名誉扫地，成为国际环保的大敌；接受美国的要求和援助，等于在主权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见John Lee, “China fears climate change openness,” The Guardian, December 23, 2009,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cif-green/2009/dec/23/china-climate-change-transparency-fears; Bonnie Glaser, “US-China Relations: Obama-Hu Summit: Success or Disappointment?”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11, no. 4 (January 2010),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0904qus_china.pdf。
[74] 一年后回头看谷歌事件，各种迹象表明国务卿希拉里施展的“巧外交”的痕迹。2010年1月7日，希拉里与谷歌CEO Eric Schmidt以及8位IT业、人权组织负责人、加上福特基金会主席共进晚餐 [见Peter Kafka, “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 Eric Schmidt and the Technoriati Visit the State Department,” All things Digital, January 7, 2010, http://mediamemo.allthingsd.com/20100107/guess-whos-coming-to-dinner-eric-schmidt-and-the-technorati-visit-the-state-department/]; 5天后谷歌高调宣布退华；1月21日，希拉里就互联网自由问题发表讲话；1月30日奥巴马政府宣布售台60亿美元武器；2月18日会见达赖；中美关系进入低潮。到2010年5月14日，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Jr.)对媒体表示：“我们经历了几个月的困难和挑战，有时候在美中关系中，美国按照自己的决定行事。但这些都成为历史了，我指的是今年1月到3月那个时候的事情。”[见余东晖：《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坦诚美国‘践踏’了中国核心利益》，美国《侨报》，2010年5月14日，http://qnck.cyol.com/content/2010-05/18/content_3238220.htm] 。7月9日谷歌宣布重返中国，中美双方都在努力修补关系，直到7月底希拉里再次在东盟会议上率先“发难”，有准备地激怒中方，人为地制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对立。然而就在这谷歌问题甚嚣尘上的半年里，奥巴马得以售台武器并会见达赖，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在西方和英文的国际媒体中，关于谷歌事件的报道铺天盖地；中国被塑造成反民主、反言论自由的极权国家，售台武器和见达赖的事则无影无踪。希拉里对待中美关系的做法，与其在国内竞选时的政客手段十分相似，毫无诚意而言。对此，中国国内研究中美关系主流的观点似乎有二： 一是谷歌事件的背景是中美之间激烈的产业竞争，谷歌的目的是通过政治化的方式与中国争夺市场；由此推论，奥巴马政府不可能是谷歌事件的幕后推手，奥巴马的团队不可能有如此的“战略思维水平和政策协调能力”。美国的内外大局也“不允许奥巴马政府刻意寻求同中国对抗”[见王辑思，《中美新冷战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环球时报》，2010年2月23日，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0-02/723749.html]。
[75] Aaron Wildavsky, “The Two Presidencies,” Trans-Action, no. 4, December 1966, pp. 7-14.
[76] 见基辛格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NY: Touchstone Books, 2001), pp. 27-29.
[77] Jack Snyder, Voting and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0).
[78] 见王辑思Wang Jisi, “Beauty—And Beast,” The Wilson Quarterly (Spring 2001), pp. 61-65.
[79] “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Woodrow Wilson Asks for War,” http://historymatters.gmu.edu/d/4943/.
[80]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3 (Nov./Dec. 1997), p. 42.
[81] 见Yu Bin, “Making America Safe for the World,” AsiaTimes online, October 29, 2008, http://www.atimes.com/atimes/Middle_East/JJ29Ak03.html.
[82] Charles Dunlap, Jr,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Coup of 2012,” Parameters (winter 1992-93), pp. 2-20.
[83] 见Yu Bi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Transition of Communism: China and Russia,” Curren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Russia, vol. 4, no. 3/4 (New York: Nova Science, 1995), 237-46.
[84] Michael Flynn, “A Surge of Ideas, Part1, US Foreign Policy Lines Blurred,” Asia Times online, June 22, 2010, http://www.atimes.com/atimes/Middle_East/LF22Ak02.html.
[85] 见于滨，“奥巴马政府提前进入‘跛鸭’（lame duck）状态”，人民网，2010年1月28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8660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