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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俄“夹缝”中朴槿惠政府外交战略

作者:刘勃然   来源:《人民论坛》2015年11月中发布时间:2016/02/16
摘要:2013 年朴槿惠执政至今,韩国政府对其美中俄“夹缝”外交战略进行调整,在深化韩美战略同盟关系的同时,强化韩中、韩俄战略合作,彰显出“双管齐下”的求衡态势以及非极端性、偏向性、灵活性和实效性的基本特征。鉴于近年复杂多变的东北亚地缘安全形势,朴槿惠政府趋于成熟的“夹缝”求衡外交模式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认真思考。

  后冷战时代,随着韩中、韩俄双边关系的日臻发展,韩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战略时已将中俄因素纳入重点考量范围之内,部分决策需要顾及美中俄三大国的利益关系,以求获得最佳战略效果,这种外交处境被韩国政府、媒介及学界描述为“夹缝生存”①。韩国政府于美中俄“夹缝”下的外交战略(以下简称“‘夹缝’外交”)是影响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走向的重要变量。近年来,韩国政府愈发感受到美中俄外交“夹缝”所带来的压力,而由于历届政府的外交路径有所不同,其所达到的战略效果亦彰显出较大差异。李明博政府虽于2008年将韩中、韩俄关系提升至“战略合作伙伴”层面,却在“天安号事件”后实质性选择了近乎“一边倒”的亲美外交路径,这使得李明博后期的韩中、韩俄关系步入“降温”节奏,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仅停留在“外交修辞”层面。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发展变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现实需要,2013年2月朴槿惠入主青瓦台后,韩国政府对此前的“夹缝”外交战略予以调整,其所采取的一系列外交举措为世界瞩目。

  朴槿惠政府“夹缝”外交新动向

  朴槿惠执政以来,韩国政府意识到后金融危机时代多边化外交之于国家安保与繁荣的重要意义,在深化韩美战略同盟关系的同时,大力推进韩中、韩俄战略合作,力图通过求衡美

  中俄三边关系,来获取更多的“夹缝”生存资源。

  一方面,朴槿惠政府从多个领域继续深化韩美战略同盟关系,令韩国在美国东亚同盟体系中的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从国家关系定位上看,朴槿惠在上任之初就积极与奥巴马总统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的新高度。为突显韩美战略同盟的重要地位,韩国国防部设立了“白善烨韩美同盟奖”,从2013年起特别颁发给对韩美战略同盟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美国人士。在军事安保领域,出于对朝鲜军事威胁的顾虑并能继续“廉价享用”美国的军事庇护。2013年6月,韩国前国防部长金宽镇向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Hagel)正式提出推迟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2014年10月,新任国防部长韩民求与哈格尔防长在华盛顿举行的第46次韩美年度安保协议会(SCM)上签署了“以一定条件为前提”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谅解备忘录,决定将韩国军队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回收日期延长至2020年代中期。不仅如此,2013年10月,韩美两国就“定制型威慑战略”(TailoredDeterrenceStrategy)达成一致,随后成立导弹应对能力委员会(CMCC),制定了应对朝鲜导弹威胁的“4D战略”②,以提高对朝鲜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阶段性应对实效。在经贸合作方面,朴槿惠政府通过吸引美国企业投资、消除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农畜产品非关税壁垒、恢复对美原油进口等举措,进一步深化了两国的经济同盟关系。2013年5月,朴槿惠率50余位韩国知名企业首脑访美,创下访团规模“历史之最”,此期间韩美企业达成投资承诺3.8亿美元,取得了“显著的(noticeable)经济成就”③。2014年4月,韩美首脑就进一步消除FTA农畜产品非关税壁垒等问题进行会谈,5月,韩国被美国列入“允许进口热处理家禽食品的国家”,这为韩国参鸡汤类产品开拓美国市场铺平道路。随着美国“页岩革命”的爆发,朴槿惠政府恢复了中断41年的对美原油进口项目,2014年9月,装载40万桶美国德克萨斯州产凝析油的“BWZambesi”运输船抵达丽水港,这一定程度上消减了中东政局动荡给韩国带来的经济风险。

  另一方面,在深化韩美战略同盟关系的同时,朴槿惠政府还分别推进了韩中、韩俄的双边战略合作,从而呈现出“双管齐下”的战略态势。

  就韩中战略合作而言,2013年6月,上任伊始的朴槿惠便于访华期间与习近平主席发表《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旨在“充实”两国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政治与安全合作方面,两年来,韩中两国通过构建定期外交安保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开通国防部热线等方式大力推进“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沟通,尤其是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两国积极倡导“半岛无核化”,坚决反对朝鲜当局的核研发行为,进一步增强了战略互信。在经贸合作领域,为积极响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2013年10月,朴槿惠政府推出“欧亚计划”,希望建成从釜山出发,经中国和中亚地区,最终到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快车(SRX)”。2014年11月,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达成一致,尽管“开放率并不是很高”,“但考虑到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韩中自贸协定的影响可能会比韩国此前与美国和欧盟(EU)签署的自贸协定还要大。”④

  为了继续保持韩中经贸合作的紧密性,2015年3月,朴槿惠政府不顾美国的“公开表态”,最终搭上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末班车”,这进一步彰显出崛起的中国在经贸领域对于韩国的强大吸引力。在历史问题合作上,朴槿惠执政以来,日本安倍晋三政府参拜靖国神社、设立《河野谈话》验证组等挑衅性行为令早已阴云密布的韩日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为韩中两国建立对日历史问题“共同战线”提供契机。2014年1月,应韩国政府请求,抗日义士安重根纪念馆在中国哈尔滨站落成,同时,两国政府公开支持影视界对电影《安重根》的联合拍摄。

  就韩俄战略合作而言,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前,韩国政府在对俄多领域战略合作方面表现得颇为积极,克里米亚事件后,韩国政府虽迫于美方压力而选择“站队外交”,却仍在实质上与俄罗斯保持半岛安全与经贸领域合作,且有深化的趋势。从政治与安全角度着眼,朴槿惠在2013年9月出访俄罗斯后,又于同年11月与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发表了《首尔联合声明》,双方决定加强政治与安全领域的高层对话,进一步活跃韩国青瓦台国家安全室与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间的例行对话等有关协商机制。关于半岛安全问题,双方明确表示“不能容忍平壤方面坚持的核与导弹开发路线。”⑤

  2014年3月克里米亚事件后,韩国政府虽在对俄“政治投入”上有所顾忌,却深知俄罗斯之于半岛问题的重要影响力。2015年2月,“六方会谈”韩俄双方团长就半岛局势和重启“六方会谈”方案等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有必要开展“试探性对话”(ExploratoryTalks),为重启“六方会谈”铺路。从经贸合作上看,朴槿惠总统在第一年任期内即促成了大量韩俄短期与中长期合作项目的签署,涉及能源、铁路、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克里米亚事件并未消减韩俄两国的经贸交往,美欧联手酿成的俄罗斯经济窘境反而迫使俄罗斯选择“新东进战略”,这对朴槿惠政府而言是个难得的机遇。2014年11月,首批西伯利亚有烟煤经朝鲜运抵韩国浦项港,韩俄两国的能源合作令美国在经济上“孤立”俄罗斯的战略图谋大打折扣,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朴槿惠政府的外交功利主义。

  通过求衡于美中俄三边关系,朴槿惠政府巧妙吸收了其中的“外交营养”,从而获取了较多的“夹缝”生存资源。值得注意的是,朴槿惠政府的这种外交“求衡”并非求得韩国对美中俄三大国外交效果的绝对平衡,而是具有相对性,美国仍是韩国“夹缝”外交战略的偏重端。

  朴槿惠政府“夹缝”外交的基本特征

  朴槿惠政府的“夹缝”外交战略颇具特色,与前政府相比,朴槿惠政府尤为注重对美中俄三大国外交支点的选取;注重对“夹缝”外交战略灵活性的把握;注重对韩国国家利益的实效追逐,进而在“求衡”态势下彰显出非极端性、偏向性、灵活性和实效性的基本特征:

  第一,非极端性。在对美中俄三大国外交支点的选取上,朴槿惠政府尤为注重回避战略“极端”,寻求战略“平衡”。朴槿惠执政后首先调整了李明博时代近乎“一边倒”的亲美外交路径,采取了深化韩美战略同盟与强化韩中、韩俄战略合作这一“双管齐下”的“求衡”战略举措。通过两年多的一系列外交努力,韩国政府显著提升了中俄两国的外交位势。尤其在对华关系上,正如朴槿惠总统指出的,“在深化和发展韩美关系的同时,也应将韩国同中国的关系升级为符合‘战略合作伙伴’的水平。”⑥这一“求衡”举措令朴槿惠政府从中俄两国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和安全支持。

  第二,偏向性。朴槿惠政府对美中俄三边关系所追求的外交“平衡”并非绝对“均衡”或令韩国处于“中立”地位,而是相对平衡,其外交支点具有相对偏向性。朴槿惠执政以来的韩国“夹缝”外交战略虽从总体上显著提升了中俄两国的外交位势,但基于历史与现实多重因素的考量,其外交重心仍然偏向于美国。近年来,尽管中俄两国积极在多领域与韩国加强合作,韩国上下却保持着经济上“借力”中俄、安保上“依附”美国的思维惯性。从朴槿惠政府顶住美国压力最终加入“亚投行”(AIIB),推迟向美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又顶住中俄压力坚持与美国探讨“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部署问题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中俄两国之于韩国的“战略”角色更偏重于经济合作,而“韩美两国的安保关系依然是核心部分。”⑦

  第三,灵活性。在“夹缝”外交战略手段的选择上,朴槿惠政府尤为注重对外交灵活性的探寻。作为韩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总统,朴槿惠的外交手段展现出“刚柔并济”、“左右逢源”的特点。在同美中俄三大国积极开展经济、军事和科技等领域的“硬实力”合作基础上,朴槿惠还大力推行“软实力”外交。上任后出访美中俄等国时,朴槿惠总统分别根据该国文化特征展开“时装外交”,尽量用该国语言进行交流,表现出对上述国家文化的关心,并通过对口型公共外交来提升出访效果。面临“站队外交”选择时,朴槿惠政府在迎合一方的同时,不忘通过高层对话作出解释以安抚另一方的情绪,给国际社会留下“八面玲珑“的印象,这令朴槿惠政府明显获得了较前政府更多的外交灵活性。

  第四,实效性。在对韩国国家利益的获取上,朴槿惠政府尤为秉奉实效性原则。朴槿惠政府灵活选取外交支点的根本动力,在于有效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利益。以“亚投行”(AIIB)和“萨德”(THAAD)问题为例,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吸引下,韩国最终还是“顺应了全球性趋势”⑧,宣布加入“亚投行”,关于这一决策,其政府发言人曾表示:“在主要欧洲国家决定加入后,我方的压力减小了。为了国家利益,我们必须加入AIIB。只有成为创始会员国,我们才能最大化地实现国家利益。”⑨而在“萨德”争议中,韩国外交部同样表示“会在国家利益最大化时表明立场。”⑩

  由此,韩国政府俨然扮演着立场“拍卖方”的角色,正在视美中俄三大国代表所举起的“利益价码”来决定是否“一锤定音”。

  启示

  朴槿惠时代,韩国政府在“夹缝”外交实践中巧妙选取了对美中俄三大国的外交支点,使韩国政府在东北亚外交舞台上占据主动,这种赋有浓厚非极端性、偏向性、灵活性和实效性色彩的“求衡”战略彰显出一定的外交美学属性。中国应从该战略中得到如下启示:

  其一,朴槿惠政府适时调整“夹缝”外交战略缘于国内外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与制约,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经济利益的驱动,中俄两国对韩国的经济效能一旦丧失,韩国政府仍有可能为“国家利益最大化”而再度调整“夹缝”外交战略。有鉴于此,朴槿惠政府的求衡外交模式在彰显灵活性的同时,亦暴露出了不稳定性。事实上,朴槿惠政府近期一直在美中俄三大国间积极“打捞”外交实惠的行为已显露出其真实的战略意图。

  其二,中国政府近年对韩国的经济投入总体上缓解了“天安号事件”后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美国构筑的“遏华”战略体系。然而,韩国政府在战略重心上偏向于美国的根本动因在于生存与安全问题,朝鲜当局近年外交与军事行为的“模糊性”和“不规则性”实则助推了韩美关系的深化。由此,中韩关系能否获得长足发展的关键,在于韩国安全隐忧的消解和朝鲜外交与军事行为的“正常化”。

  其三,朴槿惠执政以来的韩中关系虽发展迅速,却仍存在“距离感”,这主要缘于韩国上下对中国的两点疑虑。首先,中国崛起是否“昙花一现”,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是否可靠,其次,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国际角色问题—中国崛起究竟为韩国带来更多的“公共产品”还是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欲打消这种长期存在的国际猜疑,需要中国政府和民众“非灌输式”、“淡赤化式”的宣传努力所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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