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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秩序构建看日本的新安保法案

作者:时永明   来源:《和平与发展》2015年第6期发布时间:2016/01/13
摘要:2015 年是日本的国家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一年。在安倍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日本制定了新的安保法制体系。该体系以所谓“积极和平主义”为核心,将日本被动的专守防卫变为积极进取型防卫,使日本成为影响地区乃至全球秩序走向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力量。由于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是以历史修正主义为思想根基,新安保法案彻底颠覆了日本和平国家的基本架构,不仅使日本自身成为地区秩序中的不确定因素,也使日美军事同盟变得更具有危险性。

  决定国际秩序状态的主要因素是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的行为机制与规范,国家主导力量的国际政治意图与思维方式。冷战后,亚太地区从对抗状态进入秩序构建阶段。但这种构建存在两条路线,既是以亚洲国家为主导构建亚洲的地区合作秩序,还是以美国为主导构建亚太秩序。日本作为东亚重要国家,由于其历史定位和现实选择所决定的特殊地位,在地区秩序构造中扮演什么角色,将会对地区秩序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2015年是日本的国家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一年。在安倍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日本制定了新的安保法制体系。该体系以所谓“积极和平主义”为核心,将日本被动的专守防卫变为积极进取型防卫,使日本成为影响地区乃至全球秩序走向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力量。由于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是以历史修正主义为思想根基,新安保法案彻底颠覆了日本和平国家的基本架构,不仅使日本自身成为地区秩序中的不确定因素,也使日美军事同盟变得更具有危险性。在新安保法支持下的“积极和平主义”,为地区增添了极大的新冷战因素,对构建以合作为中心的亚太地区秩序带来消极影响。

  一、新安保法使日本告别和平国家

  1、日本对“普通国家”身份的追求

  在战后秩序中,日本成为了一个特殊国家。首先日本是一个因发动侵略战争而失败的战败国。其次,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不同,日本没有对推动战争的社会及政治势力进行彻底清算。第三,日本不得不接受两样东西。一是战胜国美国的驻军,二是美国主导制定的宪法。宪法规定了日本放弃战争手段及军备,而美国的驻军也使日本在客观上无需建立自己的军队。这两样东西决定了日本战后成为一个和平国家。因此,所谓“日本是和平国家”这个身份标识并非表示日本因爱好和平才在战后七十年里没加过任何战争,而是战后秩序决定了日本不具有用武力手段解决国际纷争的权利和能力,以及客观需要。

  支撑日本“和平国家”身份的核心机制是日本的和平宪法。该宪法为突出和平思想,专设“第二章战争的放弃”,其中只单列“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诚实地希望以正义与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战争、以武力威胁或者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了达到前款规定的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从人类和平的角度讲,日本的和平宪法规定放弃交战权、不拥有军队和废除军备,确实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他反映了二战后出现的彻底的和平主义思想。这种和平摆脱了对武力的依赖,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对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信赖。在日本和平宪法的序言中写道:“日本国民愿意恒久的和平,并且深切认识到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崇高理想,决心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以保持我们的安全和生存。”[1]和平宪法的这种精神并不仅仅反映了当时美国占领军的意志,也是战后日本以革新势力为代表的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路线的反映。正是这种用宪法形式阐述的彻底和平主义的精神才使日本在战后七十年中得以炫耀自己的和平身份。

  但是,战后随着冷战的进行,美日同盟的建立,日本的政治实践是在不断地偏离和平宪法的基本精神。日本国内以鸠山一郎和岸信介等人为代表的传统保守主义势力,开始反对和平宪法,主张日本作为“主权国家”,应当拥有主权国家所必备的统治力量和防卫力量,为此必须修改宪法和“重整军备”。[2]此后保守势力不断对和平宪法的彻底和平精神提出质疑,理由一是视和平宪法为战胜者强加的产物,它剥夺了日本正常的主权权利;二是这种彻底和平精神与国际政治安全环境的复杂性不相适应;第三是认为和平宪法是消极的和平主义,由于不能像普通国家那样拥有并使用军事力量,所以日本难以在维护国际和平上发挥作用。因此,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日本在经济上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国,日本提出了要做“政治大国”的口号,并明确提出要实现向“普通国家”的身份转变。而所谓“普通国家”就是享有正常的主权权利,拥有军队、发展军备,具有交战权。

  2、安倍推行以军事“实力主义”为核心的“积极和平主义”

  安倍作为当代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代表,继承了其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理念。他二次上台后,一再表明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是自己的执政理念,并声称这也是自民党的建党使命。因此,修改和平宪法成了安倍执政的核心目标。为制造舆论,他提出修宪的两大现实需要,一是应对“外来威胁”,二是为维护国际和平发挥作用。

  为此,安倍首先在历史和战争问题上采取了修正主义的态度。2013年8月15日,在日本战殁者追悼仪式上,安倍打破了日本首相20年的致辞传统,首次未提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加害责任并表示反省等内容,而且也没有提及“不战誓言”。[3]当年9月,安倍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时,抛出了一个叫做“积极和平主义”的所谓21世纪日本战略的旗帜,并计划将其写入《新防卫大纲》中去。

  日本的“积极和平主义”概念产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八十年代日本保守势力提出要做政治大国,其基本理念就是要依托日本经济大国的实力,以积极的姿态在国际社会发挥政治作用。因此,他们指摘和平宪法为消极和平主义,逐步提出“积极和平主义”的概念。2009年日本国际论坛提出一项政策建议报告,题为《积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的未来》[4]。这是一个较为系统地阐述“积极和平主义”的文件。其核心思想就是,战后日本已经从“被占领国”发展到“经济大国”,国际局势也从冷战、后冷战,发展到后后冷战阶段,在日美同盟中,日本长期享受和平,发展经济,现在到了日本该发挥更多作用的时候。因此,日本应修改安保法,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同时以日美的对华战略合作为前提,加强与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的关系。总之是主张日本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来在地区安全中发挥作用。

  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基本反映了这些思想。2013年12月17日,日本新成立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通过了战后日本第一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该战略明确将“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作为安保战略的指导思想。该战略提出的日本安保战略的三个目标为:日本自身安全、亚太地区安全、全球安全。而所谓“国际协调”不过是以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合作为基础,通过各种国际运作来实现遏制、打击对手的目的。至于“积极”一词则不仅表示日本要对国际安全“做贡献”,还明确表示日本要在国际争端解决中发挥“领导作用”。其政策的进取性从英文的翻译上反映得更为明显。日本国际论坛的报告言辞还表现得比较谨慎,其“积极和平主义”一词的英文是“positivepacifism”,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所使用的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的英译则是“ProactiveContributiontoPeace”。这里不仅是行动方式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和平”与“和平主义”在内涵上显然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安倍政府的后续行动中就逐渐表现出来。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主要是为了确立“积极和平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为减少外部压力,文中刻意避免直接提到这一思想所包含的在国际上行使武力的内容,仅以“增强自身军事力量”、“加强日美同盟合作”、“运用综合手段”等概念暗示出战略的内在逻辑。但是一个月后,自民党公布的《2014年活动方针》中就删除了原始文本中“决心贯彻不战誓言与和平国家的理念”这一表述,加入了“提高(对战殁者的)尊崇之念”。与此同时,对和平宪法则提出了“顺应时代变化、务实加以修改”的方针。[5]

  此后在安倍“积极和平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法制整备,就开始直接抛弃和平宪法的“和平主义”。2014年7月1日,日本政府临时内阁会议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法制整备相关问题决议[6],修改宪法解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该决议是为实行以国际协调为基础的“积极和平主义”,给进行与战争相关的法制整备确定基本方针。该方针更明确地体现了安倍“积极和平主义”中主动行动的思想,决议提出了在日本的存亡受到威胁等情况下,允许必要最小限度地使用武力。以及为阻止关系密切的国家受攻击,自卫队可以在海外参加战争。决议对宪法解释的逻辑就是,宪法虽然禁止使用武力,但也规定政府要保护人民的安全,所以应允许最小限度地使用武力。日本使用武力要遵守国际法,而联合国宪章赋予各国以用集体自卫权的方式保卫自身安全。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国难以单独维护自己的安全,日本需要依靠美日同盟以及与其他盟友的合作,通过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安全。因此,当这些盟友受到攻击时,就意味着日本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所以日本应该给予支援。

  这套无视法律基本逻辑的安倍逻辑,事实上已经完全抛开了和平宪法的和平主义,以及日本根据和平宪法而长期实行的专守防卫政策。所以说,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就是要摆脱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发展和使用军事力量的限制,本质上是一种以强调实力运用为核心的“军事主义”。

  3、新安保法宣告日本和平国家身份的终结

  2015年5月14日,安倍内阁通过了被称为《平和安全法制》的新安保法案。法案由两大部分组成,一个是题目为“国际和平共同对应事态时,对外国军队等的合作与援助活动等相关法律”,简称为《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其核心内容就是如何行使集体自卫权。二是针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需要,对《自卫队法》、《武力攻击事态法》、《周边事态法》、《联合国维和行动(PKO)合作法》和《船舶检查活动法》等10部旧法进行修订,并将修正法案统一“打包”为《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新安保法的主要内容一是“维护日本国民的生命与和平”的“应对措施”;二是“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进一步做出更大贡献”的“积极和平主义”。安保法经过众参两院批准后于9月30日正式公布,6个月内生效,政府将在2016年3月底前通过政令决定实施日。

  新安保法首先表明日本防卫思想已经从本土防卫转向对威胁因素的“抑制”,甚至是域外使用武力消除对日本的威胁。虽然该法表示日本不会改变战后七十年“和平国家、专守防卫”的做法,仍将“重视外交努力”,“只是准备万一”的情况。但是,其防卫目标关注的是域外威胁,和尚未发生的进攻,以及非军事侵犯的所谓“灰色地带”。防卫手段则着重于通过采取包括日美同盟在内的方式来提高“抑制力”,消除对日本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因此,要在发生对日本的“和平及安全产生重要影响”,以及“对国际和平及安全构成威胁”的事件时,对其他国家军队进行“支援活动”。

  安倍行使“集体自卫权”达到“域外御敌”目的的思想突出地表现在所谓“武力行使”的“新三要件”上。2014年在讨论解禁集体自卫权时,安倍政府提出了所谓“新三要件”。过去基于宪法第9条的解释日本政府制定了自卫队在实际使用武力时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1.我国受到紧急而非法的侵害;2.无法采取其他适当的手段来阻止这种侵害;3.行使武力仅限于所需的最低限度。”而安倍政府将第一条改为:“发生对我国进行武力攻击,或对与我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其他国家进行武力攻击的事态,因此而使我国的存亡受到威胁,国民们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明确危险”,既所谓“存立危机事态”。而在新安保法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中的“有事法案”多处提及“存立危机事态”,可以说是旧法修订的主要且核心的内容。“

  存立危机事态”的概念将日本自卫队用武力守卫的范围从“本土”明确地扩展到“他国”,并且将可以行使武力的判断标准从客观的本土受到攻击,改变为主观的“存亡受到威胁”,因而从根本上颠覆了和平宪法的制度。无论安倍怎么解释,这一概念对和平宪法的否定都是确定无疑的。

  二、变为“普通国家”的日本将成为地区安全的危险因素

  日本从战后特殊的“和平国家”转变为“普通国家”并不是一种从战后秩序向正常秩序的转变,而是对战后已经形成的正常秩序的一种挑战。因为,这种转变不是在历史进步的意义上发生的,而是在国家宪政体制遭到破坏,执政党背弃历史正义,以及政党制衡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发生的。

  1、宪政主义遭到破坏

  冷战后,美国积极推动全球民主化,提出所谓“民主和平论”,声称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战争。进入新世纪,日本为凸显自己的国际地位,也追随美国大搞“价值观外交”。但是,如今日本的新安保法却从根本上违背了西方民主价值体系赖以生存的宪政主义。

  宪政主义是西方民主法制体系的基础。基于社会契约的思想,宪政主义具有两大核心要素,一是宪法需反映一国国民的主流意识,二是国家治理须依宪法行事。宪法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体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权力都应服从于宪法,任何法律也应符合宪法的基本精神。所谓法治就是一个行使和维护宪法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包括议会的立法也应符合宪法精神。

  日本和平宪法并非美国强加给日本人民的产物,事实上它也是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和平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反映。当时的首相吉田茂曾解释说:由于以前的侵略战争都是在发动自卫权的名义下干起来的,所以宪法第9条放弃战争的规定是“连作为发动自卫权的战争、交战权也放弃的”。[7]

  由此可见,无论安倍政府如何辩解,新安保法中以行使武力帮助他国进行防卫为核心思想的“集体自卫权”的相关规定都显而易见地违反了和平宪法第9条放弃战争的规定。而安倍在无法修改宪法的情况下,通过设立违背宪法基本精神的新安保法来架空宪法,这种行为要比解禁“集体自卫权”本身更加危险。因为这使日本的宪法成为一纸空文,使日本宪政体制失去实效。在日本这种内阁制体制下,它意味着只要掌控议会多数,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在和平宪法都失去约束力的情况下,目前在法律讨论过程中由议会和首相个人所做的任何承诺或解说,其法律意义和可信度都降为零。可以说,新安保法给日本带来的宪政危机使日本成为国际社会中一大不确定因素。

  2、历史修正主义挑战人类正义

  安倍推动制定新安保法的目的并非简单的要使日本从战后的战败国成为一个“普通国家”。作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代表人物,安倍推动所谓让日本“脱战后”的两条路径,一是通过修宪改造战败国家的政治军事体制,二是在精神层面推动历史修正主义使日本摆脱反省侵略历史的“自虐史观”。可以说,历史修正主义是“魂”,改造和平宪法是“体”。最终,国家的政治走向将由“魂”来决定。但这个“魂”所要做的恰恰是挑战人类的正义。

  日本右翼推动的历史修正主义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通过否认历史事实来减少自己的耻辱感。安倍上台后否定前首相河野洋平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讲话”,对“讲话”产生的过程进行调查。2014年,日本政府甚至企图否定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关于日军“慰安妇”的报告[8]。2015年10月,就《南京大屠杀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一事,日本自民党外交小组通过决议,要求政府敦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撤回该决定并改革审查制度,并提出“停止对其的经费支持”。[9]第二是通过政要和议员持续大规模地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来表达自己的精神寄托。第三是在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歪曲或隐瞒历史真相,以便培养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在这些举措之外,安倍更进一步,开始直接挑战历史正义,提出“侵略没有明确定义”[10],质疑战后的“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审判[11]。

  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战略是要在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基础上,终结对历史的反省和对受害国人民的道歉,并让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他一上台就提出要发表“安倍谈话”来取代在历史问题上向亚洲国家表示道歉的“村山谈话”[12]。尽管安倍的态度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指责,但在2015年日本战败日安倍发表的讲话依然以玩弄文字游戏的方式顽强地表达了安倍的历史态度。在讲话中,他提到了“侵略”,却将其与日本的历史分开;他谈到了“道歉”,但表达的意思却是说,日本政府已经道过很多次歉了,“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13]2015年,安倍在许多不同的国际场合对历史问题表达的核心词汇是“懊悔”。但安倍的“懊悔”并没有表现在对历史罪恶的反思上,反而表现在对战败的经验总结上。“安倍谈话”将日本历史上精心策划的一系列侵略行为变为由各种“事件”引导而成的被动举措。但耐人寻味的是,新安保法也是基于这种思维逻辑,依据对所谓“存立危机事态”的主观判定来决定日本是否行使武力。这恰恰回到了上文所提到的,当年吉田茂所说的,“以前的侵略战争都是在发动自卫权的名义下干起来的”状态。所以,如果仔细推敲安倍关于历史问题的讲话,那么新安保法就成了为日本重蹈历史覆辙制定的完整行动路线。

  3、政治失衡使日本变得危险

  新安保法的要害在于开启了日本政府的战争权。而行使战争权力的人物是首相。尽管法律规定了在通常情况下需经国会审议的程序,但是在日本这种多数党执政的内阁制里,国会难以对首相形成制约。这一点,自从安倍上台以来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证明。

  不过真正的问题是,从这次执政党可以不顾各方的反对而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来看,日本政治正在出现失衡的危险。西方宪政民主的权力基础,一是依赖社会契约精神,二是依赖权力制衡。但是,新安保法的通过证明日本政治中缺少基本的契约精神。事实上,过去日本和平宪法得以存续,除了受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的维护外,主要依靠的是来自外部的的政治制衡力量。冷战后,尽管美国要求日本多承担安全责任,并在安全领域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但主要还是要日本多出钱,及进行后方支援。当时面对中国对美日同盟条约的反对,美国喜欢用所谓在亚洲扮演平衡者角色的理论来搪塞。美国表达的意思是美日军事同盟对日本发展军事力量具有制约作用。但如今,由于美国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因此其政策从制约日本发展军力、行使武力,转向支持日本在国际上发挥军事作用、行使集体自卫权。这就使日本保守势力不仅没有了强大制衡力量的约束,而且呈如虎添翼之势。

  至于日本的政治体制,几乎不存在真正的权力制衡。由于执政党首脑同时主导立法和行政两大权力,所以议会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制衡极为有限。安倍上台后,自民党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扭曲国会”的现象,实现了在参众两院均占多数的目标,这种权力制衡就完全消失,致使安倍可以一意孤行地兑现其个人夙愿。从政党制衡的角度看,战后在美国的扶持下,以保守势力为核心的自民党几乎始终保持着一党独大的局面。民主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小泉为确立自己在自民党内的绝对权威打压异己的产物。由于其主要成员均来自自民党,且缺乏具有凝聚力的核心理念,最终演变为“第二自民党”,使日本的两党执政局面成了昙花一现。与此同时,除共产党之外,其他小党在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的局面下,也呈现出泡沫化的状况。

  从党内制衡的角度看,一向以派阀党为特点的自民党,在小泉实行所谓去派阀化的政治运作之后,党内派阀和族议员势力遭到削弱。安倍上台后,模仿小泉的做法,通过频繁的内阁改组来消除异己,分配利益,弱化了派阀政治,同时积极拉拢党内无派系少壮议员,形成了党首一人独大的局面,导致目前党内无人敢有异议。这使得安倍得以在今年9月8日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未经投票直接连任。

  在政党制衡和自民党内部制衡消失的情况下,道德制衡更难以形成。自安倍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来,日本社会的反对之声就此起彼伏。新安保法进入实质讨论投票阶段后,日本街头的抗议游行就一浪高过一浪,最高峰时全国同日游行人数曾达上百万人。但是,无论在众议院还是参议院,执政党议员都完全无视国民意志,甚至罔顾程序正义,采取未经仔细讨论就强行闯关表决的方式强行通过了新安保法[14],出现了一种议会多数暴政的局面。

  当日本以执政党为代表的主流观念越来越具有进攻性,国家安全体制越来越集权化,法律制度又为战争做好了铺垫之后,内部政治制衡的缺失自然使日本成为一个危险性不断上升的国家。

  三、日本的国际角色选择

  1、谋求亚洲主导地位

  日本右翼追求所谓“普通国家”的身份,核心目标在于追求政治大国的国际地位。对国际地位的追求大约从日本确立天皇制的时候就已经深植于民族的内心。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追求在亚洲的霸权地位。战后,日本保守势力孜孜以求的就是尽快摆脱战败国身份,重新确立自己在亚洲的领头地位。为谋求迅速发展,日本曾采取“脱亚入欧”和“脱亚入美”的战略。但是到经济实现腾飞之后,日本提出的就是要打造所谓“日美欧三极世界”。其要独占亚洲鳌头的野心赫赫然地昭告于世。但是,单靠经济实力日本并无法获得其想要的地位。日本在亚洲缺两样东西,一是“德”,二是“智”。日本始终不能正确认识历史,解决不了因历史问题而与亚洲国家产生的心理芥蒂。与此同时,日本始终视亚洲国家为其自己经济发展的腹地,为其提供资源与市场。因此在冷战后亚洲地区合作的发展进程中日本提不出引领地区发展的思想。但是对这两大缺点日本自身完全没有反思。相反,日本的主流势力认为日本是由于不能在军事安全上发挥作用才无法扮演领导角色。

  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将美日军事同盟定位为实行这一战略的核心支柱。这为安倍政府带来了重大的战略机遇。安倍提出“积极和平主义”,解禁集体自卫权,目的就在于通过美日军事一体化,日本可以用狐假虎威的方式在亚太地区扮演重要角色。2014年奥巴马访日与安倍签署的首脑共同声明中提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和日本的“积极和平主义”都对“(日美)同盟在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中扮演领导角色作出贡献”。[15]在人们的不经意之间,这里阐述了一个概念,既“日美同盟在亚太地区的领导角色”。这个概念表示在亚太地区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权力转移,以要“恢复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为竞选口号而当选,上台后又一向声称美国是亚太领导者的奥巴马,在这份声明中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让给了日美同盟。正是在这份声明之后,日美将“集体自卫权”写进了“新防卫合作指针”,为履行这个指针,安倍推动国会通过了“新安保法案”。如今,我们看到的是日美两国在加紧军事一体化建设的同时,在亚太地区事务上的密切磋商和协调行动。安倍通过紧紧地追随美国,使日本获得了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2、谋求与中国竞争的优势地位

  安倍紧紧地追随美国,提出“积极和平主义”,解禁集体自卫权,强军备战,除了要追求国际地位之外,主要目标是指向中国。对这一点安倍从不吝公开表达。安倍上台后,以中日钓鱼岛争议为起点,提出一系列安保政策,导致所谓“提高对中国的‘抑制力’”成了日本媒体上常见的标题。安倍的所谓“俯瞰地球仪”的外交,事实上就是对中国的围堵行动。但是,在安倍这些以安全为幌子的外交行动中,掩藏着真实的经济动因。

  事实上,对安倍执政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使日本摆脱“失去的十年、二十年”的状况。面对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的现实,安倍提出了诸如,“以世界第一为目标,使日本活跃在世界的中心”[16],“夺回强大日本”[17]等口号。但所谓“安倍经济学”,除了将过去对货币的“无限量化宽松”改为“超级量化宽松”之外,并无有效良策。所以通过政治手段挤压开始走出国门的中国资本,扩展日本的国际投资市场,就成了安倍拯救日本经济的重要手段。因此,他也针对中国擅长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出口日本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安倍的外交必谈中国几乎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但是在虚拟的“安全合作和共同价值观”议题的背后,安倍真正追求的都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单和抬高日本商品的政治品牌。

  结束语

  从国际秩序的角度看,安倍政府强力推行新安保法的行为只是其要影响地区秩序塑造战略的一个步骤。安倍的意图就是先通过架空,而后修改和平宪法,实行集体自卫权,使日本成为一个可以和美国并肩作战的国家。然后,通过美日军事及战略的一体化实现对亚太地区的共同主导。之后再利用这种政治和安全的主导地位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经济优势地位。在日本国会通过了新安保法之后,美日迅速克服了过去看似难以逾越的障碍,达成妥协,签署了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协定签署后双方对外谈论的主要是协定对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因为协定并非是原来吹嘘的全部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其中含有大量的数量贸易条款。其所谓“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无非是要通过对区域内“全产业链产品”的零关税政策,以及对国有企业的限制,针对中国对亚太地区内的产业链布局进行重组。这无疑是要对区域经济合作制造割裂效果。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的新安保法不仅是对日本宪政体制造成冲击,对亚太地区以合作为基调的区域秩序构建也产生消极作用。

  1.译文引用潘汉典译《日本国宪法》[法学译丛,1981年第2期]

  2.《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作者:中曾根康弘译者:联慧,海南出版社,2004年3月版,p7-8

  3.《安倍首次打破“日本首相战败日不战宣誓”惯例》,2013-08-16中国新闻网

  4.《日本国際フォーラム第32政策提言:積極的平和主義と日米同盟のあり方》,日本国際フォーラム政策委員会,2009年9月

  5.《自民党活动方针草案删除“不战誓言”》,共同社,20141月8日电

  6.《国の存立を全うし、国民を守るための切れ目のない安全保障法制の整備について》平成26年7月1日,国家安全保障会議決定,閣議決定

  7.崔世广,《战后初期日本和平民主主义思潮的特征及其影响》,《日本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8.《日本政府企图否认联合国“慰安妇”问题报告》,新华网东京2014年9月5日电

  9.《自民党外交小组通过决议要求政府敦促UNESCO撤回决定》,2015年10月14日,共同社电

  10.SourabhGupta,“ShinzoAbeandtherevisionists’denialof‘aggression’”,16August2013,http://www.eastasiaforum.org/

  11.“PMAbesaysWWIIwarcrimetrialswerejust‘victors’justice”,Mar15,2013

  12.IdaTorresFeatures,KarlGustafsson,“JapanesePrimeMinisterAbe’sU-turnontheMurayamaStatement”,31May2013,http://www.eastasiaforum.org/

  13.“安倍内阁总理大臣记者招待会”,2015年8月14日,见日本外务省网站

  14.香港《信报》2015年9月18日社评:《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必留后患》

  15.“U.S.-JapanJointStatement:TheUnitedStatesandJapan:ShapingtheFutureoftheAsia-PacificandBeyond”,April25,2014

  16.《安倍:以世界第一为目标让日本活跃在世界中心》2013年7月5日新华网

  17.《安倍:2020年将恢复正常国家地位夺回强大日本》2014-01-02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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