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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首脑会晤重启与三方合作的未来

作者:姜跃春   来源:《当代世界》2015年第12期发布时间:2015/12/23
摘要:2015年11月初,中断了三年之久的中日韩首脑会谈在韩国首尔重启。尽管重启会晤实质性成果不多,但三国首脑能在“坡上熄火”后实现“重启运行”本身就颇具重要意义,何况三国首脑会晤后也发表了联合声明,并在加强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达成一致,这将为中日韩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当然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情况复杂,各国都在不同领域存在不同压力,加之三国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种种障碍,东北亚区域合作仍难一帆风顺。

  中日韩首脑会晤重启的主要背景和意义

  一、中日韩首脑会晤将成为重要的历史节点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三国合作的重要机制,它诞生于1999年“10+3”框架内。2008年,中日韩开始独立于“10+3”框架单独举行领导人会议。作为中日韩三国最高级别的会议对促进三国合作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12年因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政策,中日关系陷入“冰点”。与日本挑起钓鱼岛“国有化”问题类似,韩日之间也因“岛争”(韩国称独岛,日本称竹岛)引起双方关系持续走冷,中日韩峰会也就此搁浅。

  2015年11月,中日韩峰会于韩国重启,并在多个领域取得重要成果:中日韩希望在政治安全领域推动合作机制继续发展,一致同意领导人会议应定期举行,计划积极推动约五十多个政府间协商机制的发展;重申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符合共同利益,还将在网络、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等国际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在经济领域,中日韩三国投资协定已经生效,将继续在创新技术、能源、信息通信、标准化、物流等领域开展合作,并把中日韩自贸区作为重要目标加以推动。此外,三国领导人还就民间交流等合作项目达成一致意见。三国首脑对深化合作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必将给务实合作带来动力。

  二、中日关系出现转圜迹象是三国首脑会晤重启的主要背景

  不可否认,造成首脑对话中断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实行“国有化”政策,使中日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坏状态。经过三年半的对峙和僵局,两国决策层均感到对抗乃至处于敌对状态的双边关系并不符合两国利益。中日两国在双边及地区乃至全球中的共同利益是客观存在,维护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有助于促进地区安全和繁荣发展。2014年,中日达成“四项原则共识”之后,双方关系逐渐出现缓和迹象,两国首脑实现会晤之后,双方都加大了对中日关系“呵护”的力度。尤其在两国之间较为敏感的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表现有所克制,安倍外交在抹黑中国的问题上也有所收敛。战后70周年日本发表的“安倍谈话”,尽管在表述上云里雾里,但还是考虑到了中方的关切。两国民间交流活动也有所恢复。中日关系的理性回暖成为三国首脑会晤重启的关键。

  三、三国面临的内外经济环境也是实现三方重开对话的重要原因

  从外部看,东亚乃至世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如火如茶展开,对东北亚有一定示范效应。当前,东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节点。2015年10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达成基本协议。按计划,2015年年底,东盟共同体将宣布建成。同时,东盟主导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也应完成谈判。然而,在目前世界三大经济圈(欧盟经济圈、北美经济圈、东亚经济圈)中,只有东亚地区尚未形成统一的自贸区安排。考虑到中日韩与东盟之间均已建立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的成败就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决定因素。

  从内部看,按GDP规模划分,中国、日本、韩国分别位居世界第2位、第3位和第14位,GDP总量约为1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0%,占东亚GDP的90%。但是,占东亚90%经济总量的中日韩三国,其内部贸易额仅占三国外贸总额的19.2%,经济互补性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中日韩合作也肩负着东亚经济发展和一体化的重大期待。

  此外,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下行压力犹存。日本经济尽管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有所复苏,但毕竟不是长期“药方”,面临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安倍政权因强行通过安保法案,支持率有所下降,经济“维稳”将是当前重要选择。韩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的共同之处在于均是出口主导型国家,本国市场狭小,产品主要依靠外部市场。而近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之在日韩两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当然中日韩三国投资协定已于2014年5月生效的重大利好也要求三国合作不能停滞不前。尤其是在政治、安保领域分歧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突破的情况下,增加中日韩经济方面的合作应该成为三国的最佳选择。

  中日韩签署三国自贸区协定仍然任重道远

  一、产业竞争面趋强或对谈判不利

  长期以来,在中日韩的产业分工中,日本始终占据产业链的中高产品制造端,而韩国和中国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这种产业结构的重要特征是互补性明显。但近年来,特别要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一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产业竞争力有所提升,并在某些领域的产品开始逐步出现与日本。韩国平分秋色甚至有所替代的动向。中日韩在近年全球出口市场占比大幅上升,同时三国在各产业的竞争日趋深化。截至2012年,中日韩在世界商品出口中占比约达27%,比2000年的17.6%上升近10个百分点。同时,三国在很多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例如,2000年中日韩在全球钢铁市场的份额分别为3.1%、11.2%、5.2%、,但2012年分别达到9.2%、9.8%、6.3%。在石化、金属、机械、电气和光学设备等行业也均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可见,在中日韩三方之间的垂直分工正在向水平的方向演变,换言之,三方的互补性在相对缩小,竞争性在逐渐增加。如果中日韩自贸区达成,三方之间某些行业的竞争将更加突出,因而对日本切实推进中日自贸区协定的签署带来压力。

  二、历史认识问题仍是政治制约

  尽管中日韩三国合作已经过多轮谈判,但自贸区仍未取得明显进展。究其原因,除了中日韩三方在经济领域各自的利益诉求存在明显的竞争之外,日本方面在历史和领土等问题上罔顾事实、严重伤害中韩两国人民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自贸区谈判的进展。当然,近年来,日本社会政治不稳,首相轮换频繁也是阻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认识问题牵涉到民意和民族感情,民意是中日韩合作的重要基础,能否客观公正地处理好历史认识问题直接影响到三国人民感情和三国合作的进程。对日本来说,如何正视历史,对过去的侵略史实和殖民统治有客观公正的认识,不回避理应担负的历史责任,不纵容美化战争的言行对三国的合作至关重要。只有在正确认识历史的基础上,不断建立和积累相互信任,才能不断扩展中日韩三国共同利益的契合点。

  三、TPP的高门槛成为参照物

  可以认为,TPP达成基本协议对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有一定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如果TPP不能达成协议,日本难以全力以赴考虑中日韩合作。由美国主导的TPP是近年来亚太区域合作达成的最高端的自贸协定,尽管该协议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特征,但在自由贸易、降低关税、知识产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很多方面反应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因而对亚太地区现有的区域贸易合作架构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示范效应。在现有的中日韩三方中,中韩之间已经签署了FTA,而日本已经是TPP成员,如果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能以中韩FTA的模式进行,谈判难度最小,效率最高,谈成的可能性也最大。但是由于在TPP谈判中,日本在降低关税的高标准中,破天荒地在“五大圣域”之一的大米进口配额上也做出了惊人的让步,因此,目前日本的意愿是希望将自由化程度较高的TPP作为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的雏形。如果以TPP模板进行谈判,韩国方面的问题并不是很大,中方可能需要做出较大努力。

  影响未来中日韩合作走势的因素

  中日韩是亚洲重要国家,也是主要的经济体。三国保持良好关系对地区和平稳定至关重要。总体来看,促进中日韩三国加强合作具备有利条件,但能否在短时间内取得进展还取决于几个重要因素。

  一、中日韩合作的有利条件

  一是中日韩三国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三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很深,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也是对华经济发展提供助力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是日本产品的重要出口国,最近两年由于双边关系陷入僵局,经贸关系也随之下降。2015年上半年,日本对华贸易逆差达到29587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众所周知,日本经济国内需求有限,如何扩大出口,直接关系到日本经济的平稳运行。中韩已经签署自贸区协议,经贸关系甚密,日韩经济也是传统的前后院关系。维护和推进三国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三国的根本利益。从地区视野看,中日韩三国是东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中日韩合作是立体合作,是亚洲建设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意味着三国互利共赢,还将对地区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辐射作用,给三国和亚洲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日韩自贸区相关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谈判重启,无疑对三国加深经贸往来是个好的开端。

  二是三国的对外发展战略使三国有望实现对接。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影响,中日韩三国经济都处于加快转型升级的阶段,都有拓宽海外投资与出口市场的巨大需求,通过深化三方务实合作,促进经济共同增长有利于各方。尤其是目前三国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上的共同点日益增多,实现对接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例如,在科技创新领域,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韩国在推动创造型经济政策,日本则实施科技立国政策,这些政策的立足点有共同之处。如果三国加强交流,探讨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智慧城市、大数据等领域加强联合研发与合作的可能,无疑有利于拓宽合作领域,实现战略对接,促进合作深入发展。此外,中日韩三方在国际产能、创新经济、信息技术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三是中日韩三国经济领域仍然存在一定的互补空间。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因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与日韩的投资和贸易关系逐渐活跃起来。而当时的日本、韩国都已经在工业化道路上奔跑了多年,很多产业开始了海外转移。工业化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承接了日本、韩国转移的生产能力,逐渐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的加工贸易中心和制造中心。目前,尽管中国与日本、韩国在汽车、钢铁、石化等产业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是总体来说,日本在高端零部件生产上具有独特的优势。经济上仍然具有一定的互补空间,中国对日投资前景看好,三方在服务贸易、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合作潜力。

  二、中日韩合作的影响因素

  一是中日关系能否稳步发展。中日两国由于存在特殊的历史情结,双边关系始终带有一定的脆弱性,经不起“风吹雨打”。2012年下半年,日本民主党野田佳彦政权宣布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以后,两国关系遭遇重挫。随后几年,中日两国首脑互访停止,民间往来锐减,经济关系也出现大滑坡。经过两年的僵局和反思,中日两国都逐渐感到不良的双边关系给两国造成的伤害以及对地区经贸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是在2014年达成“四项原则共识“,并实现了两国首脑的会见。至此,尽管两国关系出现转圜气氛,在两国之间的敏感问题上双方也有所克制和收敛,但中日之间存在的领土争端等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为此,中日之间要消除隔阂、建立互信,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与智慧。如何维护两国关系平稳发展,不因个别问题再次破坏双边关系从而影响中日韩经济合作进程,进而影响到国内经济发展,是摆在两国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二是日本的政策选择。三国首脑峰会有可能成为三国回到经济合作轨道上的一个开端。但是,这条道路注定崎岖难行。其中,日本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中日韩合作的进程。这是因为,东北亚地区是亚太地区大国利益的交汇点,日本的政策选项不仅要考虑本国的利益,还要顾忌盟国的利益,尤其是美国的考量。过去多年来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迟迟不见进展的重要因素是日本采取“只谈生意”、不做朋友的消极立场。况且日本右翼的错误史观、民族主义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存在,使得历史问题、领土纠纷等敏感问题不时浮出水面,引发两国国民之间的对立和政府层面的相互攻击。这些动向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中日韩合作形成干扰。

  三是美国的亚太政策。基于历史因素,韩日两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韩日两国在推进中日韩自贸区战略过程中,或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的制约。另外,东北亚地区作为大国利益的交汇点,美国始终对东亚事务具有重要影响力。不论是中日韩自贸区还是东盟“10+3”、“10+6”等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进,都深受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目标的干扰。对此,美国一方面加强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加快推进其主导的TPP进程。这对东亚现有的合作框架带来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带来阻力。未来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如何应对美国因素,将是中日韩三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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