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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美关系建构与演变的国际政治理论意义

作者:王跃华   来源:《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5月发布时间:2015/11/09
摘要:运用不同国际政治理论对中日美关系建构与演变的三个事例进行解释和预测,并对不同的解释结果进行反思,通过对各种理论比较分析,讨论这些解释的矛盾与缺漏!国际政治理论的未来发展轨道: 一是更加关注不确定性因素,同时将这些不确定性限制在可控范围内; 二是理论解释的逻辑呈多样化趋势,行为体和国际体系更多地被认为具有多种发展规律与可能性; 三是理论性质动态化,国际体系与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由单向的逻辑解释,转向双向。

  从战后日本被迫接受国家改造以及新中国成立至今,己有近70年的时一间,限十篇幅不可能对如此长的历史中的每一事件进行分析,本文的方案是选取若干重要事件或历史时一期,以不同的理论视角分析,考察理论发挥的解释力。

  一、20世纪50一60年代口本经济外交与中美口关系

  政治现实主义认为,战后日本的军事力量被美国严格控制,日本要恢复国际地位,不得不转而在经济上谋求权力,因而开展经济外交,同中国展开民间层次交流。新中国成立之初,需要建设国内经济,与日本的民间经济往来会提高国内收入。美国为了同苏联争夺远东,将日本视为重要的战略土具,故鼓励日本发展同东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往来,以恢复日本经济,减轻美国援助负担,但不愿看到作为苏联盟友的中国的实力获得增强,故限制日本发展同中国的交往。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中日经济交流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断,一方面是中日互动受制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形成的对立态势的压力,使两国政治实力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不高所致;另一方面,日本想像战前那样购买廉价原料再出售质次价高的土业品,而中国要摆脱在土业上对他国的依赖,致力十土业化建设,两者一很难形成功能上的互补,故合作比较困难。

  霸权稳定论认为,美国和苏联各自为其盟友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日本享受美国提供的安保和经济援助,而中国也从苏联获得经济和技术援助。中日两国都扮演公共产品消费者一的角色,而各自消费的公共产品来自不同的提供者一,故无交集,因而两国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

  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以及“文革”时一期的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战争与革命”以及“美帝苏修亡我贼心不死”,故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和重土业,全力扩大实力,以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美国要抵御苏联核力量的威胁,特别是古巴导弹危机加剧了美国扩大对苏优势的愿望,必然亦将中国视为其在远东安全利益的一个威胁。日本的军事力量受制十美国,难以恢复,只能全力支持美国。要获得尽可能多的权力,只有经济道路可以走。

  理想主义认为,中国要输出革命,实现无产阶级的世界大联合,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国际共产主义,故大力支持国际共运,接受同日本的经济交流,就是要扩大同日本无产阶级的往来,尽早使日本脱离美国的控制。美国要推行美国式民主体制和价值观,建立全球民主社会,故支持日本经济立国的政策。日本作为唯一的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认为其有着推动世界和平的使命与责任,采取轻军备重经济的内外政策。

  相互依赖论认为,日本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美国依赖日本在远东的地缘战略意义,同时一美国驻军依赖日本支付的基地维护费用,而日本相当程度的国内收入来自驻日美军的开销。这种相互依赖将美日在50年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政治等领域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中美、中日之间还未发展出相对高水平的经济往来,利益纽带极为薄弱,因此鲜见多领域的合作,而冲突可能频繁出现。

  民主和平论认为,战后日本被美国依照本国的制度进行改造,业己成为西方式民主国家,美日的政策取向均由国民意愿决定,故两国能够发展长期的合作关系。中国不符合西方民主标准,民主国家只能同中国保持谨慎交往,日中经济交流因此两次被打断。

  复合相互依赖论认为,日本经济外交采取“政经分离”原则,是因为相比在美国安保下的政治和军事,日本经济更为脆弱,迫切需要发展,因此不愿将经济问题与非经济事务相联系。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在经济议题上有较大话语权,但其外交环境较为孤立,故希望利用经济权力来获得政治利益,在谈判中强调“政经不可分”原则。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美日安保同盟、美儿体系、关贸总协定等国际制度为美日两国提供了预测彼此行为的标准,降低双方互动的不确定性,使双方在拥护这些制度的同时一,加深了彼此间合作,降低了对立的可能性。中国与美日不存在共享的制度恩惠,双方难以准确预测彼此行为,因而交易成本较高,不合作的机会成本很低,故双方提升合作的可能性不大。

  结构建构主义认为,美日在朝鲜战争后提升了双边关系,特别到肯尼迪时一期,美日己经从过去的敌人发展成为民主伙伴的关系,双方合作共同反对苏联的扩张。中国与美国长期相互视为敌人,中国也认为日本同台湾国民党的外交关系等十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对日本身份的理解也向着敌人方向深化,因而双方往往拒绝合作。

  二、20世纪70年代中口、中美建交与中美口关系

  政治现实主义的解释是,中美双方各取所需,中国要借力美国对抗苏联在远东和中亚对中国权力的侵犯,美国要拉拢中国一同平衡苏联在全球的势力扩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对日本而言,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能够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并开展贸易往来。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美国和日本接受中国,是因为美国在两极争霸中处十守势,苏联的攻势咄咄逼人,中国出十对结构压力和自身安全的理性考虑,选择“站在美国一边”,从而使两极秩序形成新的平衡,保证国际和地区和平。

  霸权稳定论认为,中国在中苏决裂后不从属十东西任何一个阵营,中日、中美建交后,中国能够一定程度地消费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如贸易最惠国待遇、美国开放对华武器和技术出口等。中国在消费这些产品同时一,也含蓄地承认了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中国直至1989年,与美日的关系都处十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良好的时一期。

  进攻性现实主义如此理解,中国认为,相比遥远的美国,苏联的威胁近在咫尺,必须尽可能获得多的权力以确保自身安全,因此加速发展军备,在中国北方地区大量修筑土事,同时一与美国接近,借助美国扩大自己对抗苏联的力量。美国和日本对苏联的扩张越发缺少安全感,美国除了同苏联的军备竟赛,也拉近了同中国的距离。

  相互依赖论认为,尼克松访华后,中日、中美经贸交流提升。到1972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10亿美}},197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11.5亿美儿。经贸领域的合作外溢到政治领域,促成了中日、中美的建交。

  复合相互依赖论认为,美国“越顶外交”使佐藤内阁的对华僵化政策遭到国内强烈批判,田中内阁得以组成的一大原因是其谋求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姿态,这样,对田中时一期的日本政府而言,拒绝日中建交的代价较大。相对地,中国在建交问题上就有了更多权力,能够使日本最终接受“复交三原则”。美国将中国视为制衡苏联的筹码,随着苏联扩张行动的加剧,美国放弃拉拢中国所支付的机会成本不断上升,也就相对提升了中国在建交谈判中的权力,使美国接受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在现有国际组织框架下行动,承诺履行国际法所赋子责任和义务,其行为具有了较大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美日同中国交往的成本将减少,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双方合作不断加深。

  结构建构主义认为,除对越南进行有限度的援助外,70年代中国在军事上并未同美国(日本)爆发大规模冲突,双方的自我约束给彼此提供了回旋余地;中国对苏联身份的理解从最初的伙伴褪变为敌人,阻止世界大战的共同命运使中美(日)走到一起。中美(日)在彼此自我约束和共同命运的理解中走出了相互敌视的身份认知。

  三、新世纪中国崛起与中美口关系

  政治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将越发要求获得更多权力,并力图“修正”东亚权力分布现状,美日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受到挤压。作为守成大国,为避免与中国爆发直接冲突,美国采取“再平衡”战略,就是应对中国崛起(和俄罗斯复兴),试图促成亚太地区的新均势。进攻性现实主义还指出,日本近年来不断强化海上自卫队装备,引起中国的警觉,而中国军队加快现代化建设,也令美国感到威胁。由十对彼此军事信息透明度缺乏信心,中美日都采取不断更新和提高军备的行为,以期在未来可能的对抗中确保自身安全。

  理想主义认为,中美日当代共同的理想是建立无核世界。这个理想将促进三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事务中加强相互沟通与协调。

  相互依赖论认为,中美日经贸往来不断加深,截至2013年上半年,中国分别是美国和日本的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相互经济合作的发展形成了中美日的利益纽带,尽管经贸热度还未完全外溢到政治等领域,但对这些领域中的冲突仍施加了约束作用。

  民主和平论认为,中国己经实现了市场化较高的经济体制,在政治上也进一步开放,但距与西方民主国家标准还有很大差距。中国近年来同西方之间暗藏着冲突的因素,要解决中国崛起中带来的国际不稳定,就在十将中国演变为民主国家。

  复合相互依赖论认为,中国处十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底端,迫切需求美国的核心技术,在贸易谈判中,美国的知识产权能够形成对中国的权力;而在金融领域,中国和日本持有的美儿储备和债券使之具有对美国的权力。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使之难以凭借自身维持全部国际制度的运作,而中国作为国际制度的主要受益者一,开始在维护制度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国近年来重视金砖国家框架下的合作,在国际会议前同四国协调一致,并非是谋求建立独立十国际制度之外的新制度,而是寻求扩大在现有制度中的话语权,从而保障了制度的有效性,促进制度下的合作。

  结构建构主义认为,自1993年以来,中美日面对争议问题都能够展现自我克制的姿态,在经贸等领域的相互依赖,以及在面对全球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形成的共同命运,使中国同美日之间己完全摆脱相互视为生存威胁的敌人认知,上升到竟争对手的关系:相互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但不排除使用有限武力解决关键矛盾。

  四、理论的反思

  通过使用不同理论视角考察三个重大事件和历史时一期,可知这些主要理论总体上能够对一些现象作出解释。但是,理论的价值不仅仅在十“是否”解释,还在十解释的“水平”。反思理论,就是要回头去问:理论确实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吗?笔者一简要回顾这些解释,并对解释内容存在的问题进行说明和比较。

  1.政治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在三个案例中,政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方式是对立的,前者一认为中日美关系是出十三国获得更多权力的动机而形成的结果;后者一认为这一结果只是中日美对来自国际环境变化的回应。前者强调国家自主的选择,国家追逐权力的本性促使国家采取相应的行为,原因来自国家内部;后者一强调国家行为的被迫性,无论国家的本性如何,环境都会令国家导致那种结果,原因来自国家外部。

  在第一个案例中,结构现实主义仅仅解释了中日经济交流的中断,并未解释交流怎样产生—须知经济交流的起始与中断都处在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下。在20世纪50-60年代,这一体系结构未发生显著改变,既然如此,经济交流何以出现“产生”与“中断”两种不同现象“环境决定论”的结构现实主义无法回答,它之所以能够解释“中断”,主要因为对抗的态势更有助十解释合作的不可能,至十在同样环境下产生的合作,则难以回应。同理,政治现实主义也难以回应为什么中日为获得权力而进行的合作,在目的不变的情况下又中断了—仅仅是出十美国因素吗?

  在第二个案例中,结构现实主义把中日、中美建交归因十国际结构转向“苏攻美守”,中国平衡美苏的行为是出十环境压力而采取的自然选择。但这个思想无法解释在里根时一代及其之后,国际结构重新回到“美攻苏守”时一,中国为何没有疏远美国以实现两极权力的再平衡。政治现实主义也未能解释苏联为了获取更多权力,为何不与美国争夺中国,而是继续以对立姿态,坐视中国倒向美国。

  2.霸权稳定论与新自由制度主义。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以换取他国对其霸权的支持。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即便霸权国衰落,现存国际制度也不会崩溃,其带来的好处会使各国主动维护制度。在第二个案例中,美国向中国提供公共产品,换来中国对美霸权的默许,这种“默许”直至今日仍含蓄地在官方媒体中表现出。但该理论却难以解释为何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突然停止向中国供应公共产品。

  在第三个案例中,霸权稳定论认为中国是“搭便车”者一,最终将导致美国实力的衰落,进而引起现有制度的崩溃,但它无法解释,中国在美国相对衰落后,积极参与维护现有制度,而不是破旧立新。新自由制度主义则无法解释,为何中国在维护现有制度(如WTO等)时一,昔日制度创立者一美国却在建设TPP等排除中国参与的新框架。

  3.相互依赖论与复合相互依赖论。相互依赖论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能够发展共同利益纽带,使合作从一个领域外溢到另一个领域,形成多领域的合作,这一过程是在经济交往中“自然”形成的。复合相互依赖论认为,不对称依赖为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在问题领域中的谈判提供了权力,合作与冲突取决十行为体“自主”运用这些权力的方式。中日、中美建交是自然形成还是国家的自主选择,两个理论的解释有冲突。

  相互依赖论似乎解释了第二个和第三个案例,但将两者一结合起来,不难发现矛盾之处:前者一将中国同美日的建交归因十经贸合作的外溢;后者一却无法否认双方在政治领域的冲突,对“政冷经热”现象的解释只能归咎十经贸合作外溢程度不够。

  结合复合相互依赖论解释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案例,也同样发现问题:前者一认为中国“政经不可分”原则,是因为其政治领域的权力较弱;而在后者一,中国受到政治孤立、迫切寻求外交突破的境地在中日建交前未发生明显改变,中国拒绝中日建交所需承担的机会成本不应当小十日本拒绝中日建交的机会成本,但后者一却强调中国在该问题上具有更大权力。

  4.结构建构主义。在第一个案例中,结构建构主义把中日经济交流的中断诊释为彼此敌人身份的理解加深;而在第二个案例中,该理论将中日建交理解为双方不再将彼此视为敌人。根据结构建构主义的观点,既定身份认同下的行为体会不断作出与此身份相称的行为,那么敌人身份下的中日关系必然不断作出彼此对抗的表现,同时一拒绝合作。但在第二个案例中,中日却形成了一定合作,这种合作是如何在原先的敌人身份下的互动中产生的,结构建构主义给出的解释(自我约束与共同命运)与敌人身份的行为逻辑相矛盾。结构建构主义理论本身的僵化使其无法对身份转换作出充分的解答。

  此外,民主和平论能够在中国与美日对立时-作出解释,但却难以解释双方缘何修好。进攻性现实主义只要被置入各国增强国力和军备的背景中就活跃起来,但在解释诸如“吉田路线”和邓小平“百万大裁军”等案例时一,尤显力不从心。理想主义在面对具体案例时一,很难让人区分其解释究竟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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