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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战争,还是“朝战研究疲劳症”

——评美国史学视角下的朝鲜战争
作者:于滨   来源:复旦《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发布时间:2015/06/30
摘要:2015年6月25日,是朝鲜战争爆发65周年纪念日。六十余年来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反思呈两个极端:一方面是美国朝野的朝战“集体遗忘症”,另一方面则是军事史学界的“朝战研究疲劳症”。几十年来,美国朝战研究中的正统派、修正派、修正派的修正派,它们或各执一词,或相互交错,但趋势却是正统派(或修正派之修正派)渐成主流。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公众对朝战的认识仍在低水平上徘徊。这两个极化现象至今仍在影响美国朝野的对朝观念和政策。

一、朝鲜战争的历史坐标

  62年前结束的朝鲜战争,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场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在国际层面,美苏间的冷战由此扩展至亚洲,成为一个全球性体制,几乎主导了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政治。在亚洲,朝鲜半岛的38度线、台湾海峡和越南的17度线,构成了割裂亚洲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地区架构。对中国来说,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分裂不仅永久化,且成为中国在21世纪历史性崛起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2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战争,主要交战国(中美)不仅没有正式宣战,反而刻意“师出无名”:美国总统杜鲁门称朝鲜战争为“警察行动”(police action);中方的百万大军则以“志愿军”名义参战。

  即便如此,中美朝韩恶战三年的朝鲜半岛,百万生灵涂炭,无数家园被毁,停火线却不无讽刺地重回三十八度线。进入21世纪,东北亚地区仍在为65年前那场恶战所震撼、支配,以至难以解脱。相比之下,20世纪其他热战、冷战中的宿敌早已握手言和(日本也许是个例外)。3唯独在朝鲜半岛,数百万大军仍虎视眈眈、枕戈待旦;大战虽无,摩擦不断;1953年的一纸协定,言为停战,实为休战,亦为再战?!在这个意义上,65年前爆发的那场“苦涩的小战争”(little bitter war)4,实为一场真正的跨世纪之战。

  然而不管后人如何评说那场战争的得与失、胜与负、罪与罚,历史在六十多年前中美朝(韩国除外)签订停战协定时已经改写:它是美国开国以来第一次战而无胜之役,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百余年来境外战争中首次不败纪录。中国志愿军将士凭藉简陋的装备、顽强的意志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应对拥有陆海空绝对技术优势的对手,硬是把逼近鸭绿江边的16国联军一度推回三十七度线。朝鲜战争的结局,是年轻共和国的开拓之举,也是我们多难民族历史性崛起第一步,更作为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拐点而载入史册。

二、美国的“集体遗忘”与“不依不饶”

  六十多年来,美国朝野对待朝战的观念可用“集体遗忘症”(national amnesia)来概括。美国出版界有关越战的出版物汗牛充栋,而朝战的书籍却寥寥无几,其中又多以“遗忘(forgotten)”、“未透露(untold)”等为主题。5著名作家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 1972年以揭露越战决策失误的《出类拔萃之辈》一举成名;6而他关于美陆战1师在长津湖侥幸逃脱中方第9兵团毁灭性打击的巨著《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7直到他2007年去世数月后才出版。出版界失语,好莱坞亦健忘。美国大小银幕上充斥二战和越战的镜头,唯独朝战作品凤毛麟角。 甚至首都华盛顿的朝战雕塑群,也是在停战42年之后的1995年落成,比建于1982年的越战纪念墙还晚12年,而后者在越战结束7年后即完工。直至2009年底,美国会才通过法案纪念朝鲜战争。 对此,美国甚至有人称朝战是美国现代史的“黑洞”(the black hole of American modern history)。8

  美国多年来对朝战集体失忆,有出版界自身的问题。其中不乏那些良莠不齐的“野史作家”(popular historians),其中绝大多数不求甚解,东拼西凑,甚至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而“编故事”;而且是写了就忘,忘了再写。9即便是一些出自名家之手、迎合大众口味的著述,对历史事实的追述亦有待深入和公正。2007年出版的《最寒冷的冬天》一书,虽源自著名政论家和作家哈伯斯塔姆,但他把美军在朝战初期的一系列战略和战术错误,似归咎于妄自尊大、我行我素的麦克阿瑟;而千里之外的文职高官们则更象是麦克阿瑟主义的“受害者”。杜鲁门作为三军统帅,在生与死、成与败的兵家大事上,对桀骜不驯的战区司令唯唯诺诺、无所作为,至少有渎职之嫌。

  但在笔者看来,美国朝野对朝战“健忘”,还有心理和政治上的原因。首先,美国历史上对外战争多多。三年朝战,长度不及越战的三分之一,辉煌不及数月的海湾战争,处于不赢不输的灰色地带的朝战,国民记忆中的自然难有其位。其二,美国政府大事化小,当初把朝战定义为“警察行动”,以绕过国会审理、宣战的“麻烦”(无独有偶,9/11后美国把本应是“警察行动”的反恐定性为“战争”,以无限扩大总统操控战争的权力,美国立法系统对行政部门在对外政策上的制约,几乎荡然无存)。然而越战也定义为“警察行动”,美国人何以念念不忘?!

  朝战在美国国民记忆中的“边缘化”,似有更深层的原因。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宗教色彩极浓,习惯于在敌我、黑白、是非、善恶、胜败中取择其一,不输不赢的朝鲜停战实属另类;它既不同于此前美国完胜对手、重塑国际体系的一战二战的伟绩,也有别于美军筋疲力尽、被迫撤出后彻底失败的越南战争(1964-1975)。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对朝战的观念,多年来一直游离于两个极端之间:既要“遗忘”,却又难以割舍;千方百计地从记忆中抹除,也为当年不能“临门一脚”而耿耿于怀,难以放弃与朝鲜现政权敌对的政策。2010年朝鲜战争爆发65周年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突然宣称美国赢得了朝鲜战争,并且不接受“平局”的说法。10 然而不管奥巴马是为了哗众取宠还是安抚人心,这位哈佛的高材生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朝鲜战争的结局的认知方面,既违反历史,也无视现实。按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的话说,“美国人常抱怨说,美国总是赢得战争、但却失去和平,这两个说法其实都不甚准确。事实上,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被迫接受的僵局,而在十年后开始的越战中,美国的败局更是确凿无疑”。11

  十九世纪以来,美国外交其实是在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两个极端中摇摆。要美国与一个善恶同在、不黑不白的灰色世界共存,几乎不可能。9/11以后“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美国(“be with us or against us”)的小布什主义,就是最好的佐证。美国至今对朝鲜不依不饶,对朝政策仍停留在敌视和制裁的过去时态,不仅仅是由于朝方的僵硬政策,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极端宗教化和意识形态化,也是原因之一。小布什上台伊始,就给金大中的“阳光政策”泼冷水,先给朝鲜扣上“混蛋国家”的帽子,9/11后又把朝鲜划入“邪恶轴心国”(axis of evil)之列。奥巴马上任后,一改小布什政府执政最后两年积极接触朝鲜的政策,将美国对朝政策定位于所谓“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即对朝鲜采取少接触、不谈判的“有所不为”的政策。12国务卿希拉里更是带头支持甚至纵容日本以所谓“绑架”问题,干扰和迟滞六方会谈,为日本右翼修宪和扩军制造借口和空间,直接间接地激化南北对立,极大地干扰了半岛的稳定。13 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金正恩继任后的战争边缘政策,都与美国扭曲的对朝观念不无干系。

三、以史为鉴,美国Style?

  其实美国朝野对朝战的“遗忘”,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美国学界对朝战的态度则是另一番景象。美国史学界八十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反思朝鲜战争,且一发而不可收。时至今日,美国朝战研究中的正统派、修正派、修正派的修正派,14对朝鲜战争的根源、过程和结果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各种论点层出不穷,以致美国朝战史学家艾伦·梅莱(Allan Millett) 2010年宣称,对这场“被遗忘的战争”的“追记”已经“绰绰有余”(enough),不需再费时费力了。15对此,笔者称之为“朝战研究疲劳症”(fatigue)。16

  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战的“百花齐放”和“过度反思”,与美国国民对朝战的“集体遗忘症”,似成巨大反差。个中原因仍是不解之谜,美国国民意识中对于62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仍近乎白纸一张。然而真正主导美国对朝政策的是精英阶层,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鲜战争的反思,仍是中国同行需要关注的重点。

  美国史学界中对朝战研究中众多流派进行梳理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是把批评美国的观点和著作统统打入所谓“历史修正派”(historical revisionism)。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 1981年的《朝鲜战争之根源——第一卷:朝鲜光复及两个政权的形成,1945-1947年》,17 对美国官方关于朝战根源的解说(即共产主义扩张)提出质疑,认为美军对朝鲜南部占领期间,支持和扶植日本殖民统治期间的伪政府和军警系统人士,由此引发的1948年的朝鲜南部的大规模反叛和残酷镇压,是导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的主要根源之一。卡明斯在这部在美国颇有争议的“历史修正派”著作的第一卷只写到1947年,涉及到朝鲜战争正式爆发(1950年6月25日)的第二卷直到1990年才完成。18此间,卡明斯作为第二作者,与乔恩·哈利迪(Jon Halliday) 出版了《不为人知的战争:朝鲜》。19与此同时,约翰·梅里尔(John Merrill) 的《朝鲜半岛的战争根源》也加入了“修正学派”的阵营。20上述几本著作,奠定了美国研究朝战的“修正派”的基石。其实,美国史学界对朝战的反思一直都未中断,甚至在朝战仍在进行期间,美国作家斯通(I.F. Stone)就发表了著名的《朝鲜战争幕后史:1950-1951年》。21 费伦巴赫尔(T.R. Fehrenbach)1963年出版的《如此战争:美国措手不及》,22以及贝文·亚历山大(Bevan Alexander)1986年出版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23主要从军事角度对美军的战时运作提出尖锐批评。然而上述修正派著作的力度均不及卡明斯的“三板斧”。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朝战“修正派”的并非是一个突发和孤立的现象,美国史学界有人将冷战期间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界打上“修正派”的印记,原因是这些学界人士多为自由派和左派人士,鲜有从军参政的经历,对军事战略战术知之不多,因此对战争、军界和军事事务有本能性的抵制。24 这其中包括卡明斯和梅里尔的导师格雷戈里·亨德森(Gregory Henderson)。25

  “修正派”的对立面当然是正统学派(orthodox school),其主要代表作有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 1967年的《共产党中国的军队:朝鲜战争及其后果》,26 罗伊· 阿普尔曼(Roy Appleman)1990年的《朝鲜的灾难:中国人挑战麦克阿瑟》,27克雷·布莱尔1987年的(Clay Blair) 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1950-1953》,28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1987年的《朝鲜战争》29 艾伦·梅莱(Allan Millett)的《为朝鲜而战:1950-1951,战争来自北方》,30以及威廉·斯迪克(William Stueck)1995年的《朝鲜战争的国际视角》。31贯穿这些正统派著述的一条主线就是维护美国参加朝战的必要性、正当性,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修正派早期对美国战争政策的批评;与之并行不悖的是,一些面向公众的通俗读本,也致力于描述朝战中美军的“被遗忘的”战绩,尤其是二次战役期间美陆战1师在东线的“有条不紊的”撤退,著名政论作家哈伯斯塔姆去世前完成的《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就属此例。32

  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相当部分著述是针对具体军事议题的“专业”研究,如战争的起因、韩国军队的表现、盟国的作用、对各军兵种的评估、后勤、协同作战等。33英国Ashgate出版社即将问世的朝战文集洋洋32章,涉及朝战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战前态势、各参战方(美中苏英南北朝鲜加联合国)的作用、美国各军兵种的表现、核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问题、后勤、两栖作战、情报、特种战争、釜山之战、运动战、阵地战、战后安排等专论。

四、 “现实派”衰败之“中国因素”

  美国众多研究中国在朝战中的作用和表现的著述,大体上可分为“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两派。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治学者艾伦·怀廷(Allen Whiting)1960年出版的《中国跨过鸭绿江:中国参战决策研究》。34怀廷根据大量的中国官方资料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作出参战的决定是根据其安全利益,是由于中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怀廷的这一结论,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学派”——即中国参战是基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或中苏朝“阴谋论”)——是一个巨大冲击。根据怀廷的分析,中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动机和作为,其实与其他国家一样,都包涵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成分,其潜台词是:即便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也有“合理的”安全诉求。60年代是冷战高峰时期,麦卡锡主义的余毒仍在施虐美国,怀廷提出此种“出格”的观点,不仅需要严格的立论和考证,还要有相当的勇气。

  怀廷的现实主义论点影响了西方整整一代中国问题学者 ,在相当程度上为中美关系最终破冰排除了一些观念上的障碍。35无独有偶,对怀廷的现实主义解说的“修正”,却出自两位中国背景的学者之笔。中国留美学者陈坚1994年所著《中国通向朝战之路:中美对抗的之形成》一书,认为中国卷入朝鲜战争的主要致因是毛泽东本人的反帝信念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与美国和西方在朝鲜对抗,符合毛泽东本人在国内改天换地和重塑国际体制的理念;陈认为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早在美军的仁川登陆之前的1950年8月就已经作出,而这远在美军越过三八线之前。36陈坚的论著在西方史学界引起轰动效应,因为他完全推翻了怀廷的现实主义观点,否定了中国在东北亚的安全利益。

  然而朝鲜半岛对中国安全的意义,远远超出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的标签,它至少还受到两个常量的影响:一是地缘政治,二是历史的坐标。百年来日本对华四次重大军事行动(1894年的甲午海战、1904-05年的日俄战争、1931年的9/18事变和1937-45年的对华战争),朝鲜半岛都是日军侵华的路径或支撑,淡化以致否定中国在东北亚的安全利益,至少不符合近代史的轨迹。在政策层面,二战后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和平宪法”,1949年的中苏同盟,都是针对日本无节制的外扩张侵略的劣迹。再者,毛在出兵前举棋不定、彻夜难眠,此时此刻的毛泽东难道是不完全不彻底地信仰共产主义吗?而且,如果以“共产主义信仰=赞成出兵”来衡量当时政治局的成员,绝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对出兵有各种疑问和担忧,难道这些人就不信仰共产主义理念吗?出兵决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毛本人的信仰仅仅是众多“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s)之一,而非唯一的“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

  在这个问题上,沈志华教授的“三元论”可能更全面揭示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动机,即(1) 由台湾问题引发的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2) 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3) 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37其实,沈志华三条中最可能符合陈坚的“意识形态”论的第一、第二条中,也包涵了重大的现实主义的成分。比如毛在台湾问题上的“革命激情”,起因是美国在朝战爆发当天作出的第一项决定,竟然是与朝战无关的中国台海问题(美国第七舰队开始巡航台湾海峡);美国再次介入中国内战,完全阻止了中国收复台湾的努力,并使中国分裂永久化。毛之“革命激情”,其实是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行为的正常表述;如果毛对此无动于衷,那倒是有别常理。此外,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说到底是中苏关系问题,而中苏结盟关系中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更多的是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和现代化这样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根据沈志华的考证,在出兵朝鲜问题上,毛考虑更多的很可能是以此维护中苏关系的大局,而当时的中苏双边关系由于毛坚决反对苏联继承沙俄时期强加个中国的“治外法权”(苏联对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所有权)而引发斯大林对中共疑虑重重,这也是斯大林在1950年4月未与中方通气便同意金日成进攻南方的重要原因之一。38中苏结盟的表象有多少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多少是利益的驱使和交换,是一个需要认真考量的问题。对此,沈志华教授认为,如果中国不出兵,对中国主权的威胁可能不仅仅来自占领了朝鲜全境的美国:

  ……如果朝鲜按照苏联的计划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将其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那么,因此而将战火引致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东北,援助中国作战。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更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的协定。……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了。39

  其实,陈坚的“意识形态论”的内涵在相当程度上是毛本人的个性的张扬,而领袖人物的个性、魅力和心理素质,一直是西方国际关系和史学研究中永恒的话题。在中国出兵的决策中,共产主义信念作为毛与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共同理念其实是一个常量(constant factor),但毛早期的个人成长史以及毛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经历和地位,使其对朝鲜战事的判断有着与其他中共领导人不同的视角和逻辑,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有着不同的解读。陈坚所代表的“后修正派”,在方法论上还是有可商榷之处的。相比之下,沈志华注重史实、少戴帽子、让读者自己判断的治学方式,更能够帮助读者梳理朝鲜战争这类决策、过程和结果都及其复杂的重大历史事件。40

  “修理”怀廷的现实主义观点的另一部著述出自马里兰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曙光之笔。张在《毛泽东的军事罗曼蒂克主义:中国和朝鲜战争,1950-1953年》一书中,重点研究中方的战略战术,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用英文在海外出版的朝战论著中唯一全面覆盖中方战役战术行为的著述。其主要结论与陈坚雷同,即毛泽东本人的共产主义信念,导致了毛在战场上的冒险和盲动,以及脱离实际、不顾及士兵生命的军事“罗曼蒂克主义”。41绕过对毛泽东朝战指挥术的道德批判的标签(即军事“罗曼蒂克主义”),张曙光教授对中方的军事意图和行为的描述其实相当真实和细致,在书山学海的英语史料中绝无仅有,为研究中国军事思想和行为人士必读之书。然而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是发掘和再现历史,至于对研究对象/人物进行是与非、功与过、好与坏的价值判断,其实是次要的。客观上看,军事“罗曼蒂克主义”不仅仅发生在“共产主义的”中方,联军方面,麦克阿瑟将军本人的傲慢与偏见,超人魅力与大起大落(仁川登陆的辉煌与1950年底“圣诞节攻势“的全线溃败)相辅相成,构成贯穿朝战的一条特殊的风景线。

  依笔者之见,中美双方对对方都有一个相互了解和适应的过程。在这场所谓“有限”且又极不对称大规模军事行动中,中美军队各自的经验、实力、实际部署和战役战术行动的实施,在朝鲜的特定环境和时空中,都被迫加以调整,以扬长避短,以尽量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场效果。调整的时机、速度和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斗和战役的成败。志愿军入朝后迅速将最初的防御姿态转变为在运动中歼敌;二次战役中诱敌深入、而后大胆穿插迂回的战术,歼灭韩国第7、第8两个师大部,重创美第9军,迫使第8集团军全线溃败;联军方面在1951年初发动的“霹雳行动”(即中方的第四次战役),充分发挥联军的火力和机动优势,同时抓住中方战线过长、补给困难和连续作战的疲惫等困难,将逼近37度线的志愿军推回三八线,这些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调整部署和战术的成功战例。而中国高层对朝战的最终目标也多有修正和调整,最终与联军达成在三八线的停战。

  应该指出的是,朝鲜战争是一场极不对称的现代化战争,中方在完全没有制空、制海权,以及在美方看来极为原始的地面火力配置的情况下,不仅在参战初期把中国内战时期的运动战的经验发挥极致,同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逐步学会、适应了现代化战争的阵地战,这在近代和现代战争史上也是少有的范例。当然,在极不对称的战争条件下,允许中方失误的空间极为窄小。中方在战略、战役和战术上都有过挫折和失误,有些是沉痛的、付出重大流血牺牲的教训。42然而这些问题有多少属于前线指挥员的能力,或部队本身的素质,或是毛泽东本人的浪漫情怀所致,仍然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议题,不是一顶简单的、戴在毛泽东头上的军事“罗曼蒂克主义”的“帽子”就可以论定的。

  细读两位中国背景的学者的著作后,感觉二人在史料的运用上均大量采用国内出版的文献资料、回忆录等,但结论为何与国内朝战史学界主流南辕北辙?其中当然有学者自身的判断和结论,但二人不约而同地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变量,排斥其他因素,多少是美国学界在方法论方面的通行做法,即把复杂的人类政治、社会和心理行为,简化为若干以致单个因素或变量,以此来解读现实,且要语不惊人死不休。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一味追求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论,简单和机械地在社会科学领域推行所谓“可控试验”和量化,在20世纪下半叶到了走火入魔地步,43全然不顾人以及人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往往变幻莫测、难以把握的特征,执意寻求解释人类行为的某种终极理念。 以一概全、一叶障目的方法论,也许有助于完成博士论文或赢得西方出版商的赞助,但难以解释复杂的人类活动和思维,更会远离历史真相,误导读者。回到意识形态问题,美国其实是意识形态色彩最为强烈的国度,或美国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化身。44 对此,一般美国人是不会承认这一点,意识形态这顶帽子,一定要扣在“对方”头上,因为意识形态在美国公众心目中意味着不理智、非理性、情绪化和极端化。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年,还处于高度亢奋状态而难以自已的美国政治和学术精英,则更乐见将使美国不输不赢、不赢即输、蒙羞受辱的朝战之“原罪”归咎与中国。 与此同时,美国致力于寻找下一个对手,中国威胁论开始发酵,两部出自中国学者的著述,恰好迎合了这一需求。1997年3月,认为中国数千年历史就是一部侵略史的观点45的美国东亚史学家华伦·科恩(Warren Cohen)在当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就以“非美国人说中国威胁更有说服力”的方式,以陈坚、张曙光在英语世界关于朝战的成名作为例,说明中国历来好战好斗;并以此推论,如果一个贫弱的中国尚且如此咄咄逼人,未来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何以与人为善?!46美国人如此解读,也许并非陈、张二人的初衷。

五、西方/美国中心论与“东方主义”

  其实,“以夷制夷”(利用中国学者之笔批评中国)不过是美国的朝鲜战争史研究的一个“插曲”。依笔者之见,西方和美国的朝鲜战争史研究中的最普遍的现象是西方/美国中心主义(West/American-centralism),即从西方和美国的视角,用西方/美方的素材,得出西式/美式的结论。这一观察并非要否定卡明斯等“修正派”和怀廷的现实主义的反思和解说对西方和美国学界的深度影响。事实是,这些“修正学派”的观点在经历了“正统派”20余年的“反攻倒算”后,已基本上被边缘化。

  西方中心派,即正统派的研究对象和重点,是西方尤其是美军方在朝战中具体战役战术环境中的表现,而其他非美国、非西方(或非白种人)在这场历时三载的惨烈战争中的经历、命运和后果,基本上是作为辅助和配角,甚至很少提及。而“主流派”在审视六十多年前的那场使美国被迫接受的“僵持”结局的战争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调美国介入朝战的正当性、美军将士的勇敢献身精神、以及韩国李承晚政权对朝政策的合法性等。前面提到的主流派的代表作,如布莱尔(Clay Blair)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1950-1953》等,都属此例。47这也是奥巴马为何坚持认为美国赢得了朝战的学术背景。

  其实,战争史学中“以我为主”的观念和方法并无不妥之处,各国史学家们多少都有此种倾向,只是不要过分。然而近来西方的一些朝战研究有意无意地“淡化”中方的“角色”和作用,倒是令人惊奇。比如,加拿大学者罗伯特·李2001年的《朝鲜战争》一书,几乎涵盖了有关朝战的所有问题,如历史背景、朝鲜半岛内外时局、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英联邦态势、斯大林之死、战争对各参战国女性的影响、美军中的种族和性病问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有关中国的文字却凤毛麟角。如此偌大的一个国家,在三年战争中以极其简陋的装备、36万人伤亡的代价,48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打成平手,居然在这位朝战专家笔下几乎“绝迹”,好像朝鲜战争是16国联军在与“影子”作战,实在令人难以置信。49无独有偶,卡明斯的近作《朝鲜战争:一部历史》,居然也没有一章是关于中国。50西方史学界对中国的“冷处理”的动机仍不得而知,不知是否在今日主流和非主流人士中,是否有某种“打不赢,难道还写不赢?!”的下意识心理。

  在西方新一轮“回避中国”的著述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02年斯潘塞·塔克(Spencer Tucker) 所著《朝鲜战争政治、社会和军事历史百科全书》。在这部由102位专家共同撰写的851页的“百科全书”中,只有一位作者援引了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罗曼蒂克主义:中国和朝鲜战争,1950-1953年》一书(第256页),而且还拼错了张的名字。与此同时,本书编者塔克还在宣称,志愿军在一次战役后的突然消失仍然是一个迷,“迄今为止,对于中国志愿军的突然后撤还没有清晰的答案”(第132页)。而张曙光7年以前就详细描述了中方“欲擒故纵”的战略,诱使联军继续北进,终于铸成其大错(第104-107页)。51不仅如此,这部“百科”针对美国的盟国韩国军队的篇幅也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的描述对韩国军队都是一笔带过,还伴有明显的轻蔑语气;对美国和西方盟国军队和战事的却事无巨细。事实上,韩国军队一直是中方打击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在五次战役(运动战)期间。应该指出,塔克的朝战百科全书出版以前,韩国军事历史研究院的三卷集的《朝鲜战争史》已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52塔克的所谓“百科”之书,其实满纸都是西方军队在行动。此种有选择地“摘取”历史(cherry picking history), 至少不是十分专业的。

  其实,艾伦·梅莱(Allan R. Millett) 2010年关于西方史学界对朝战已经“反思”“过度”的说法,至少有一点难以成立,即西方朝战史学界至今仍未公开翻译出版中国官方的朝战史书,即军事科学院1988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和200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史》。53对于一直把中国作为研究重点的美国军界和情报界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忽略”。笔者就此问题数次询问一些美国学界和军界人士,对方要么不置可否,要么无言以对。这一“忽略”是有意还是无意,笔者不得而知,但在与西方出版社多年交往的感觉是,要原封不动地翻译出版中国关于朝战的史书和回忆录等,几乎是不可能。54一位中国学者曾翻译了若干中方高级将领的朝战回忆录的选章,但在出版社审稿时却遇到种种阻力,书稿多次被评审(reviewers) 否决。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得知这部已被“枪毙”的译稿,据理力争后使之“死而复生”,55由此深感美国出版界的内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如果不是种族因素的话)的种种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禁区”。

  近期西方朝战研究中无论是“绕着中国走”还是“绕着韩国走”的倾向,其实并不一定是学者的方法论和个人的好恶问题。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指出,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建立在把东方塑造和歪曲成西方想象中的东方为基础的。西方的东方学学者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为了使西方对东方的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合理合法;西方眼中的被歪曲的东方的形象因此是西方统治东方的工具。应该指出,所谓“东方主义”并非明显地贯串所有朝战著述,然而程度不同的“东方主义”又是无处不在。在后冷战时期,西方学界热炒所谓“身份认同”问题,中国背景的学者在西方出版界想“洁身自好”,即格守专业性和维护个人尊严,并非易事,程度不同的、自愿或被迫的“西化”或“美国化”在所难免。然而在政策层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选择不去了解对手,乃兵家之大忌。

六、中国:与时俱进,面向未来

  与西方中心主义相比,近年来中国的朝战研究,似更具开放性。以军事科学院2000年出版的三卷集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为例(2011年的修订版为两卷集),它大量借鉴和使用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整书比1988版的《战史》更为丰富、更有深度,在相当程度上比起美国同行更为客观。此外,九十年代初在丹东落成朝鲜战争纪念馆中,把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源定性为1948年爆发的内战,这与美国朝战修正派的主要观点(卡明斯)基本一致;即便是美国朝战研究的主流派,近年来也多少认同了朝战起源“多样性”的论点。56 而美国官方对朝战爆发的定位仍延续冷战的说法,即共产主义制度意味着侵略。

  与中国朝战研究逐渐开放相呼应的是,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也在与时俱进。30年来,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已逐步摆脱了历史的阴影。中朝同盟框架仍在,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则完全摒弃意识形态,且日渐中立。其实,早在七十年代,毛泽东就说服1975年越南统一后头脑再度发热的金日成不要再挥师南进。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对朝鲜半岛不偏不倚、与时俱进的政策,建立在对历史深刻反思基础之上。朝战对中国最深刻的教训,乃是在战略层面。1950年初,斯大林出于对独立于苏共的中共的戒心,最终同意由苏联扶植的金日成政权南进,维护以至扩展苏联在东北亚的利益;并设法通过中苏同盟关系使中方在美国出兵后援助朝方,避免苏美直接对抗。朝方一意孤行和苏方自私自利,使朝鲜内战终于升级为中美历史性对决。尽管中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使战线稳定在38度线,然而取得的战果和付出的代价都是巨大的。战争期间,中苏中朝之间的同盟关系的上、下限都多受冲击,凸显了国家利益层面的矛盾和冲突,为未来中苏分裂埋下伏笔。57

  有鉴于此,避免过度依赖、坚持独立自主、根据事物的是非曲折和国家根本利益制定半岛政策,恐怕是朝战给予中国最宝贵的经验。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致力于保持与平壤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但1983年10月9日的仰光爆炸事件后,中方开始与朝鲜在类似“国际”问题上拉开距离。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注意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韩转口贸易也在1983年启动。在半岛安全问题上,中方反对破坏半岛稳定的任何行为,不管是来自任何一方;与此同时,致力于发展与南北方的经贸和正常的国家关系。2003年以来由中方主导的朝核六方会谈,早已超越了中国自身的利益,而是把地区稳定和防止核扩散作为更高的追求目标和方向;同时创造条件,以和平协定取代停战协定,促成美朝关系正常化。

  21世纪的世界,两极终结,一超称霸,多极隐现。然而半岛时局仍扑朔迷离,险象丛生。着眼现实、面向未来的中国,如何与仍生活在过去时态的美朝韩三方互动,如何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中寻求一个既维护中国利益、又兼顾他国的关荣与梦想的平衡点,仍是对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智慧和能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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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于滨,美国文博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2013-14年任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访问学者。

  2.朝战爆发后,为了牵制中国在朝的军事行动,美国也开始积极鼓动西藏上层的“独立”活动,策动达赖外逃。为此,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在1951年还制定了把达赖“绑架”到印度的计划。见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CIA’ Secret War in Tibet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pp. 11-17。

  3.见笔者2005年二战结束60周年发表于英文《亚洲时报》的《纪念日之挽歌》),Yu Bin, “The Anniversary Elegy,” Asia Times, August 16, 2005,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GH16Ad07.html.

  4.参见Joseph C. Goulden, Korea: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ar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2), p. XV。此书1990年由解放军出版社翻译出版:《朝鲜:未透露的战争》(于滨、谈锋、蒋伟民译),修订版即将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美国军事史学家S.L.A.马歇尔认为朝战是“本世纪糟糕透顶的小战争”(The century’s nastiest little war)。 见David Halberstam, The Coldest Winter: 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Hyperion, 2007), p. 1.

  5.近期著述参见Blair: The Clay Forgotten War: America in Korea 1950-1953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3); James Wheaton, The Forgotten War: A Brief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2); Joseph C. Goulden, Korea: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ar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2).

  6.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Brightest (Ballantine Books, 1972).

  7.David Halberstam, The Coldest Winter: 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Hyperion, 2007). 此书于2010年由重庆出版社翻译出版 (王祖宁、刘寅龙译)。

  8.见David Halberstam, The Coldest Winter: 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Hyperion, 2007) 精装本的封套。

  9.见Allan Millett, “Remembering the Forgotten War: Anglo-American Scholarship on the Korean Conflict,”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orea Branch, Vol. 70, 1995, pp. 53-70.

  10.奥巴马原话为:“This was no tie. This was a victory. It was a victory then, and it is a victory today”。见Peter Maer, “Obama Calls Korean War a ‘Victory,’ Hails Veterans,” CBS News, November 10, 2010, http://www.cbsnews.com/8301-503544_162-20022466-503544.html。

  11.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updated 10th ed. (McGraw-Hill, 2008), p. ix.

  12.见Matt Spetalnick and Anna Yukhananov, “Analysis: North Korea tests Obama's ‘strategic patience’,” Reuters, April 9, 201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4/09/us-korea-north-obama-idUSBRE9380YR20130409。

  13.2009年2月初,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在给日本外相中曾根弘文的电话中,声称她将“重视绑架问题,理解日本人民的心情。”希拉里的外交表态,抛弃了布什政府2006年以来搁置绑架问题、直接与朝鲜对话的政策。而布什的现实主义政策,对当时已经被所谓“绑架问题”绑架了的日本舆论和对朝政策造成强力冲击,也是2007年第六论会谈取得突破的关键。奥巴马就任后,日本国内被压抑多年的务实派,也祈盼奥巴马政府能够对日本保守派继续施以外部压力,以期改变日本保守派对绑架问题不依不饶、使朝鲜“威胁”常态化的企图。而希拉里的表态,对日本的鹰派无疑是雪中送炭,日本对朝政策因此更趋强硬。见Ayako Doi, “What Hillary Should Tell Japan,” PacNet Newsletter, No. 8, February 4, 2009,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pac0908.pdf。

  14.有关西方学界对朝鲜战争研究的评介,参见Allan R. Millett, Bibliographic Essay, in Millett, The War for Korea, 1950-1951: They Came from the North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 pp. 577-610; “The Korean War: A 50-year Critical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4:1 (2001): pp. 188-224; “Review Essay: a Reader’s Guide to the Korean War,”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1 (July 1997), pp. 583-97; Rosemary Food, “Making Know the Unknown War: Policy Anal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 Diplomatic History, 15 (Summer, 1991), pp. 411-431; 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as International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10 (Fall, 1986), 291-309; Judith Munro-Leighton, “A Postrevisionist Scrutiny of America’s Role in the Cold War in Asia, 1945-1950,”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 (Spring, 1992), pp. 73-98.

  15.见Allan R. Millett, The War for Korea, 1950-1951 (2010), p. 608。

  16.Yu Bin,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Tactics, Equipment and Logistics,” in James Matray and Donald Boose Jr., eds.,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the Korean War (UK.: Ashgate Publishing Ltd., forthcoming 2014).

  17.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ume I: Libe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Regimes, 1945-194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8.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ume II: The Roaring of the Cataract, 1947-195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Jon Halliday and Bruce Cumings, The Unknown War: Korea (New York: Pantheon, 1988).

  20.John Merrill, Korea: The Peninsular Origins of the War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89).

  21.I. F. Stone,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1950-1951 (Boston: Little Brown, 1952). 此书1989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

  22.T.R. Fehrenbach, This Kind of War: A Study of Unpreparedness (New York: Macmillan, 1963).

  23.Bevan Alexander, Korea: The First War We Lost (New York: Hippocrene, 1986). 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翻译出版。

  24.Allan Millett, “Remembering the Forgotten War: Anglo-American Scholarship on the Korean Conflict,”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orea Branch, Vol. 70, 1995, pp. 55-59.

  25.Gregory Henderson, Korea: The Politics of the Vortex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6.Alexander Georg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n Action: The Korean War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27.Roy E. Appleman, Disaster in Korea: The Chinese Confront MacArthur (College Station: Taxe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9).

  28.Clay Blair, The Forgotten War: America in Korea, 1950-1953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7).

  29.Max Hastings, The Korean War (Simon & Schuster, 1987).

  30.Allan Millett, The War for Korea, 1950-1951, They Came From the North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 此书正在被国内一家出版社翻译,该书的第二卷也将在年内问世。

  31.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32.2004年10月7日, 哈伯斯塔姆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采访笔者,其中尤为关注中方对美军、尤其是海军陆战队作战能力的印象和评估。

  33.有关美国军方的史料,见Allan R. Millett, Their War for Korea: American, Asian, and European Combatants and Civilians, 1945-53 (Washington D.C.: Brassey’s Inc., 2002), 第263页; “Review Essay: a Reader’s Guide to the Korean War,”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1 (July 1997),尤其是590-92页; “Remembering the Forgotten War: Anglo-American Scholarship on the Korean Conflict,”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orea Branch, Vol. 70, 1995, 尤其是59-65页。

  34.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35.见Bin Yu, Review of the field,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and Prospect,” World Politics, 46, no. 2, (Princeton University, January 1994), 尤其是237–40页。

  36.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37.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51页。

  38.见沈志华, 同上, 第13、15页。

  39.同上, 第350页。

  40.凤凰网专访沈志华:“历史研究的伟大就在于追求真相”,2010年06月23日凤凰历史专稿,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chubingdongji/detail_2010_06/23/1660093_6.shtml。

  41.Shu Guang Zhang, 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1953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

  42.如9兵团在东线的大规模冻伤,64军、65军5个师在第5次战役中在汉江南岸在联军连续两天的密集空炮火力攻击中伤亡严重,志愿军第180师突围失败,等等。见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60-61、86-88、91-97页。

  43.Kristen R. Monroe, ed., Perestroika! The Raucous Rebell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Vail-Ballou Press, 2005); Emily Eakin, “Political Scientists Are in a Revolution Instead of Watching,”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00.

  44.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45.科恩本人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突然脱口放出此言,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与会者为之震动。

  46.Warren Cohen, “China’s Strategic Culture,”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7, pp. 103-5.

  47.关于主流派的这一倾向,见艾伦·梅莱(Allan R. Millett)的 “Review Essay: A Reader’s Guide to the Korean War,”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1 (July 1997), pp. 583-97,尤其是第583-84页。

  48.见孟照辉:《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伤亡人数辨析——与“尊重每一个生命”作者商榷》,《军事历史》,2012年第2期, 59-61页。

  49.Steven Hugh Lee, The Korean War (UK: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50.Bruce Cumings,The Korean War: A History (Modern Library, 2011).

  51.笔者1998年在美国《战略评论》杂志上,也对志愿军的一、二次战役的战略战术加以比较和分析。见Yu Bin, “What China Learned from its ‘Forgotten War’ in Korea,” Strategic Review (summer 1998), pp. 4-16.

  52.Korea Institute of Military History, The Korean War: Volume 1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0); The Korean War: Volume 2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8); The Korean War: Volume 3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1).

  53.有位美国学者曾暗示美方有上述两书的“内部版”,但这并未得到其他学者的认可。

  54.西方出版界只是非常有限地翻译、介绍了一些有关中国参战前后的高层决策的史料,如Steven Goldstein and Di He, “New Chines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 (Spring 1992), pp. 4-6; Sergei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Litai Xue,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Appendix, pp. 229-95.

  55.Li, Xiaobing, Allan R. Millett and Bin Yu, trans. and eds., Mao’s Generals Remember Korea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1).

  56.Allan R. Millett,“The Korean War: A 50-Year Critical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4, No. 1 (March 2001), pp. 188-224.

  57.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73-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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