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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缘形势与中俄海上联合军演

作者:王静,郭渊   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5 年 1 月发布时间:2015/06/05
摘要:伴随中国崛起、美国“重回亚洲”和俄罗斯战略东移,整个东亚地区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一场遏制与反遏制的海上博弈更是激烈,这使东亚地缘政治局势充满变数。 中俄两国在东亚海域均拥有共同的重大战略利益,特别是在海上稳定与战略通道安全利益方面,中俄海上联合军演致力于地区稳定的互信与合作无疑将起到正面示范效应。 中俄通过海上联合军演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举,使美国在制衡中国崛起和压缩俄国战略空间上遇到更大抗拒和反弹。 不过仍应看到,中俄虽在诸多国际问题上进行了战略协调与合作,但在牵制美国霸权上的合作更多出于权益之计,而缺乏长期的、稳定的战略行动。

  近些年来,伴随国际局势的变动与大国关系的调整,东亚地区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一场遏制与反遏制的海上博弈更是激烈。中俄两国在东亚海域,特别是在海上稳定与战略通道安全利益方面,均拥有共同的重大战略利益,在此背景下致力于地区稳定互信与合作的中俄海上联合军演无疑将起到正面示范效应,且起到宣示两国战略互信的作用。《读卖新闻》援引日本外交人士分析中俄“海上联合-2012”行动时称,军演意在向日美韩的联盟显示对抗实力。中国学者时殷弘则认为,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将对周边国家产生提醒作用,“让他们想到,当他们在本地区规划针对中国,或者意在减弱中国影响力的行动时,必须更广泛地考虑到,中国和世界上另外一个大国———俄罗斯有战略合作关系,以及发展中的军事合作关系。”[1]

  一、东亚地缘态势与中俄面临的海上压力

  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者的眼中,西太平洋地区并不是一个可以自我确认的分析单位。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索尔·科恩(SaulCohen)认为,西太平洋的俄罗斯与亚太汇合区、东亚地区、亚太沿岸地区、南亚地区,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冲突地点移到了巴尔干地区和前苏联的边缘地带,而特别集中到了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P64)

  但是自2010年以来东亚发生的诸多事件牵动着世界神经,惟有将西太平洋地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战略空间进行研究,才有可能揭示各种地缘政治局势变化的缘由。西太平洋地区是海陆结合部,无论麦金德(HalfordJohnMackinder)的“陆权论”还是马汉(AlfredThayerMahan)的“海权论”,都非常重视海陆交合之处。二战结束之初斯皮克曼(NicholasJohnSpykman)提出了“边缘地带说”,深刻地指出中东、南亚、东亚的缘海地带是世界争霸的焦点,“统治边缘海对面海岸的那些国家,必须防止边缘地带为一个单独的国家所统治”。[3](P103)

  以此为理论指导,冷战时期美国在欧洲、中东与东亚缘海地带进行战略布置,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在布热津斯基(ZbigniewKazimierzBrzezinski)的《大棋局》中,俄、中、印、日、韩要么是地缘棋手国家,要么是支轴国家,“它们中任何一个的地位发生变化都是重大事件,并将引起力量分布的变化,但其触发的影响未必十分广泛。”[4](P40)

  可见,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引起了欧美地缘政治学者的广泛注意。政治和军事权力空间的变动,从深层次来说是源于经济关系的变动。对于中国而言,进入西太平洋地区是走向全球的第一步,能否成功也是关乎今后成败的一个基点。进入21世纪,西太平洋地区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仅仅是经济数据的变化,而且是该地区权力边界的调整与地缘空间的重塑。[5]

  同时,东亚在俄罗斯区域合作战略中的权重迅速提升,一方面俄罗斯在欧洲所处的区域合作困境,使其“东向”需求变得非常迫切,而参与东亚合作与主导独联体一体化的并行不悖更是增加了“东向”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随着东亚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俄罗斯预测通过参与区域合作能够分享的经济收益将大幅增加。在推行“东向”政策过程中,俄罗斯逐渐从偏重东北亚合作转向与东南亚多边合作并重之路。[6]

  西太平洋地区在中俄两国地缘战略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

  目前东亚的经济合作的强化虽呈现出良好态势,但并没有弥合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分立,尤其是海权的竞争日趋激烈。随着经贸活动的拓展,中国能源安全议题凸显,与此同时中国从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的转型正在进行中。中国海权的发展趋势,必然挑战西太平洋地区既有的军事权力边界格局,形成对美、日既有海上格局的冲击;东海与南海的领土争端的凸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海权正在改变既有的海洋战略格局的态势。近些年来,美国高调重返东亚,强化与东北亚、东南亚盟友的军事合作,其目标之一在“防范”日渐崛起的中国海权。除美、日、中之外,正在频繁出现于东亚海上的俄罗斯军事力量,也成为该地区海权博弈的重要参与者,在此背景下中俄海上军事合作极有可能动摇美国的主导地位。2014年3月德国《明镜周刊》驻俄多年记者乌韦·克鲁斯曼(UweKlussman)说,莫斯科和北京正暗地里制定军事政治联盟计划,这个联盟可能戏剧性地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俄罗斯外交部专家现正在研究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条约草案”。他推测道,细节目前尚不清楚,但拟定的协议将比2001年与中国签订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广泛得多。[7]

  伴随上述战略态势的发展,整个东亚地区将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主战场,这使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发展充满变数。首先,美国目前不断强化美-日-澳和美-日-韩两个三角,并加强与菲、越、马等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采取战略进攻态势,在战略博弈中暂时处于攻势或优势地位。美国不仅将国内最具军事威慑力的航母、核潜艇、隐形战机等大规模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而且还着手在东北亚地区建立反导防御系统。[8]

  尤为重要的是,美国建立反导防御系统剑指中国,同时还具有威慑俄罗斯之意,“因为俄罗斯也有大量军事基地等高价值军事目标部署在远东等亚洲国土上”。[9]倘若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建立完善的反导防御系统,中国和俄罗斯的核威慑力必会大幅削弱。在此语境下,美国的盟友会备受鼓舞,而与中俄有关的领土争端问题,如北方四岛、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无疑会更加复杂化。

  其次,中俄的共同利益基础因美国深化亚太再平衡战略而相应地扩大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的之一是巩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然而美国增强区内博弈力的做法———加强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使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发展趋于复杂化。中俄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利于提高彼此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增大战略活跃的空间及战略回旋余地,亦使美国在制衡中国崛起和压缩俄国战略空间上遇到更大抗拒和反弹。[10]

  2012年6月,普京在发布的声明中称:“我们(中俄)在联合推动加强亚太地区安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将维持我们的军事关系。”[11]普京此前在新奥加廖沃(NOVO-Ogarevo)会见李克强时还表示:“俄中关系绝对不存在问题,且有着共同利益。近几年来,我们找到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办法。”[12]

  从经济合作角度来说,加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俄罗斯来说,更可实现把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与经济增长最快的亚太地区有效融合的战略方针;对中国来说,通过积极参与俄上述地区的经济开发,能为中国东北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最后,日本强化美日同盟,意在解决与中、俄的领土争端中增加筹码;菲、越更是借助美日势力,来对抗中国南海主权捍卫行动。日本多次谴责俄罗斯将北方四岛建为军事基地之举,认为除日本外美国亦受到严重威胁,因为俄罗斯的核潜艇可以直接对华盛顿进行核攻击。日本媒体炒作俄罗斯的“鄂霍次克战略”,①

  支持日本政府与美国合作构建防御体系,并发动国际舆论共同谴责俄罗斯。而中国外交部明确表态,北方四岛问题是俄日双边问题,相信俄日双方通过协商能妥善解决问题。②

  其潜在之意是反对他国插手,恶化地区局势,这无疑是有利于俄罗斯的表态。而中国与周边国家要解决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和东海问题,已经难以绕开美国。因共同利益的诉求,南海周边国家与美、日战略合作日益深化,且指向中国的海上维权行动。同日本相比,南海周边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性更甚,他们希望借助美、日等区域外大国的势力,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一直保持克制,中俄联合军演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对区外大国介入南海问题的回应。它告诫美国不要卷入中国地区性问题,亦告诫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中国有实力应对一切问题。[13]

  二、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及意义解析

  联合军演是目前国家间政治和军事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形式。中俄海上联合军演的目的是演练两军联合作战、共同应对海上新威胁的能力。中俄海上联合军演的常态化举行,是把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防务领域务实合作成果的具体步骤。对俄罗斯来说,它在亚洲地区拥有实力雄厚的政治、军事实力,在与西方关系交恶的情况下,俄罗斯可更加深入地与中国在军事领域进行合作,增大对西方的地缘战略系数。而对中国来说,与俄进行海上联合军演,不仅能够拓展海上战略空间,且可通过海上攻袭演练提高作战能力。中俄在军事和政治上建立这样的“盟友”关系,威慑力之影响覆盖着欧亚大陆缘海地带,能够形成巨大的地缘优势。

  近年来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框架内各项合作不断发展,尤其在军事贸易、技术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日渐紧密,这为两国进一步加深战略合作奠定了基础。自2003年以后,中俄军队多次参加“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和双边联合演习。2005年7月1日,中俄签署了《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阐述了两国对国际政治关键问题的共同立场,深化两国在国际领域的战略协作,这为两国联合军演奠定了政策基础。2005年8月,中俄海军在山东半岛附近海域举行的联合军演就是在“上合组织”、“和平使命”演习框架内进行的,也是《联合声明》在行动上的表现。双方参演各型舰艇10余艘,海上联合军演课目包括夺取制海制空权、舰机协同反潜反舰、水面舰艇对空防御、登陆作战等。此次演习可视为两国将进一步在安全领域与重大国际议题上展开合作及协调的一个序幕。俄军事专家安德列·鲁尼奥夫认为,俄中军事合作已走到了一个“关健的转折点”。[14]

  联合军演是中俄两军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务实合作的标志,中俄海军自2012年首次以“海上联合”命名进行演习,并向机制化方向发展。2012年4月,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在黄海海域举行,双方派出各型舰艇25艘、飞机13架、直升机9架、特战分队2个。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此次出动了4艘大型反潜舰“无畏”级导弹驱逐舰中的3艘,足见俄罗斯的重视。演习期间,中国海军北海舰队派出导弹驱逐舰与俄方舰船组成混合编队,共同穿越日本海峡进入中国黄海海域。在完成全部演习项目后,中俄海军还在黄海海域举行联合海上阅兵式。因此日本媒体称,此次俄参演舰队的路线安排“非常诡异和奇特”,显示多重针对性,其中含有故意敲打日本和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用意。[15]

  日本媒体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美《华盛顿邮报》看来,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地点是朝鲜半岛以西敏感的黄海水域,俄罗斯是针对日本对北方四岛的主权索取,中国则针对日本对钓鱼岛的动作以及东海划界声明。该报甚至认为,中俄此次海上联合军演就是“断然回绝日本对中俄岛屿觊觎的统一战线”。[16]

  中俄两国的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为海上联合军演提供了动力。中俄两国元首在2013年3月22日签署的联合声明中郑重宣布,两国要“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17]

  两国军队进行务实合作,就是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对方维护本国核心利益之举,也包含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之意。6月底,美日联合军演一结束,中俄便拉开了海上联合军演的序幕。7月12日,中俄“海上联合-2013”军演在完成所有预设11个演习科目后圆满落下帷幕。就在中俄两军联演的同时,驻日美军与日本自卫队出动了16架战机在北海道进行所谓的“联演”,似乎在空间和时间上形成呼应。[18]

  《产经新闻》对此评述说,在中日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的背景下,中俄今次军演似有牵制美日之意。该报还引述俄海军太平洋舰队的话说:“双方最初计划各派遣4艘舰艇参演,但中方提出增加舰艇数量,最终确定为7艘。”[19]

  其弦外之音,有中借俄之力牵制日本之意。此次由俄罗斯牵头组织的海上联合军演,既是去年中俄海上联合军演的延续深化,也标志着两国海上联合军演制度化、常态化机制的形成,“虽然中俄两国强调联合军演不针对任何一国,但两军演练显然是应对第三方压力的一

  种行动。”[20]

  中俄军演之前,中国媒体援引海军少将尹卓的话称,考虑到近期北方四岛、钓鱼岛争端,双方选择在日本海军演“对日本有一种威慑作用”。中国军舰本来可用更加直接的航线返航,即向西南折返,从日本海直接回到东海。这意味着它们选定的航线———围着日本在太平洋上绕一个大圈子———更具挑衅色彩。[21]

  澳门国际军事学会会长黄东向认为,今次中国派出近10年来新建造的最精锐战舰参加联演,对美国而言虽仍属弱小,但加上俄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实力不容小觑。从演习地点的选择来看,明显具有震慑日本之意。他认为中俄联盟已逐步成型,以对抗美日同盟。[22]

  中俄海上联合军演也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一种警告,即中俄两国在东北亚海域均拥有共同的重大战略利益,特别是在海上方向稳定与战略通道安全利益方面,不容他国觊觎或侵犯。

  俄罗斯与中国频繁举行海上联合军演,这是向美国发出的信号,即俄中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益得到加强。2014年1月,中俄两国在地中海举行军事演习,中俄将常驻地中海,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平衡北约海军的力量。俄防务智囊机构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的瓦西里·卡申对此评论说:“要想捍卫两国及其在世界各地的盟友的利益,进行海军联合行动或许是有必要的。”[23]

  俄地缘政治问题学院第一副院长康斯坦丁·西夫科夫解释道:“这是一种互利合作,可以平衡北约的潜力,在那里建立能够应对北约的舰队集群。”[24]

  2014年5月,俄中两国舰队在东海举行代号为“海上联合-2014”军演。俄事专家伊戈尔·科洛特琴科在接受俄罗斯之声采访时说,该演习意味着俄中两国军方将加强战备水平,演练发生紧急情况时予以反应的项目。他说:“当地缘和地区问题以及冲突未决的情况下,这非常重要。而且外国时常利用军事力量的因素来施加政治压力。”[25]

  俄中海上联合军演是回应美韩两国2月24日至4月18日举行的“关键决断”和“鹞鹰”两场军演。国际关系的性质决定着军演的性质,美日是实质上的军事同盟关系,其军演就是以战时的相互支持和配合为目的实施的,中、俄、朝往往成为美日军演的假想敌。美日每年的联合演习和训练达到数次,多则十余次,两军经过多年训练、演习的磨合,其情报保障、指挥模式等作战关键环节已经高度融合。中俄属于非军事同盟联合军演,多注重应对一般安全威胁,多以加深双边关系,提升各自能力为目的,以应对非传统安全为目标。中俄两军每年的联合演习训练不过一两次,二者在数量上的较大差异反映了联演的质量和目标的不同。[18]

  另外,中俄两国军队都处于转型建设的关键时期,俄军完成了“武装力量新面貌”建设的第一阶段,军队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中国军队正处于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和战斗力生成模式加快转变的重要时期,国防和军队改革面临着许多重要课题。两军在这样一个时期举行联合军演,有助于交流改革经验,相互借鉴学习,促进双方军队的共同发展。[26]

  三、对中俄海上联合军演的深层次分析

  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认为变革有三种类型,即体系的变革、系统的变革和互动的变革。在三种变革中,系统的变革尤为关键,就是在一个国际体系中的权势结构发生变化。系统的变革可以是渐进的,可以是革命性的,目前而言,渐进性变革正在继续之中。[5]

  冷战时期,西太平洋地区就处于美苏两大阵营对抗之中,而冷战之后美国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国家。随着西太平洋地区整体的崛起,美国的主导地位有所动摇,恰在此时天安舰事件及钓鱼岛争端使美国重新夯实了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目前美国加紧战略东移的步伐,其海军航空母舰和核潜艇的60%已转移到西太平洋地区,因此未来在该地区的水面、水下的角力将会更加激烈和复杂,这是中俄双方将共同面对的威胁与难题。此外,随着美国“空海一体战”由概念逐步向“战法”转变,中俄海军在西太平洋海空方向所面临的威胁将进一步加大,所以增强各自的海上防空能力及彼此间的联合防空能力,便成为双方演习的重点。这涉及到如下因素:

  第一,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俄强化军事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在东亚形成平衡的战略态势。俄罗斯在亚太地区不断受到美国及其军事同盟的挤压,与美国的矛盾大于共同利益,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大于矛盾。俄罗斯有大量军事基地等高价值军事目标部署在远东,可以作为与美国及其军事同盟进行地缘战略抗衡的资本。而中俄共同战略利益的一个关键,就是在东亚尤其是东北亚建立能够与美国同盟体系相制衡的战略关系,形成平衡的战略态势。中俄两国分别在日本海、东海海域有重大利益,俄专属经济区是整个北方四岛附近海域,而中国则是东海,这些海域划界及某些岛屿的归属问题都与日本有关。中国在南海面临的乱局,背后也有美、日的暗中挑唆。中俄两国要解决与第三方国家领土争议问题,需要相互支持,[13]而军事上的合作无疑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

  第二,中俄海上联合军演是抑制地区武力冲突不可忽略的因素。近些年,在美国怂恿或刺激下,某些东亚国家对外炫耀武力,企图以此方式胁迫他国让步,激化本地区的固有领土归属矛盾。因此,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一支强大的制衡力量,就显得十分必要。中国与俄罗斯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拥有相对较强的海上军事力量,有规律地在西太平洋地区做出联合的姿态和动作,能让一些国家有所触动。俄罗斯《独立报》认为,中俄联合演习与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活动频繁有关,呼吁巩固中俄军事联系。[27]

  2012年12月6日,中俄签署了《第十七次总理磋商联合公报》,次年初中俄第八次战略安全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高层战略合作关系不断发展。2014年5月20日,俄新网RUSNEWS.CN上海电说,普京在与习近平举行会谈后表示,俄中两国防务部门之间的合作是确保地区及世界安全的重要因素,“军事技术方面和防务部门之间的接触是保证地区及世界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因素。”[28]中俄战略协作关系不断推进,对于遏制战争的发生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三,美日围堵策略,反而让中俄“背靠背”的趋势更明显,关系更深化。在东亚地区,美国认为只有组建广泛的“同盟”,才能够对中、俄形成遏制。为此它将不得不经常提及这样的命题,即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东向的俄罗斯正对本地区稳定构成威胁。在美国及其盟友的地缘政治构造下,整个东亚地区格局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即美国对东亚领土、海域争端的涉入逐渐加深,对盟友纵容或支持的力度逐渐加大。为应对东亚变局,中俄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对于中菲南沙争端,莫斯科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叶甫盖尼·卡纳耶夫指出,冲突的实质是美方意图继续从事军事活动,其中包括在中国水域收集侦查信息,“在中美关系中,南海因素正变得越来越重。”[29]

  这表现出俄罗斯学者对南海问题实质的理解趋于客观化,而俄罗斯官方则公开反对当事国之外的国家干预南海领土争端,这种姿态在某些区域外大国不断干预南海问题的背景下,无疑是对中方的某种支持。

  冷战结束后,美国奉行单极霸权,中俄面临着巨大的战略压力。中俄虽在诸多国际问题上进行了战略协调与合作,试图在塑造国际格局中相互借力,但在牵制美国霸权上的合作更多出于权益之计,而缺乏长期的、稳定的战略行动。

  首先,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由于发展的巨大压力和经济转型的需要,中俄都致力于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对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机制的依赖很深。两国均将与西方的关系看作重中之重,发展与美欧的关系成为第一要务,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样需要服务于这种大局。现实表明,妨碍中俄战略协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不是政治安全问题,而是经济问题,经济关系发展的滞后大大影响了两国战略选择的空间。①

  今后除非面临重大战争危机,经济关系的亲疏可能将是影响中俄战略合作深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经贸合作与军事、安全等政治领域的合作不同,它的受益面和受益人群更广,更容易产生社会效应。[30]不断加深经济合作是中俄努力的方向,这需相当长时间来完成的。

  其次,中俄之间在南海能源领域有不协调的声音。近些年来俄罗斯能源公司进入南海地区,尤其与越南油气合作不断发展,这些石油公司虽一直努力遵循某些“游戏规则”,不想介入南海领土纠纷,但却对解决南海问题带来消极影响。[31]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谢尔盖·卢贾宁试图从俄罗斯利益的角度对该地区局势进行分析,认为俄中伙伴关系不应成为俄罗斯在该地区提升自己角色的障碍,尤其是在能源和安全领域。中国并不反对俄罗斯同东南亚国家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但却对俄罗斯同越南和其他同中国存在岛屿以及大陆架划界争端的国家扩大能源合作反应强烈。这些内容不该破坏已经形成的俄中伙伴关系,但是双方无疑需要(在专家界和政治高层)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作出一定的修正。[32]

  美国著名亚太地区问题专家伊丽莎白·维什尼克表达了这样的意见,俄罗斯影响力的提升发生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希望遏制日益强大的中国的背景之下。[33]

  这需要中俄严格划清政治和商业利益的界限,不为相互猜疑提供依据,不破坏共同的战略利益。中俄关系在经历重大变化后,对双方合作关系进行了理智选择。中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政治、军事同盟,而是在国际事务、两国关系某些重要领域达成了共识,是一种不针对第三方、互利共赢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核心就是要使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继续保持高水平运行,不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目前两国政府正在尝试拓宽和加深在亚洲的对外关系,欲使之成为亚洲安全体系的构成要素,以“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34]而海上联合军演无疑是安全体系构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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