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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反应

作者:孙君健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 2014 年第 8 期发布时间:2015/03/30
摘要: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后,澳大利亚在外交、军事以及经济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澳追随美国这一战略的历史根源在于其作为“西方一员”的身份定位以及“与强者结盟”的对外战略传统,而其现实考量则在于希望藉此维护国家安全、促进本国繁荣并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以及巩固自身作为“中等强国”的国际地位。澳配合美“重返亚太”对中国产生了复杂的战略影响,其中的消极影响居主要地位,但同时也存在积极因素。

  在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后,澳大利亚对本国的亚太战略做出了相应调整。澳2012年10月发布《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2013年1月发布《国家安全战略》、5月发布2013年《国防白皮书》,这些文件勾勒出澳新的亚太战略。2014年6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访问美国并与奥巴马总统会晤。在继吉拉德、陆克文政府之后,阿博特政府再次明确表态澳要保持并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支持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澳作为美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国,大力支持及配合美“重返亚太”战略,不仅直接关乎美“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以及澳切身利益,而且对中国具有重大的战略影响。鉴此,本文将就澳支持及配合美“重返亚太”的战略举措、战略动因以及对中国的战略影响作一分析。

  一、澳支持美“重返亚太”的举措

  从2012年起,支持与配合美“重返亚太”就成为澳大利亚新亚太战略的支点与核心。澳认为,自己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是澳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澳战略和安全支柱”,“澳欢迎美战略重心向本地区转移”,“显然有利于澳国家利益”。①“澳欢迎并完全支持美对亚太地区给予更多关注、再平衡其与该地区的外交联系”。②

  2014年6月,澳总理阿博特访美时宣称,自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维持我们地区稳定和繁荣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我想应该继续这样”。③澳对美“重返亚太”秉持欢迎与支持的立场,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配合措施。第一,外交配合。在“重返亚太”战略中,作为防范与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加大针对中国的外交指责、压力和攻势,澳大利亚则与美国在外交立场上保持基本一致,这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为进一步加大利用日本牵制中国的力度,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与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力挺日本,澳则追随美国,在东海问题上站在美日一边。2013年10月,澳外长毕晓普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以及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为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三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合作。针对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动向,声明表示“反对任何有可能改变东海现状的强制性或者单方面的行动”。①

  针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澳政府不仅批评中国,而且还要求中国就有关决定作出解释。2013年11月,毕晓普发表声明称:“中国发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声明的时机与方式不利于当前地区的紧张局势,不会有助于地区稳定”。②此后,阿博特总理重申所谓“航行自由”原则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观点,并明确强调:“我们是美国的坚强同盟,我们是日本的坚强同盟”。③

  由此可见,在东海问题上,澳完全与美保持一致,站在支持日方的立场上。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打着“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以及航行自由”的幌子,公然支持东南亚某些国家与中国对抗,从而为美国加强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与军事存在寻找借口和理由,并借机加大对中国防范与遏制的力度。澳则明确支持美国的立场,不仅在2011年和2012年美澳部长级磋商联合公报中与美国保持一致立场,而且在2013年10月与美日共同发表三方联合声明,重申所谓“在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尊重国际法,以及畅通贸易与航行自由的重要性”。④

  2014年6月,阿博特访美期间,澳美双方再次确认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一致态度和主张。澳在南海问题上支持美国的立场,加大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牵制中国的力度,增强了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所谓“合法性”与影响力,有力配合了美国“重返亚太”。

  第二,军事配合。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绝对军事优势,防范以中国为重点的任何国家的军事挑战,是美国在军事上“重返亚太”的主要目的。为此,美国希望自己的亚太盟友提升防务能力,分担防卫义务,配合美国调整亚太军事部署。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积极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其具体措施有四。一是加大军事投入,发展与美军事技术合作,“提升地区介入能力”。为有效支持与配合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地区“介入能力”,澳2013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提升地区介入能力”作为本国安全战略的三大优先目标之一。为此,澳大利亚计划增加军事支出,大力发展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合作以升级本国的武器装备,同时注重发展与美军武器装备的互通性。在2013年版《国防白皮书》中,澳政府决定把国防开支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⑤在2015年度澳大利亚联邦政预算案中,国防预算不仅是政府唯一没有削减的支出板块,而且拨款增加了6%。在升级武器装备方面,澳空军计划向美国购买12架EA-18G“咆哮者”电子攻击机,以夺取空中电子战优势;⑥购买约100架F-35战机,以确保制空优势;⑦从美国购买第6架C-17“环球霸王”战略运输机及10架C-27J战场运输机,⑧以加强战略运输能力。而在此前,从2009年11月到2012年6月,美国已向澳方交付了6架737预警机,这使澳战略预警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在海军方面,澳计划用P-8A“海神”飞机替换老化的AP-3C“猎户座”海上侦察机,⑨以加强海上巡逻及侦察能力;2020年前将接收3艘防空驱逐舰,2艘“堪培拉”级直升机登陆船,以增强海面作战及两栖登陆作战能力,使澳海军成为一支可全球部署的海上力量;计划在本国建造12艘新的常规动力潜艇,以取代科林斯级潜艇,从而继续保持澳大利亚的海上威慑与作战能力;①还将购买24架MH-60R“海鹰”直升机,并将其配备到安扎克级护卫舰、霍巴特级航空母舰以及其他舰艇上,以取代当前的S70B-2海军直升机。这些新型装备将提高澳与美国及其他伙伴的互通性,并加强澳在一系列危机中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权威性。②

  二是放宽军事准入,同意美扩大使用澳军事基地和设施。2011年11月,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宣布,美国将从2012年开始在澳北部的达尔文部署200-250名海军陆战队员,并计划在5年内使其规模达到2500人。2012年4月,首批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已经进驻达尔文基地。美国在达尔文部署军事力量,增强了美国对东南亚、南中国海地区以及关键国际海洋航线的控制力。2013年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确认,澳同意美国增加在澳北部地区的空军轮换,并加强美澳两国海军合作,其中包括允许美海军进入澳印度洋海军基地。③

  2014年,美澳显示出进一步加强相关合作的愿望与趋势,6月,双方达成的《军力态势协议》确认,“将提升两国军队间的双边合作,并给予我们进入世界非常重要地区的、额外的军力延伸”。④在前期相关合作的基础上,美国计划在澳西北印度洋海外领地科科斯群岛⑤建立侦察机起降基地,澳也将在西部的皇家海军基地斯特林为美国海军驱逐舰和其他舰艇建设更多停靠点,为美推进其在亚太地区的投放能力提供便利,而这“将激励美国要求澳同意在澳部署更多美国兵力,以达成奥巴马三年前提出的在亚太建立‘支点’政策的欲望”⑥。2014年8月12日,美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双双飞抵悉尼会晤澳外长、防长,就加强、扩大美澳军事关系,包括在达尔文驻扎2500名美军官兵及相应的各种重装备、“海豹突击队”训练等达成一致。⑦事实表明,澳已日益成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支点”与“依托”。

  三是加强美澳军事演习与训练。为了加强联合作战及地区威慑能力,澳大利亚还与美国积极加强双边和多边联合军事训练与演习。2011年7月,美日澳三国在南海局势紧张之际首次在南海地区举行联合军演;2012年9月,澳与美、菲一起在菲南部棉兰老岛举行了三国首次海军联合演习;澳还与美国不断扩大代号为“护身符军刀”的年度演习规模,双方在2013年的这一演习中共投入2.8万兵力,使之成为两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双边联合演习。⑧

  此外,澳还参加了美国主导的旨在强化空军联合作战能力的“对抗北方”年度演习,以及每两年一次的旨在增强海军联合作战能力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等。澳通过参加上述军演,加强了与美国及其他盟国的联合作战能力,也彰显了对美国亚太安全与外交政策的支持。

  四是加强信息、情报领域的合作。澳大利亚与美国具有长期的国防信息合作关系,是“五只眼”情报联盟(FiveEyes)⑨的重要成员。设在澳大利亚埃克斯茅斯(Exmouth)的哈罗德·霍尔特(HaroldE.Holt)海军通信站主要负责为美澳两国的潜艇舰队提供支持,澳松峡基地的军事设施还能为澳和美提供弹道导弹的预警信息。在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为提升在亚太地区的情报获取和分享能力以及联合作战能力,澳与美加强了信息及情报领域的合作。2010年,美澳结成“空间态势感知伙伴关系”,确保了澳利用美天基系统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2012年,美澳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规定,美国将在西澳大利亚部署一部C波段雷达和一架高度先进的光学望远镜。前者将大大增强美澳两国监督西太平洋及印度洋地区航天发射与导弹发射的探测与跟踪能力,后者将主要负责观测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空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这两套设施在澳大利亚的部署将大大强化美澳两国针对亚太地区的太空监督能力。澳还支持美国的国防通信能力建设,在西澳将建设美澳联合通信网并提高其能力,这将为两国访问宽带全球卫星通信系统提供大容量接口。澳美在信息及情报领域合作的深化,大大增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信息与情报优势,也强化了澳美盟友之间的战略信任关系。

  此外,2014年6月,澳大利亚还承诺将帮助美国推进在亚太地区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扩大计划,以防备朝鲜的导弹威胁。双方还同意将强化在太空和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网络防卫和应对突发性网络安全事件等。

  第三,经济配合。主导亚太经济事务,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是美国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主要目的,同时也是美在经济领域“重返亚太”的核心措施。对此,澳出于一系列经济与政治利益考量,更是为了配合美国在经济上“重返亚太”,对美这一举措给予积极响应。澳不仅在2008年11月宣布接受美邀请加入TPP谈判,而且还在2010年3月和2012年3月主持了第一轮和第十一轮谈判。澳总理阿博特明确表示:“我们支持TPP谈判,赞同奥巴马总统对自由贸易的领导地位”。①

  澳之所以如此,其具体动机一是希望通过TPP谈判的成功,找到亚太经济合作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机制,从而改变由于APEC的非机制化、非约束性和效率低下而导致的亚太经济合作与一体化难以深入的局面,同时改变亚太地区多个自由贸易区同时并存导致的交叉、复杂和多重标准等不利局面,从而使澳大利亚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机遇和利益;

  二是通过参与TPP谈判,保障澳在亚太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并在TPP谈判中积极维护澳经济利益,使未来亚太经济合作机制与秩序最大限度地符合澳经济利益。

  二、澳配合美“重返亚太”的动因

  澳大利亚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基于本国现实利益的考虑。澳大利亚作为“西方国家”的身份定位,以及“与强者结盟”的对外战略传统,是澳支持美国“重返亚太”的主要历史原因。1770年,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发现澳大利亚,并宣布这片土地属于英国。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宣告成立。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澳由此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独立国家。澳的历史,包括其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与英国、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之间特殊的历史渊源关系,使其长期以来一直将自身视为欧洲的海外组成部分以及“西方大家庭”的一员。这种身份定位决定了澳以西方的视野观察国际事务,并在对外战略上以“亲西方”为最基本的决策基础。因此,澳尽管地处亚太地区,但仍以“西方一员”的身份观察亚太地区,制定亚太战略,这是21世纪初澳面对亚太地区的秩序变化以及权力斗争,站在本地区另一个西方大国、也是西方世界领袖的美国一边的“先天性”历史原因。澳与美国在“冷战”期间建立的同盟关系,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终止,而是一直维系至今。

  在亚太格局变动中,澳继续坚持并强化与美国结盟关系的深层原因,还在于澳历史上形成的与强者结盟的对外战略传统。从地理位置看,澳地处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远离欧洲文明中心,这使得自视为欧洲在海外自然延伸一部分的澳总是处于一种随时可能被作为母体的欧洲“抛弃”的担心之中,而历史上曾经仅仅作为囚犯流放地的地位更加重了澳作为欧洲“弃儿”的自卑感。为摆脱被“抛弃”的厄运,澳一直寻求与强者结盟,并忠诚地履行作为盟国的义务。这不但体现在澳英关系中,更体现在澳美同盟关系中。事实上,二战后,澳自与美结盟以来,一直将澳美同盟视为其外交的基础和行动圭臬,并始终奉行追随美国的政策。冷战期间如此,后冷战时代亦然。在21世纪初的今天,澳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在军事上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且是我们(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战略参与者”。①

  因此,澳在历史上形成的“与强者结盟”的对外战略传统促使其在亚太秩序变动中继续与美保持同盟关系,并积极配合美“重返亚太”,而不是选择“均势”、“中立”或者其他战略。不仅如此,澳大利亚维护与美同盟关系并支持美“重返亚太”,还基于诸多现实利益考量。其一是出于维护澳国家安全的考虑。在澳看来,只有保持与美同盟关系,并支持美“重返亚太”,才能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澳身处大洋洲,四面环海,与其他大洲相隔绝。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决定了海洋安全对澳国家安全的首要意义,也决定了海上航线安全对澳生存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美国战略预测公司总裁乔治·弗里德曼指出,“澳就如同一个主要循环系统在体外的生物,这种生物非常脆弱,不得不形成独特的防御机制。这个挑战指引着澳大利亚的战略”,为此,“澳必须与全球最大海上力量结盟,或者至少不敌对”。②

  可见,在本国军队尚无力单独保护自身漫长海岸线以及出口航线安全与自由的情况下,澳将国家安全寄望于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强国结盟,进而维持其国家生存与经济发展。澳在二战前结盟英国,在二战后则结盟美国。在澳看来,继续与美结盟是其必然选择,支持美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和影响是其可靠的安全保障。

  其二是认为美国及其同盟在亚太地区的强大存在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在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后,澳大利亚也相应地将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从反恐转向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澳前总理吉拉德在任时表示:“继续并加深(亚洲)相对和平与稳定的趋势,处于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日程中最优先的位置。”③

  在澳看来,亚太地区目前存在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矛盾正在使地区和平与稳定面临严峻挑战。澳认为,亚太地区存在的如朝鲜半岛问题、台湾海峡问题、东海与南海问题等热点问题随时可能破坏地区和平。澳2013年版《国防白皮书》指出,“一旦误判或者小的事故导致危机升级,这些问题就会具有破坏地区安全的能力”。④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大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崛起导致的地区力量平衡与秩序的变化也使澳备感忧虑。澳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正在改变区域的全球战略平衡”,中国军事现代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区域内各国的战略计划与立场,并正在改变西太平洋地区军事实力的平衡。”⑤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中美之间战略竞争,日本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担忧以及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紧张,使这一地区的和平受到挑战。澳认为,“随着亚洲战略秩序的变化,一定程度的竞争在所难免”;“虽然误判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可能产生的后果将会非常严重。”⑥

  此外,澳还对亚太地区国家普遍进行的军事现代化、核武器及导弹扩散问题、南亚地区的印巴争端问题等存有忧虑,认为这些都会对地区安全造成影响。澳认为,只有美国及其同盟体系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强大存在,才能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盟友和伙伴,以及美国的延伸威慑保证———美国将保护任何盟友免受攻击的承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促进地区繁荣的安全环境”,⑦

  “澳美联盟以及美在亚洲强大的存在将有助于地区稳定”。⑧因此,为了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澳坚持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支持美国“重返亚太”。其三是促进澳大利亚经济繁荣并获取经济利益的需要。21世纪初,澳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目前,APEC经济体与澳贸易额已经超过了澳对外贸易总量的70%。①

  这说明,亚太地区对澳经济发展与繁荣具有首要决定意义。澳认为“澳安全与繁荣首先取决于亚太地区”,“如果亚洲继续和平崛起,澳将从中获益”。②因此,澳希望借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保障,从而最终促进澳经济发展与繁荣。澳接受美国邀请而加入TPP谈判,是其在经济领域支持美“重返亚太”的核心措施,旨在使未来亚太经济合作机制与秩序最大限度地符合澳经济利益。另外,通过支持美“重返亚太”,还可使澳从与美、中等亚太大国的双边经济关系中获益。澳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支持美国“重返亚太”,进一步提高了澳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将使美国进一步加强与澳在贸易、投资以及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事实上,美国一直是澳最大投资国。据统计,2012年,美中两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分别为6175.67亿澳元和229.47亿澳元,③

  美国对澳投资额大约为中国的20倍。因此,尽管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澳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美仍是澳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同时,美国还是澳科学技术的最大输入国,澳希望通过履行盟国义务而从美国继续获得投资与科技等重要经济资源。与此同时,在澳看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强大存在将防范和遏制中国崛起带来的负面影响,并确保中国和平崛起。这将使澳能够抓住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利益,澳也力图通过配合美国“重返亚太”而从中国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据统计,在2012-2013年的商品贸易中,澳对华出口781.03亿澳元,进口444.78亿澳元,两国贸易总额达到1225.82亿澳元,占澳对外商品贸易总额的25.3%。④

  中国不仅是澳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还是澳巨额贸易顺差以及贸易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因此,澳支持美国“重返亚太”的一项重要目的,就是借助美国的力量保障安全,同时在中国的和平崛起中获取经济利益。

  其四是谋求提高澳作为“中等强国”的国际地位。澳2013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加强我们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地区角色的地位,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重点。”⑤

  澳积极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助于提高其在美亚太战略中的价值,增强其对美亚太政策的影响力,并巩固其作为美亚太“副警长”的地位。同时,澳通过在外交、安全和经济领域配合美“重返亚太”,有助于加强其对亚太事务的介入力和影响力,从而有助于巩固并提高其在亚太的战略地位。

  三、澳配合美“重返亚太”对中国的影响

  澳大利亚配合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产生了复杂的战略影响,其中消极影响居主要地位,但也存在一定的积极因素。澳配合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所处的亚太地缘政治、外交、安全及经济环境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一是加大了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地缘政治与外交压力。在亚太事务中,澳美保持战略立场及外交政策的一致,其中包括澳在东海与南海问题上支持美国的立场,不仅有助于巩固美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和影响力,而且也强化了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日本与菲律宾等国家对抗中国的意志和动力。例如,在中日岛屿争端以及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问题上,澳偏袒日本的态度使日认为,在亚太地区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澳支持自己与中国对抗,这无疑增强了日本与中国对抗的决心。又如,在中菲南海争端激化的背景下,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公开声称,如果澳介入长期存在的南海争议问题,将符合澳国家利益。⑥

  而在美国支持菲律宾的背景下,澳采取与菲战略对话、帮助菲提升海岸监视系统、为菲士兵提供训练等措施,不仅提升了菲军事能力,而且也增强了菲对抗中国的底气。

  二是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和严峻。美国在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中,为加强对中国的军事遏制,正在强化一条北起东北亚的日本、中经东南亚的菲律宾和新加坡,再到澳大利亚,最后西至印度洋美国军事基地的、以中国为指向的“半月形”包围圈,而澳正处在这一包围圈的中间点上。澳加强与美军事合作,意味着帮助美国强化这一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美加强在澳军事存在,其中包括在达尔文部署军事力量,以及更多利用澳北部地区以及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大大强化了美国对“印度洋—马六甲”这一关键海洋航线的控制,而中国80%的原油进口运输要途径这一地区。①

  因此,美澳加强军事合作对中国的海洋航线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驻澳军事力量,既处于中国常规力量打击范围之外,又可以快速驰援南海地区,这使中国在南海方向面临更大的军事压力和挑战。此外,美澳强化联合作战能力,并大力加强情报和信息领域的合作,使中国不得不面对美澳军事力量的更大压力。澳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开展一系列军事演习,不仅助长了美、日等国在亚太地区“穷兵黩武”的气焰,而且也滋长了某些国家对抗中国的意志,给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了消极影响。

  三是给中国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造成了重大挑战,并加大了中国在有关亚太自贸区谈判中的压力。澳配合美推进TPP谈判,给中国的亚太经济合作以及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了两难选择。在绝大多数亚太国家加入TPP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仍不加入,中国与亚太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及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将受到一系列限制,这可能导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作用边缘化,地区经济影响力和周边战略受到冲击;而中国要加入美国主导的TPP,就很可能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劳工以及环保等诸多方面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甚至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体制都将受到影响和震动。同时,澳协助美国推进TPP谈判,使中国在与亚太其他国家进行自贸区谈判中面临更大压力。例如,澳加入TPP谈判,使澳在与中国的自贸区谈判中获得更加有利的谈判地位,因而加大了中国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的压力。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看,澳对中国崛起所持的相对积极的态度以及对中美关系所持的有益立场,使其在配合美国“重返亚太”过程中,也不可免存在着有利于中国的若干积极因素。首先,澳对待中国态度相对“友善”,这对美国对华认知具有一定积极影响。澳2013年版《国防白皮书》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澳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澳“欢迎中国崛起”,“政府不将中国视为对手”,“其政策旨在鼓励中国和平崛起,并确保该地区战略竞争不会导致冲突”。②

  2014年4月阿博特访华时也表示,“中国的发展对澳、对地区和世界都是机遇,澳愿意做中国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③阿博特甚至呼吁美国不要把中国视为威胁,“中国的崛起对全球更广泛地区而言是件好事,因为现在买得起世界其他地区产品的人多了那么多”;“中国致富并不意味着多出了10亿竞争者,而是多了10亿客户”。④对于新达成的澳美《军力态势协议》,阿博特也极力弱化其针对性。他表示:“我们讨论的不是美国的基地;我们讨论的是美国如何更加频繁地使用我们的基地,并且为相关问题的未来发展达成一个合适的法律安排。”⑤

  澳对中国及中国崛起这种相对“友善态度”与当前日本安倍政府将中国视为对手和敌人,并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崛起的“敌视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敌视态度”是在增强美国对中国负面认知的话,那么,澳政府对中国相对的“友善态度”则有助于增强美国对中国的正面认知。

  其次,澳希望促进美中两国友好合作的积极立场对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具有正面意义。在其新亚太战略中,澳在希望得到美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希望能从中国和平崛起中获益。因此,澳在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同时,也谋求发展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澳力图促进中美战略合作,不希望中美走向紧张和对抗,从而避免澳在中美之间不得不“选边站”。澳2013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指出,“我们与地区其他伙伴一道,期望美国和中国共同努力,使它们关系中的合作最大化,并使竞争最小化。”①

  澳前任总理吉拉德曾表示:“中美两国有能力处理好本地区形势的变化,我们对此继续保持乐观”;②为了维护亚洲地区的安全,澳将促进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地区强国之间的合作。③澳现任外长毕晓普称,澳政策是努力做中美之间的“桥梁”,“希望看到一个强健的中美关系,并尽其所能地支持这种关系的发展”。④

  基于以上考虑,澳将促进包括中美在内的地区大国之间的战略合作作为本国亚太战略的一项重要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2014年4月,阿博特访华时表示,“中澳军事交流不会仅停留在防卫高官之间的互访”,“中国士兵将来也可能赴澳训练和演习,并且可能展开多边军事合作”。⑤2014年7月,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应邀访问澳,与澳国防部长约翰斯顿宣布,中、澳、美将于2014年10月在澳北部举行代号为“科瓦里”的联合军事演习。“科瓦里”演习将展示三国合作增强地区稳定的共同意愿,并“将成为澳、中、美三方防卫合作的重要里程碑”。⑥

  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澳对美中关系的积极立场,能够使澳从同盟体系内部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一定积极影响。澳对美中关系的上述立场与当前日本安倍政府希望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甚至发生冲突、以便借美国之手削弱中国的“险恶用心”形成了明显对照。如果我们以“对美中关系的影响”作为判断尺度的话,那么,日本无疑是美国盟友中的“绝对负能量”,而澳则可以被视为美国盟友中的“相对正能量”。

  余论

  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后,澳进一步强化与美同盟关系,及时调整其亚太战略,在外交、军事以及经济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与配合。澳追随美国的历史根源在于其作为“西方一员”的身份定位以及“与强者结盟”的对外战略传统,而其现实考量则在于澳希望藉此维护国家安全、促进本国繁荣并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以及巩固自身作为“中等强国”的国际地位。澳大利亚配合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产生了复杂的战略影响,其中消极影响居主要地位,但同时也存在积极因素。面对这一现实,中国对澳基本战略应是积极发展与澳经济合作,使澳在从中国经济崛起中获益的同时,加深对中国经济的依存,逐步形成中澳经济利益共同体和以此为根基的中澳战略伙伴关系,从而强化澳希望中美友好合作的积极动机。同时,针对澳从美国获得安全利益,而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的战略,中国应当使澳认识到,中国绝不容忍包括澳在内的任何国家在损害中国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同时,还能从中国“无代价”地获取经济利益。一旦这些国家越过“红线”,就必须付出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代价。这将使澳在可能的代价面前,更希望中美加强合作,减少矛盾和竞争,并为此采取拉近中美关系的立场和措施,从而使澳大利亚能够从同盟体系内部发挥有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更多积极作用。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澳将会逐步调整对外战略,并在中美之间采取更加平衡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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