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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矛盾探析

作者:周杰   来源:《前沿》2014年第9期发布时间:2015/02/26
摘要:上海合作组织自正式成立以来已有二十余载,但其内部仍然存在各种矛盾。由于各成员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民族宗教冲突以及国家间的相互诚信度上都存在着各类矛盾。针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如何定位及其功能如何,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上海合作组织内部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均是对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矛盾的分析重要依据。

  一、上海合作组织的定位

  对上海合作组织现在及将来关系的评估的二重性有许多事实为依据。

  首先,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怀疑是由于许多显而易见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使工作复杂化。而对上海合作组织的乐观观点来自于该组织提出的大规模的计划方案。初看起来,上海合作组织各方面都很好,尤其是与其他组织比较起来。苏联解体后最大的联盟独联体———被宣布为解体后的团体。在没有得到区域安全系统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乌兹别克斯坦支持之前,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不能成为名符其实的安全组织。民族主义者并不反对上海合作组织。就如同哈萨克斯斯坦加入“统一经济空间”和“关税同盟”一样。并且“中亚合作组织”的未来也不会影响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因为中亚共同体已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而欧亚经济共同体在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前又失去了自己的存在意义。

  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举行首脑会议,提名项目,发起倡议,扩大范围,但繁荣背后并没有看到实际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相对于组织来说,成员国国内社会很平静,因为除了在日常生活中的演讲和峰会,没有人看到上海合作组织有特别的因素能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

  二、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

  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都包括什么?

  首先就是安全工作。上海合作组织的首要任务就是同三股势力做斗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而上海合作组织的第一个部门就是反恐部门。但就在安全工作中,上海合作组织却违背了基本原则,在保障安全方面表现得毫无作用。当成员国中的某个国家遭遇到安全威胁时,都不会想到上海合作组织。

  例如2007年6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奥什爆发的血腥民族冲突中,罗扎·奥通巴耶娃直接向俄罗斯申请援助。她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忘记了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互助并维护地区安全。又如今年1月,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乌飞地Cox的问题上出现紧张气氛时,两国竟都未考虑到上海合作组织。虽然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有潜力解决边境问题的组织,在此问题上不止一次地表面了自己的立场。但飞地问题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在双边基础上是不可能解决的。

  而当安全威胁上升到地缘政治层面时,本应该维护地区安全的上海合作组织却未能为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援助。例如在2008年8月俄罗斯同格鲁吉亚的军事冲突,俄罗斯极力挑唆上海合作组织为自己站边。但因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都不想自己卷入反对西方的冲突中,因此上海合作组织的“一切为了和平”的口号就成了空话。

  在此基础上,经济方面的合作则更加堪忧。问题在于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几乎所有的成功经济项目都是建立在上边协议的基础上。这是因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即使有些合作计划已经敲定,但在实际运作一些大型项目的过程中仍会遇到各种障碍。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项目的实施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建立和运行。共同教育空间这一想法本身带来的只能是积极的情绪。特别是对于中亚国家,因为在该区域内,由于在教育领域贪污受贿比较猖獗,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不断下降和大学牌子不硬。

  但整个运作被烙上“上海合作组织”的烙印。各成员国主要大学也被指定为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主要机构。

  总之,这些学校也只是能有机会将自己的一些学生作为交流生派出去学习一学期并准许其毕业。除发放本学校毕业证书之外,还发放上海合作组织大学证明。类似的情况还有: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还存在两种体制上的差异,从而形成一连串自身影响上海合作组织大学机构运行的负面因素。

  三、上海合作组织体制存在的矛盾

  (一)上海合作组织间体制矛盾的第一个层面

  首先是中国和俄罗斯暗地里较劲。而且该竞争仅存在于中亚。

  还存在余下的国际性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包括伊朗核叙利亚问题,北约扩张,“天鹅绒”革命以及阿富汗问题上北京和莫斯科表现出了少有的一致性。但莫斯科经常唱衰上海合作组织。有许多提议和拨出预算,但总的来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不让上海合作组织越过对话框架(运作)。

  俄罗斯试着把上海合作组织推向国际化,在世界范围里扩张或积极运作,但这些都令北京不快,对于北京方面来说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具体性的机构,北京担心上海合作组织被冲垮,而同样也使中亚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被卷入一场新的俄罗斯同西方的对抗中去。

  而对于加强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莫斯科有别的可以替代上海合作组织作用的组织机构,但还不包括中国。如今俄罗斯正顺利地为争取具体的组织活动而奋斗,如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安全计划中的快速反应部队,或是经济领域中关税空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莫斯科历史性的访问,看来应当为潮流更迭奠定基础,让克里姆林宫看到联合项目的利好之处,中国也有许多投资机会。

  第一个效益也就随之而来,“烃突破”在访问过程中被提上日程,讨论在该领域与哈萨克斯坦合作。尤其是通过使用阿塔苏至阿拉山口的管道。这一“突破”使在不远的将来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进行能源合作。例如,不止一次开始推进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的工作。在任何时候,俄罗斯与中国为“争夺”中亚而进行的竞争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最主要和最系统的问题。而影响该问题的因素又有许多,并且解决该问题只能寄希望于俄罗斯和中国双边关系的改变。然而中国方面很明显已经明白了这一点。

  (二)上海合作组织间体制矛盾的第二个层面

  上海合作组织间体制差异的第二个层面是中亚国家自己之间的竞争,区域国家之间的分离进程,在中亚精英们力量的不同区域中心的投掷。

  这样一来,所宣扬的以信赖为基础的“上海精神”实际上在所有的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中由于各种借口并没有体现出来。

  乌兹别克斯坦同吉尔吉斯的关系就会定期出现危机。亟待解决的飞地、散居人、水资源和动力问题的解决前景仍不明朗。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显示出了不少潜在的紧张关系。相互指责,索赔不断,追忆旧的恩怨:有关管道输送,天然气供给的谈判,特别是水资源问题的争议,这一切不是彼此之间的信任问题,而是精英政治变化后如何建立关系的问题,首先需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是乌兹别克斯坦,而后是塔吉克斯坦。

  还应该提到塔什干与阿斯塔纳的政治竞争问题。但该问题与其他问题相比并不会构成明显的威胁,这个问题属于两个国家首脑之间的个人的问题。

  反过来,哈萨克斯坦也正在经历解体过程在该地区的消极后果。此外,由于其地理位置,哈萨克斯坦基本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中心,因此也是边界线、水资源、基础设施安全、打击贩毒和极端主义等问题的核心区域。外交政策的灵活性允许阿斯塔纳避免不必要的紧张,但与地区邻国的关系却总是有太多的“火药味”。然而,上海合作组织机制有尚未与中国讨论双边的跨界河流问题,或者至少开始三边的与俄罗斯有关额尔齐斯河的支流的谈判问题。整个区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权更替机制的不确定性。

  虽然,变化也不是特别多。土库曼斯坦的变革,它只是一个时间推迟的问题,因为没有确定的机制。吉尔吉斯也没有一个稳定的机制,由于政变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因为拉赫蒙的年纪问题,塔吉克斯坦距离面临这个问题还比较远,尽管这个问题迟早会发生,考虑到其负面的内战及其作为阿富汗的邻国,这个国家的政治变化的风险程度要高得多。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区域安全最重要的成分。地方或上海合作组织区域能够承受在吉尔吉斯斯坦或塔吉克斯坦发生的混乱,甚至不受干扰,但脱离哈萨克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将意味着现有的安全系统和上海合作组织机制的终结。但在这个关键的安全问题上,上海合作组织是无能为力的。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吉尔吉斯斯坦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在此之前,“上海合作组织”只有五个成员国。对于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两次革命,“上海合作组织”只能袖手旁观,专家也只能在论坛上抱怨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所缺少的因素。基本上,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潜在的敌意,解体的过程,大肆宣传的“民族主义”都与上海合作组织倡导的价值(上合精神)相背离。这也是上海合作组织内的第二轮系统性矛盾所在。

  因此,尽管上海合作组织有高水平的政治,贸易,运输能力,但由于复杂的内部系统冲突,近十年内“上海合作组织”的能力几乎未得以发挥。不安的关系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内部矛盾,使得上海合作组织不仅要开发新的合作方式,还要执行那些早期已经采取方案。中国投资人在中亚国家的利益将推动上海合作组织解决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上海合作组织账户等其他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

  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的制度很快将会实现。该项目获得中国、俄罗斯和哈方首脑的提名和支持。然而,由于事实上,在该地区能源系统的建立要通过一个困难的时期,其中的每个国家不是努力建立一个整体的能源系统,而是都努力建立自己的系统尽可能自给自足,因此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现有存在的但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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