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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定阳出使与美对中朝宗藩关系的认识

作者:任洋洋,杨华国   来源:《红河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发布时间:2015/01/13
摘要:1887年底,朴定阳作为朝鲜驻美国公使出使美国。围绕着朴的出使,清政府和朝鲜产生了众多矛盾,其实质就是关于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而产生的矛盾。作为朴出使国的美国,美国政府不知道怎么对待这种宗藩关系,表示“搞不懂”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关系。最终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决定仅仅按照条约行事,不干涉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关系。

  引言

  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是古代中国宗藩体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长久以来,中朝之间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宗藩关系。但是19世纪末以来,亚洲局势的改变也改变着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清政府越来越加强对于朝鲜的控制,甚至直接派兵进驻朝鲜;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朝鲜国内也发生着改变,国家主权意识渐渐萌发,这些都表明着传统宗藩关系的改变。那么对于朝鲜觊觎已久的西方列强又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宗藩关系呢?朴定阳的出使在朝鲜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李鸿章称其为“欲示自主于天下”。[1]

  关于这一事件,国内也有一些研究,如张礼恒和王伟《“朴定阳事件”与中朝之间的外交纷争》,文中认为中朝两国围绕着朴定阳在礼节上的问题实际上是表达了“朝鲜政府谋求国家独立自主的坚强决心,体现了朝鲜政府对清政府全面干预政策的强烈排斥与憎恶”。“朴定阳事件”作为一个信号,事实上宣告了19世纪80年代后清政府全面干预朝鲜内政外交政策的失败。蔡晓燕在《“朴定阳事件”与中朝宗藩关系的变化》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张礼恒在其另外一篇《袁世凯与“朴定阳事件”》中主要表述的是袁世凯个人在“朴定阳事件”中的活动。但是这些研究的着眼点都是在中朝两国之间,忽略了作为朴定阳出使国的美国。对于这一事件,本文就通过朴定阳出使所引发的争论来探讨美国对于这一时期中朝宗藩关系的认识。

  一“朴定阳事件”

  1882年5月22日,《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薛斐尔条约》)在朝鲜仁川签字。条约规定“此次立约通商和好后,两国可交派秉权大臣驻扎彼此都城”,[2]此款成为后来朝鲜遣使赴美的依据。1887年8月18日,朝鲜国王高宗任命朴定阳为驻美国、沈相学为驻英、德、俄、意、法国的公使。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一次任命常驻欧美各国的驻外使节。朝鲜此举主要“欲示自主于天下”并借欧美势力牵制中国,以达到冲破宗藩体制的束缚,最终实现自主的目的。而清政府则因有损宗主国体面,以“不得平行示属邦于各国”[2]

  对朝鲜遣使进行了积极的干涉。当时被清政府派驻朝鲜的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在得知此消息之后,考虑到朝鲜和清政府都同样派出公使,为了“以符旧制”,必须让朝鲜和清政府公使在任地的来往文书具有能够明确表示上下关系的格式,光绪帝也下达了“朝鲜派使西国,必须先行请示,俟允准后再往……”[3]的谕旨。袁世凯在收到这份谕旨之后,要求朝鲜办理手续,朝鲜不得不从头开始向清政府申请批准派出大使。

  尽管清政府内部有人反对朝鲜派出驻外公使,但是总理衙门认为朝鲜和西方各国已签订的条约中都有“派使互驻”的规定,所以不能随意否决朝鲜派遣公使之事。10月19日,光绪皇帝下达了正式认可朝鲜派遣公使的上谕,并要求李鸿章就派遣之事中不完善之处与朝鲜方面进行协商,以期完备。李鸿章在11月9日,电训袁世凯通告朝方遵守“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挈同赴外部”、“遇有朝会公燕、酬酢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交涉大师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4]三项要求,称之为“三端”。

  朝鲜对于清政府的要求表示同意,终于在11月12日朝鲜公使得以成行,于第二年1月9日到达了华盛顿。若按照“三端”的要求,朴定阳应该先行拜会清政府驻美公使张荫恒,但是朴定阳并没有这样做。张荫恒在11日便给李鸿章打了紧急电报,李鸿章在收到电报后立即命令袁世凯要求朝鲜政府遵守“三端”。朴定阳在没有拜会清政府公使馆的情况下,按照预定于13日会见了国务卿贝亚德。16日晚,袁世凯与朝鲜交涉,要求朴定阳遵守“三端”的电报送达朴定阳处。其后,朴定阳依然没有主动拜会清政府公使馆,甚至于在第二天向美国总统递交了国书。20日李鸿章收到来自袁世凯的电报,称朝鲜国王进臣郑秉夏来到袁世凯处试探道“议准三端中,先谒华使请挈往一端,殊失韩国体”“删其第一端,以全韩国体”。[4]

  22日,统理衙门督办赵秉式又转达了口头请求,“如由华使挈往外部,美廷有意斥退国书”。[5]两次探寻都显示出朝鲜难以接受“三端”的第一条。

  清政府方面当然对此持否定态度。李鸿章于23日命令袁世凯传告朝鲜国王“三端既经议定,岂容轻易更张。著即电知该国王,恪遵前议办理”。[4]朝鲜政府对于朴定阳这种违反“三端”的行为始终未予以正式的答复,后来在袁世凯不断的催促下,朝鲜统理衙门和议政府相继发回了答复。双方的答复中都承认是朴定阳犯了错误,但又认为他违反“三端”是迫于“如由华使挈往外部,美廷有意斥退国书”,不得已而为之。李鸿章在2月3日具体盘查朴定阳的电报,认为其“显系造言抵赖”,命令袁世凯对其言论进行反驳。[4]

  此事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清政府决定静观朴定阳回国之后朝鲜政府的姿态。最终在7月7日,李鸿章命令袁世凯转令朝鲜进行调查并提交说明,朝鲜统理衙门对其回复要向朴定阳询问。其后袁世凯写信给朴定阳,三个多月后,朝鲜政府告知袁世凯朴定阳因病很快就会返国,到时可以当面询问。朴定阳在回国途中却以养病为借口在日本停留4个月,直到1889年4月底,袁世凯才得知其到达当时的汉城。袁世凯严厉的主张将朴定阳作为“华、韩罪人”加以处罚,但朝鲜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6]

  袁世凯一再要求朝鲜查明情况并对朴定阳加以严惩,最终,议政府和统理衙门在9月3日做出了回答,其核心还是朴定阳之所以违反“三端”实是由于若遵守“三端”,美国会斥退国书,还要求免于对朴定阳的处罚。清政府不接受朝鲜的这种解释,袁世凯向朝鲜递交了反驳书。这次,朝鲜没有向清政府屈服,以后朝鲜不仅不提处罚朴定阳之事,还多次尝试要任用他,并不断的要求对“三端”的第一条加以删改。

  清政府后来对于修改“三端”的要求一直都未予批准,中朝之间对“三端”的看法截然相反。清政府认为朝鲜为之属国,即使已然派遣公使常驻外国,在派驻地仍然要明确其宗主国的地位。朝鲜在《江华条约》开国之后,国内兴起了开化的思想,形成了以金玉均、朴泳孝、俞吉浚等为主的开化派。开化派明确指出,锁国攘夷是行不通的,只有适应时代形势的发展,开国通商,才能摆脱深刻的社会危机。他们对于中朝之间的传统宗藩关系有了重新的认识,希望脱离于清政府的宗藩关系,建立独立国家,提出了即“保我权利,光我王室”、[7]“兴新改旧,恒图独立”。[7]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朝鲜国内还出现了国家主权的意识,俞吉浚在《邦国权利》中提出“大国为一国,小国亦为一国,国上更无国,国下亦无国”,[8]朝鲜的外交日益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接连出现了“甲申政变”与“朝俄密约”,这反映出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已发生了变化,朝鲜日益在寻求突破与清政府宗藩关系的束缚。在“朴定阳事件”中,李鸿章称之为“欲示自主于天下”,朝鲜希望通过这次派出驻外大使得到独立国家的地位,那么作为朝鲜出使国的美国是怎样看待朝鲜呢,是把其视为清政府的属国,还是视为独立国家,这就涉及到美国对于这一时期中朝宗藩关系的认识。

  二美国对于中朝关系的认识

  (一)媒体的认识

  朴定阳在抵达华盛顿之后没有按照“三端”要求,自己直接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贝亚德,这种行为引起了清政府驻美公使张荫恒的强烈不满。张荫恒又因一些美国报纸的新闻论调变得更加的紧张起来。10日的《华盛顿邮报》写到“清政府对朝鲜人最近显示出的独立不羁的进步精神颇感厌恶”,[9]在1887年年底的《纽约时报》上就对朝鲜派驻欧美公使一事做出了评论,“它事实上主张朝鲜完全独立于清朝”。[10]

  但是美国新闻界对于清政府与朝鲜的关系还没有完全清楚的认识,13日朴定阳结束与贝亚德的会见之后,《纽约时报》报道“我们对清政府和朝鲜之间正确的政治关系还是心存疑问”。[11]张荫恒随后与朴定阳的美国随员安连展开了口水战。张荫恒在《纽约捷报》采访时表示中朝关系“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放弃它是清朝的属国”,[12]安连在《纽约捷报》上表示“朝鲜现在不是清朝的属国,之前也不是”。[13]

  我们不能把安连的看法当做朝鲜方面的官方见解,但是由这些在报纸上的论辩可以看出美国当地新闻报道不仅反映出双方的态度,还对各自态度的形式、甚至对于行动本身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经过了这一段双方的口水战,《纽约捷报》做出了“朝鲜为清朝之属国,就相当于缅因州是合众国的一个州”[14]的报道。双方在美国媒体上展开宣传战,而美国媒体对于中朝关系的认识也是飘忽不定。

  (二)政界的认识

  在谈及美国政界对于清政府与朝鲜关系的认识之前,不得不先了解下《薛斐尔条约》及其照会,因为这对美国认识中朝美三国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1882年,《薛斐尔条约》签订时规定有互派和接受公使、领事。美国认为这是最能表现一个国家主权的规定。谈判中,薛斐尔强烈反对将朝鲜属于清政府的条款写入条约,李鸿章对此却毫不退让。最后达成妥协,在条约签订之后,由朝鲜向美国政府提交一份照会,其内容为“表述条约的缔结是在清朝的指导下进行的”,[15]据薛斐尔的解释,这只是“实现已报告过的以前的承诺”“并不附加任何政治性条件”。[16]

  清政府的想法显然不是这样,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美国认可其对于朝鲜的宗主权。这就成了美国认识朝鲜与清政府关系的关键。

  在朴定阳出使遇阻之时,美驻朝公使田士谟向袁世凯发出抗议,指责他的干涉使朴定阳无法赴任,违反了《薛斐尔条约》中的相关规定。田士谟在抗议袁世凯阻止朴定阳赴任之后,就打电报给华盛顿说明情况。袁世凯以“照会”中的规定反驳道“朝鲜为清朝属国,该国对清朝的所有义务都与其他缔约国无关,应该被履行。”[17]

  田士谟对于这种解释表示无法理解,认为袁世凯的解释是对条约的错误解释,他担心“如果清政府对于上述权利的主张得逞,朝鲜的自主就会遭到毁灭。”[18]对于“照会”表示“还没有正式听说过”“美国政府对朝鲜王国的地位和自主性质的看法只能以条约正文的条款为基准决定”,[19]

  这表明田士谟是把朝鲜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看待,与袁世凯的观点截然相反,矛盾的焦点就在于对于照会如何理解。在驻朝公使与袁世凯进行交涉的同时,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也在与清政府进行交涉。国务院在收到之后,国务卿贝亚德给驻华公使田贝发电报,令他向总理衙门抗议“清政府阻止朝鲜派遣公使”的行动,表达美国的“遗憾”之意。[20]

  在提出抗议近三周之后,才得到清政府方面的回复。对于派出大使一事,清政府认为朝鲜“照约而行,中国无所用其阻止”,[21]但是“惟朝鲜为中国属邦,交涉大端,例须先行请示”。田贝当天就把清政府的电报上报给国务院,第二天贝亚德收到电报,并给田贝以回复。再回复中贝亚德说道“按照美国在条约谈判过程中也曾确认过的内容,即使朝鲜对清政府有朝贡关系,它还是有自主权的”“美朝条约的起源就在于清政府声明本国条约不适用于朝鲜”。[22]

  美国由以往与朝鲜签订的条约中规定了互派公使、领事的规定认为朝鲜是拥有自主权的国家,但事实却是相反的。朝鲜无处不受到清政府的影响,美国于是对清政府与朝鲜的关系发生了疑惑,发出了“谁要为条约规定的履行责任”的疑问,他认为“根据条约,这种责任是要由朝鲜来负的”。最终贝亚德表示“我们对朝鲜和清政府的关系是搞不懂的”“必须确认清政府的真正地位”,他一直在思考清政府在“对作为条约缔结国的朝鲜的自主”方面显示出让自己“困惑的态度”。[23]

  在1888年的1月26日,贝亚德结合所掌握的情况,做出了国务院关于朝鲜的所谓最终判断,“美国既然不插手清政府和朝鲜的关系,我们会按照惯例,将他们作为各自独立派出使节的单独政府来对待”。[24]

  美国要把清政府和朝鲜当做“单独的政府来对待”,第一点就是坚持尊重条约这一立场,朴定阳的赴任和他对国务院单独访问都已经是既成事实;第二点他“搞不懂”中朝关系,于是就决定采取“不插手”的态度。其后贝亚德又给田贝发出电报,在电报中贝亚德继续认为美国没有必要插手到清政府与朝鲜的关系之中,他说“就朝鲜对清政府的完全独立这一问题大肆活动是不理想的、不会带来任何利益的”“美国的立场只是要求朝鲜遵守条约所规定的义务,不应该对遵守条约之外的清政府和朝鲜关系进行不必要的议论”。[25]

  美国认为只要条约得到遵守,它就不会干涉清政府和朝鲜的关系,美国的立场就是要求遵守《薛斐尔条约》中的规定。

  三小结

  19世纪末期,随着列强的入侵,清政府与朝鲜之间传统的宗藩关系发生了改变。列强入侵朝鲜,清政府已经无力再履行传统宗藩关系中需要对朝鲜需尽的责任,李鸿章等人认为让朝鲜与西方国家签订条约,以期望各国相互牵制,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清政府一方面声称朝鲜的内政外交由其自主,对在朝鲜发生的事件不负直接责任;另一方面又认为朝鲜是中国的属邦,不承认其是独立王国。朝鲜与美国签订的《薛斐尔条约》中,规定了双方可以互派公使常驻首都,在美国看来,这是独立国家才具有的权利,这显然与清政府的观点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朴定阳出使事件中集中展现出来。

  在朴定阳出使中,开始时阻止其出使,后来要求朝鲜遵守“三端”,目的就是要求表明朝鲜是清政府属国的地位。美国在朴定阳事件中认为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关系是不明确的,美国对这种关系表示“搞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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