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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之路举步维艰

作者:吴思科   来源:《当代世界》2014年第8期发布时间:2014/10/20
摘要:叙利亚局势动荡已持续三年多,成为中东地区大动荡中最引人关注的焦点,也是地区和域外大国博弈的前沿。联合国先后任命两位德高望重的特使为叙危机政治解决艰难斡旋,国际社会也曾积极配合,但接连受挫,无功而返。

  叙利亚局势动荡已持续三年多,成为中东地区大动荡中最引人关注的焦点,也是地区和域外大国博弈的前沿。联合国先后任命两位德高望重的特使为叙危机政治解决艰难斡旋,国际社会也曾积极配合,但接连受挫,无功而返。叙当局和反对派武装至今兵戎相见,已导致16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沦为异国难民,许多文明胜地被摧毁,昔日繁华的城市变成废墟,民众生灵涂炭,成为西亚北非大动荡以来的重灾区,令世人痛心。就在叙战火纷飞的情况下,叙利亚于2014年6月初举行了总统大选,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以88.7%的得票率高票当选。7月16日,巴沙尔在叙总统府宣誓举行就任典礼,开始他第三个为期七年的总统任期。

  面对这一结果,支持巴沙尔的叙民众欢欣鼓舞,上街游行庆祝;而抵制此次选举的反对派则宣称这次大选是“一场闹剧”,“选举结果无效”;美国和西方国家则拒绝承认叙大选结果,称这次选举“不合法”。相对于选举结果,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叙大选过后,叙利亚局势将如何发展?愈演愈烈的暴力冲突带来了大量生命的消逝、数百万人的流离失所、基础设施的巨大破坏、族群矛盾的逐步累积,唯独没有给叙利亚人民带来他们所渴望的变革、发展和稳定。如此深痛的创伤和裂痕,可能需要叙利亚花费几代人的时间去弥合。

  笔者曾经在叙利亚工作生活四年多,记忆中那个社会祥和、文化昌盛、人民热情质朴的国家,已是面目全非,流血冲突却似乎仍未有穷期,令人心痛。叙利亚危机爆发并恶化到目前的程度,既有叙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内因,同时也是外部势力插手干预使然。叙危机爆发后,笔者作为中东特使几次访问叙利亚,同叙政府和反对派进行多次接触,为尽早结束叙危机奔走各方。现在几乎逢人便被问及:叙利亚危机的出路究竟在何方?显然,叙利亚最紧迫的任务是尽快停火止暴,重启政治对话。对各方而言,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不会有胜者,遭殃的是叙国内老百姓。

  “内生性”政治变局的“质变”

  叙利亚地处地中海东部,战略地位重要,被称为中东的“心脏”。首都大马士革曾有“天国里的城市”之美誉。在1200多年前,这个城市作为整个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首都长达100多年,后让位于巴格达,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已深深扎根于叙利亚社会之中。叙利亚虽然几经时代变迁、异族统治、外国占领,但其根深蒂固的“阿拉伯属性”及民众对阿拉伯民族的认同感却经久不衰。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奥斯曼帝国统治几百年后,叙利亚在20世纪上半期沦为法国委任统治地,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获得独立,并自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跳动的心脏”。以统一阿拉伯世界为使命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最早就是在叙利亚创建的,取得政权后他们不懈努力,试图把自己的理想诉诸实践。

  巴沙尔自2000年就任叙利亚总统后,一方面继承父亲阿萨德的内政、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也曾试图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政治上尽量释放政治犯,放松言论控制,打击贪腐行为,并明令禁止神化国家领导人;经济上果断推行九个五年计划,进行经济改革,提出了“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一揽子计划,吸引外资。这些改革,曾一度被誉为“大马士革之春”。但过快的改革步伐很快遭到国内一些元老和保守人士的反对,“大马士革之春”未能取得巴沙尔期望的成果。

  在始于2010年底的阿拉伯世界动荡大变局中,叙利亚也迅速陷入动荡漩涡和军事对抗。面对民众不满的浪潮,巴沙尔也曾借势推动叙国内改革,并于2012年2月26日举行新宪法草案全民公投。新宪法草案公投结果显示,高达89.4%的投票公民支持叙新宪法草案。同年2月,巴沙尔签署了叙利亚新宪法,让人们看到叙利亚从叙利亚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的民主政体。叙利亚新宪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政治制度建立在政治多元原则之上,通过投票实施政权民主。叙新宪法还废除了总统终身制,新宪法第88条规定,通过投票实施政权民主,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为七年,只能连任一届。

  叙利亚政府曾试图以进行全国对话、举行由叙境内反对派参加的议会选举等政治方式解决叙危机。然而,叙利亚因作为地区大国伊朗的战略盟友而陷入教派斗争的漩涡,叙当权者也成为西方大国决意借“阿拉伯之春”拔出的“异类”。叙的变革努力未能带来局势的缓解,叙反对派得到美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武器装备方面的更大支持,暴力冲突愈演愈烈。虽然叙反对派力量得到加强,但在政治和军事路线方面如同一盘散沙,导致叙全国的武装派别曾多达数百家,经常为抢夺地盘纷争不已。特别是基地组织等极端恐怖势力趁机渗入并逐步做大,令支持倒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势力的西方国家也陷入两难困境,虽在选择培育温和反对派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试图整合反对派,但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叙政府虽面临巨大压力,处境困难,但内部一直相当稳定,有较强的凝聚力。叙利亚的统治阶层主要是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什叶派在叙利亚属于少数,但控制整个局面,政府军中80%以上的士兵也同样来自阿拉维派,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先例让他们认识到,他们与现政府是荣辱与共的关系。这也是巴沙尔在6月总统大选中能继续得到国内大多数民众支持的重要原因。巴沙尔之所以急于组织大选,原因之一就是要赶在2014年7月其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之前,通过大选使其执政的合法性得到再次确认和延续。

  显然,巴沙尔组织此次大选的底气,还来自2014年以来政府军在战场上所取得的优势。与反对派武装相比,政府军在人员数量、武器质量、军事素质及可动用的国家资源上都占据优势。2014年5月8日,因聚集了大量反对派武装而被称之为“革命之都”的叙利亚第三大城市霍姆斯被政府军收复,这极大提振了叙政府军的士气。在此情况下,巴沙尔信心满满地宣布要在年内结束战斗。

  但政府军在战场上的优势还不稳定,政府军目前只是夺回了对巴沙尔政权存亡至关重要的中西部地区,在军力上互有消耗,要彻底消灭反对派武装仍非易事。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广大地区依旧控制在反对派手中,且叙反对派仍未被彻底挫败。有分析认为反对派还有7—10万人的实力。当然,反对派武装力量分散,目前主要立足于巩固对北部一些地区的控制,并通过发射迫击炮弹、小股作战等方式袭扰首都等重要城市。如此看来,战场上的胶着状态还会继续。

  大国博弈需让位于相向而行

  叙利亚危机是西亚北非变局的一部分,叙利亚政府与其反对派的矛盾折射出存在于该地区更大范围的矛盾,包括该地区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域外大国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西亚北非地区部分国家出现的变局本质上是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总爆发,也属于该地区国家必须经历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本应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节奏,但是美西方及部分阿拉伯国家的介入很大程度上使局势自动荡之初就偏离了正常的方向。

  美国因素不可忽视。除了该地区三股势力及贫富差距扩大等内部原因外,美国对当前地区局势的恶化负有重要责任。美曾在该地区长期发挥主导作用,为维持其霸权利益,以自己的标准对地区国家进行“民主改造”甚至“政权更迭”,留下一个个“烂摊子”,然后宣布进行战略调整,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把收拾中东乱局的责任推给其盟友和国际社会。美国逐渐发现,其一度热心支持的“阿拉伯之春”并没有带来他们想要的结果,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教派激战像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就叙利亚而言,逊尼派极端分子建设“伊斯兰国”的图谋已从叙利亚延伸到邻国伊拉克和一些周边地区,不能不引起各方警惕。因此,选择让该地区国家相互牵制以保持其战略平衡被认为是美国的战略考虑。

  为推动叙危机政治解决,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第二任叙利亚问题特使普拉希米辞职后又就解决叙利亚危机提出六点主张,包括呼吁国际社会为结束叙利亚冲突采取行动,同时敦促安理会对叙利亚实施武器禁运;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尽最大努力保护叙利亚人民;亟需采取新的努力启动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进程;和平进程必须确保严重罪行得到追究;尽快完成叙利亚化学武器销毁工作;必须应对叙利亚冲突对地区造成的影响,包括极端主义威胁。

  实现这一愿景,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只要各方坚持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恪守“行动小组”日内瓦外长会议公报精神,向叙利亚各方发出明确、一致的信息,国际社会就可以为叙利亚开启政治对话、实施政治过渡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这需要智慧,更需要团结。2014年6月底前销毁叙化学武器的工作如期完成,显示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合作的能力。在联合国的推动和协调下,国际社会对叙利亚实行了人道主义救援,对缓解叙民众苦难起到一定作用,但在推动政治解决方面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其间除了叙内部种族和社会矛盾之外,更重要的是国际因素的介入与干扰。而为解决乌克兰和伊拉克危机,又使俄美之间的博弈进一步延伸到叙利亚问题上来。这种情况下,恢复日内瓦会议、重启谈判等努力更难提上日程,叙大选成为叙各方新一轮较量的起点。

  恐怖势力趁机做大

  叙利亚持续内战,为极端恐怖势力滋生提供了土壤。叙局势动荡以来,一些国家有意回避叙利亚内乱中的恐怖主义问题,并未将其列入优先解决日程。但随着叙利亚局势不断恶化,以叙利亚为基地、号称“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IS)”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武装在旋风般地攻陷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之后,在伊拉克北部和西部数省攻城略地,直接威胁首府巴格达。自称建立“伊斯兰国”的极端恐怖组织宣布的国土横跨叙利亚和伊拉克,从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省到伊拉克东部的迪亚拉省。该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冲突期间进入叙利亚,同反对派武装一起同叙利亚政府军作战。叙利亚沦为国际恐怖势力新战场,也成为上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极端恐怖分子训练营地。受伊斯兰极端思想蛊惑,有来自六十多个国家的近两万名极端分子加入叙反对派武装,其中有一部分来自西方国家。经过伊斯兰极端思想的灌输和实战训练,其中有不少人已返回本国,成为各国的公害。

  而在三年多的西亚北非大变局中,美国带头举起倒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旗子,与地区一些国家大力支持叙反对派武装,使叙利亚陷入内战和割据局面,成为伊斯兰教极端恐怖分子的温床。现在一些美国官员也认为,美国本土安全面临的最直接恐怖威胁将来自“基地”组织。盘踞叙利亚的极端组织近来宣布建立“伊斯兰国”,对于整个地区和国际社会都是一个警示。恐怖主义仍是当今世界的头号公害。反对恐怖主义必须综合治理,各国协调行动,反恐不能搞双重标准,姑息养奸只会反噬自身。国际社会对叙利亚问题的关注重点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如今人们更关注的是叙利亚问题久拖不决给地区安全带来的威胁,极端思潮和恐怖主义的危害早已溢出叙利亚而对伊拉克等周边国家、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构成严峻的安全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对于地区稳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中国立场经得起历史考验

  中国从叙危机一开始就主张尊重叙人民的意愿和选择,通过对话与和平协商使人民的合理诉求得到实施。随着形势的演变,中国着眼于叙人民的整体利益和地区稳定,多次提出政治解决叙危机的主张和建议,呼吁各方停止一切暴力行动。三年多来中国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给政治解决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空间,提出并履行“五个坚持”:坚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叙问题,坚持由叙人民自主决定国家的未来,坚持推动包容性政治过渡进程,坚持在叙利亚实现全国和解和团结,坚持在叙利亚及周边国家参与人道救援。中方努力实现的目标就是推动叙各方走出一条符合叙自身国情、兼顾叙各方诉求和利益的“中间道路”。

  回顾中国在解决叙利亚危机过程中的作用,可以用顶住压力、保持定力、展露能力、彰显魅力来形容。当西方和部分地区国家借利比亚战事余威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拿到倒叙政权的“合法性”时,中国顶住压力连续三次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与俄罗斯等一道使这一图谋落空。在此后汹涌澎湃的倒叙浪潮中,中国坚持政治解决主张不动摇,保持了定力。中国适时提出政治解决的主张,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所赞赏,展露了能力。中方同叙政府和反对派保持联系,促停火止暴,推动和谈,政治解决的主张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作用为各方重视,彰显了魅力。

  作为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笔者在叙利亚局势发生动荡之后曾几次受命赴叙,同叙政府和反对派接触联系,曾分别同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总协调员哈桑·阿卜杜拉—阿济姆和“变革和解放人民阵线”领导人格德里·贾米勒会谈。阿济姆是一位律师,当时已年近八旬,曾七次被政府投入监狱,但他仍然坚持社会变革的政治诉求,同时反对外国干涉,尤其是军事干涉。

  因此,他对中国反对外国干涉的立场非常赞赏,认为中国在安理会投下否决票的举动恰恰是在维护叙利亚人民的利益。贾米勒也坦言:“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变革,可能需要的时间长一些,甚至要十年、二十年,但却能避免社会的撕裂,对人民、国家造成的损失会小很多,后遗症也会少很多。”历史是一面镜子,外部军事干涉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成了现实的反面教材。

  严酷的现实让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政治解决是叙利亚危机的唯一现实出路,中国的主张为越来越多的方面认可,笔者在多种国际场合听到人们用“均衡”和“睿智”这样的词来形容中国的主张。尽管政治解决的道路不平坦,面临诸多困难,但毕竟是代价最小、后遗症最少的选项。叙冲突双方确实存在强烈的互不信任,彼此的立场也相去甚远,但国际社会应不断积累正能量,推动冲突各方尽快坐到谈判桌前,通过对话找到能充分反映叙利亚人民意愿、能被叙利亚各方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这需要勇气,更需要诚意。

  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是中国一贯坚持的主张,也是西方国家绕了一大圈之后现在才确立的目标。和平,是世界各国发展与繁荣的根基。给和平以机会,为和平而努力,这才是真正的负责任。把握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一方面需要看到中国捍卫《联合国宪章》精神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坚定意志,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中国对复杂形势的现实关照。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坚持劝和促谈,坚持为政治解决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和平而努力。中国充分利用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国际信任资本与不断提升的实力,为解决叙利亚问题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中国同时接触叙冲突双方,积极斡旋;多批次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销毁叙利亚化武提供了必要的器材和物资,有效履行了大国责任。同时,中方也深刻认识到中东热点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为此,中方持之以恒地积极推动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朗核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只有从根本上改善脆弱的地区战略安全环境,地区才有可能走出战乱,实现和平稳定,地区国家才能集中精力谋发展,使民生得到改善。这将是地区各国人民之福,世界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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